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育儿室，列文又是独自一个人了，他立刻又回想起那个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思想。

他没有回到传来人声的客厅里，而逗留在凉台上，倚着栏杆仰望天空。

天色完全暗了，在他眺望着的南天万里无云。阴云笼罩着对面那个方向。那里电光闪闪，远方的雷声隆隆。列文听着水珠从花园里的椴树上有节奏地滴落下来的声音，望着他熟悉的三角形星群和从中穿过的支脉纵横的银河。每逢电光一闪，不但银河，连最明亮的星辰也消失了踪影，但是闪电刚一熄灭，它们就又出现在原来的位置上，仿佛是被一只手准确无误地抛回去的。

“哦，是什么让我感到困惑？”列文暗暗地问自己，其实这个疑问的答案他的心中是有的，只是他还不知道。

“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显现，就是通过启示而向人们显示善的法则，我觉到这些法则就存在我的心中，承认了这些法则，不论我愿不愿意，我就和其他的人被联合到一个信徒的团体中了，这个团体就叫作教会。哦，可是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他把这个在他看来极危险的疑问提到自己面前，“难道这几亿人口就被剥夺了那种最高的幸福吗？没有那种幸福，人生就毫无意义了。”他暗自沉思，可是立刻又纠正了自己，“但是我到底在探求什么？”他自问，“我在探求人类各式各样的信仰和神力的关系。我在探求上帝向这星云密布的整个宇宙所显示的普遍的启示。我究竟是在做什么？对于我个人，对于我的心，已经无疑地显示了一种远非理智所能达到的认识，而我却顽固地一厢情愿要用理智和言语来表达这种认识。”

“难道我不知道运转的不是星辰吗？”他暗自追问，凝视着一颗明亮的行星已经移到一棵白桦树树梢，“但是我，望着星球的运转，我就想象不到地球的运转，因此我说星球在移动是对的。

“如果考虑到地球的全部复杂而变化多端的运行，难道天文学家还能了解和计算出什么吗？他们推论出的一切有关天体的距离、重量、运行和蹑动的不可思议的结论，都是以天体环绕着可见而固定不移的地球的运转为根据的，这种运转就展露在我眼前，多少世纪以来对于千百万人说它总是这样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且永远是可以加以证实的。就像天文学家的结论如果不是以子午线和地平线作为观察看得见的天体的依据，就会是虚妄而不可靠的，我的结论如果不是以基督教显示给我们的分清善恶观做根据——这种善恶观无论过去或现在对于所有人永远不变，而且在我心中永远是可以证实的——那也会是虚妄而不可靠的。至于其他宗教信仰以及它们和神的关系问题，我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解决。”

“你还没有走？”他突然听见吉蒂的声音说，她正路过这里到客厅去。“怎么回事，你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吧？”她借着星光凝视着他的面孔。

要不是一道使繁星失去光辉的闪电照亮了他的面孔，她就不会看清他的面部。借着闪电的光芒她看见了他整个的脸，看出他是平静而愉快的，她对他莞尔一笑。

“她懂得，”他想，“她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要不要告诉她？是的，我要告诉她……”但是他刚要开口，她就说：

“科斯佳！请你帮个忙，”她说，“到角落上那个房间去看看，他们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安排得怎样了！我去不大方便。看看他们是不是放上新脸盆了？”

“好的，我这就去。”列文说，站起来吻了吻她。

“不，我还是不告诉她的好，”当她从他身边向前走去，他想，“这对于我个人说，是一个必不可少、十分重要、非言语所能表达的秘密。”

“这种新的情感并没有使我有所改变，没有使我感到幸福，也没有像我梦想的那样突然间使我大彻大悟，只是像我对我儿子的感情一样。这也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且不管这是不是信仰——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这种情感在历尽痛苦之后不知不觉产生了，在我心中牢固地扎下根。

“我照样还会跟车夫伊万发脾气，照样还会和人争论，照样还会不合时宜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心灵最神圣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们，甚至和我的妻子之间仍然会存在一道鸿沟。照样会因自己的恐惧责备她，并且还会因此感到后悔。凭理智我仍然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祈祷，但是我照样还会祈祷。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什么事情降临到我的身上，随时随刻，不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没有意义，而且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而且有权把这种意义融入我的生活中去！”

[1] 美国朋友们：1866年，亚历山大二世逃脱了卡拉科佐夫行刺的阴谋后，美国有一个外交使团到俄国来表示庆贺，对俄国给予联邦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谢意。

[2] 那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地描绘了这种悲惨的情况。该信发表在《莫斯科的报告》上，迫使政府采取行动，除了私人捐献，总共捐助了二百万卢布。这样人民勉强度过那一年。

[3] 斯拉夫问题：斯拉夫各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19世纪70年代最现实的政治问题之一。作者很了解斯拉夫各民族反抗异国统治的历史性斗争的意义。

[4] 当时，继保加利亚人起义以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许多俄国志愿兵参加了起义。

[5] 这是一支爱国歌曲。

[6] 李斯提奇（1831—1899）：塞尔维亚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1876年塞尔维亚与土耳其战争时他任外交部长，采取亲俄政策。米兰·奥布廉诺维奇（1854—1901）：于1872年统治塞尔维亚。1876年，社会舆论迫使他对土耳其宣战，以支持波斯尼亚人民的起义。经过长期战争，塞尔维亚获得独立，米兰于1882年自己宣布为国王。

[7] 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政论家，斯拉夫主义最大的代表人物。他的神学著作于1867年在布拉格发表。

[8] 普加乔夫（约1742—1775）：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农民起义的领袖。

[9] 引自《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