吉蒂也跟施塔尔夫人认识了，这种认识，连同她对瓦莲卡的友情，不但对她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使她精神上的苦痛得到了慰藉，从此她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一个和她的过去毫无共同之处、崇高而美好的世界——从这世界的高处她可以冷静地回顾往事，并找到了这种慰藉。这个世界向她呈现出除了吉蒂一直沉湎的本能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显示出来的，但和吉蒂从小所知道的宗教毫无共同之处，与在可以会见朋友的寡妇院[23]里的通宵的礼拜，以及在同牧师背诵斯拉夫语的经文上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截然不同。这是一种与崇高的、神秘的和高尚的思想感情相联系的宗教，不仅能够相信它，而且也能够热爱它。

吉蒂并不是从言语中探索出这一切的。施塔尔夫人同吉蒂谈话，就像同一个可爱的小孩谈话一样，那使她愉快地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只有一次，施塔尔夫人说起在人类的一切悲哀中，只有爱和信仰能够给予人安慰，基督对于我们的怜悯是无微不至的。说到这里她立刻转移话题，谈别的事情了。但是从施塔尔夫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从她天国般的——像吉蒂所称呼的——目光中，特别是在她从瓦莲卡口中听来的她的全部生活经历中，吉蒂发现了她以前不知道的“重要的”东西。

但是，虽然施塔尔夫人品德崇高，身世动人，她的话语高尚而优美，吉蒂却在她身上发现了某些使她困惑的特征。她注意到每逢人家问起她的亲属的时候，施塔尔夫人总是轻蔑地一笑，那是和基督的仁爱精神不符的。她还注意到当她看见她和天主教神父们在一起的时候，施塔尔夫人就特意把自己的脸藏在灯罩的阴影下，神色异常地笑起来。这虽是两件小事，却使她感到困惑，她对施塔尔夫人产生了怀疑。但是，瓦莲卡，孤苦伶仃，无亲无故，怀着悲哀的失望，一无所求，一无所悔，正是吉蒂梦寐以求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在瓦莲卡身上，她看出来人只应当忘却自己而爱别人，这样人才能够心安理得、幸福和高尚。而这就是吉蒂所渴望的。现在清楚地看出来什么是最重要的，吉蒂不再满足于赞叹一番，而是立刻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展现在她面前的新生活中。根据瓦莲卡讲述的关于施塔尔夫人以及身旁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吉蒂已经构思出她自己未来的生活计划。她要像瓦莲卡屡屡谈及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琳一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寻找受苦受难的人，尽力帮助他们，送他们《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和临死的人读《福音书》。像阿琳那样读《福音书》给罪犯们听，这个念头使吉蒂格外着迷了。但是这是吉蒂一个既没有对母亲，也没有对瓦莲卡说起过的秘密的梦想。

但是，吉蒂虽然等待时机，可以大规模地执行她的计划，就在现在，在有这么多害病和不幸的人们的温泉，很容易就找到仿效瓦莲卡来实行她的新理想的机会。

起初公爵夫人只注意到吉蒂受到施塔尔夫人，尤其是瓦莲卡的那种她所谓迷恋的强烈影响。她看到吉蒂不但在行动上仿效瓦莲卡，就连走路、说话、眨眼睛的样子也都不自觉地仿效她。但是后来公爵夫人注意到在她女儿心中除了这种狂热之外，还发生了某种重大的精神变化。

公爵夫人看到了晚间吉蒂在读施塔尔夫人给她的一本法文《福音书》，这种事她以前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而且看到她避开社交界的朋友，却和在瓦莲卡保护之下的病人，特别是有病的画家彼得罗夫的贫寒家庭来往。吉蒂很明显以在那个家庭担负看护的职责而自豪。这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没有理由反对，况且彼得罗夫的妻子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德国公爵夫人注意到吉蒂的行为，称赞有加，把她称作“安慰天使”。假如不是太过分了的话，这一切本来会是件善事。但是公爵夫人看到她的女儿在走极端，因此她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她谈了。

“凡事总不要过分。”她对她说。

但是女儿没有回答，她只是心里想，为基督教做事是不能说“过分”这种话的。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有人拿去你的内衣，你就连上衣都给他。[24]在信奉这样一种教义中还有什么过分可言？但是公爵夫人不高兴这种极端行为，尤其不高兴的是她觉得吉蒂不愿把她的心事向她尽情吐露。吉蒂也的确对她母亲隐瞒了她的新的观念和热情。她的隐瞒并不是因为她不尊敬，或是不爱她母亲，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比起母亲来，她更愿意对别人表露自己的感情。

“安娜·巴甫洛夫娜好像好久没有来看我们了，”公爵夫人有一天谈起彼得罗夫夫人，“我请她来，可是她好像有点不痛快。”

“不，我没有这样感觉，妈妈。”吉蒂红着脸，说。

“你好久没有去看他们了吗？”

“我们打算明天登山去。”吉蒂答。

“哦，你们去吧。”公爵夫人端详着女儿困惑的脸，竭力想要猜出她困惑的原因。

那天瓦莲卡来吃饭，通知说，安娜·巴甫洛夫娜改变了主意，明天不去登山了。公爵夫人又看出吉蒂的脸红了。

“吉蒂，你没有和彼得罗夫家发生什么不愉快吧？”公爵夫人在只剩下她们两个人的时候问，“她为什么不再打发小孩来，自己也不来看望我们了呢？”

吉蒂回答说她们中间没有发生什么，并且说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巴甫洛夫娜对她好像很不满意。吉蒂说的完全是真话。她不知道安娜·巴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的原因，但是她却猜到了几分。她不能够对母亲说出她到底猜到了什么，也不能够向自己说出真情。这种事，即使自己知道了，对自己也决不能够说，万一弄错了那就太可怕、太丢脸了。

她反复回忆着她和那个家庭的全部关系。她记起了她们初次会见时表露在安娜·巴甫洛夫娜善良圆脸上的纯真喜悦；她记起她们怎样秘密商量，怎样计划诱导病人丢开禁止他从事的工作，拉他一同到户外去散步；她记起了叫她“我的吉蒂”的小男孩，对她十分依恋，她不在就不肯躺下睡觉——这一切多么美好！接着她记起了彼得罗夫那穿着褐色上衣的消瘦憔悴的病容，长长的脖子，稀疏的鬈发，一双探究般的碧蓝眼睛，那眼睛吉蒂初看见时感到那么可怕，还有他竭力在她面前装得健壮和活泼的一副病态；她记起了开头她是怎样努力克制着对他，像对一切肺病患者一样感到的厌恶，以及怎样煞费苦心找话跟他谈；她记起了他凝视她时那种胆怯的、感动的眼色，她感到的怜悯、不安和随之而来意识到自己的善行的奇异心情。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但是这一切都是开始时的事情。现在，几天以前，一切都突然破坏了。安娜·巴甫洛夫娜假作亲热迎接吉蒂，不断地观察她和她丈夫。

她走近时他表露出的那种感动的喜悦，难道竟是安娜·巴甫洛夫娜冷淡的原因吗？

“是的，”她回想着，“安娜·巴甫洛夫娜有些不自然，而且完全不像她的善良的性情，她前天生气地说：‘看吧，他总算把您等来了，您不在他不肯喝咖啡，虽说他已衰弱到这种地步了。’”

“是的，也许，当我把毛毯递给他的时候她也很不高兴。那本来不算一回事，但是他那么过意不去地接过去，而且感谢了我那么久，弄得我也不好意思了。还有他给我画的那么出色的肖像。尤其是那惶惑而温柔的目光！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吉蒂恐怖地暗自重复说。“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应该有的！他是多么可怜啊！”她随即对自己说。

这种疑惑毁了她的新生活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