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已经到了盛夏时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其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那部花了六年心血写成的著作《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一年前已经完成。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都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曾在自己朋友圈子里朗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要思想对于读者说来已经不是完全陌生的了，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在社会上造成重大的影响，即使不是一场科学革命，至少也要引起学术界的巨大轰动。

经过精心修订后，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而且分发到书商们手里。

虽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任何人面前提到过这本书时，或朋友们问起，也只是淡淡地勉强做出回答，甚至也不去问书的销路，但是他却时刻注意着自己的著作在社会上和出版界引起的最初反响。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在社会上没有丝毫反应；朋友们，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出于礼貌，才在他面前略略提及，其他的熟人们，由于对学术著作完全不感兴趣，只字不提。社会上，当前另有别的事要关注，对该书更是反应冷淡。在学术刊物上，整整一个月，对该书还是保持沉默。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毫无反应。

只在《北方甲虫》上，在一篇论倒了嗓子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里，插入了几句对科兹内舍夫的著作颇为不敬的言辞，指出这部作品早就遭到人人的指责，受到众口一词的奚落。

终于，到了第三个月，在一本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遇见过他。

作者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患病的小品文作家，他文笔泼辣，极没有教养，在私人关系上表现得十分怯懦。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根本瞧不起这个作者，但他还是怀着敬意阅读了这篇评论文章。好厉害的文章。

显然这位小品文作者丝毫没有理解该著作，却巧妙地摘录了一些引文，让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显而易见看过这部书的人寥寥无几）误以为整部著作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甚至多有用词不当之处（已用问号标出），可见该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云云。文章写得巧妙异常，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也难以否认。这正是其厉害之处。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来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正确与否所持的态度十分诚恳，尽管他对人家所讥讽的缺点和错误不以为意，认为这显然是吹毛求疵——却立刻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他和文章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详情细节。

“我哪里得罪过他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想起来了，当时谢尔盖·万诺维奇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愚昧无知，这正是撰写该小品文的动机所在。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从此书刊和人们的谈话中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著作便保持了死一般的沉默，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他耗费了大量的热诚和心血、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诸东流了。

现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后，他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著述上了。

谢尔兹·伊万诺维奇天资聪慧，学识渊博，身体健康，且精力充沛，但自己的精力却无用武之地。交际场、大小会议、委员会里和凡是可以讲话的场合，他每每都要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占去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习惯城市生活的人，他不允许自己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所表现的那样，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费在与人交谈上，因此他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和智力。

幸亏，在他的著作失败以后这段痛苦的日子里，异教徒、美国朋友们[1]、萨马拉的饥荒[2]、展览会和招魂术等热门问题都被以前社会上不大受人注目的斯拉夫问题[3]所取而代之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是这一问题的鼓吹者之一，他便顺理成章地全身心投入到这些事件中去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其他问题再也没人去写、去谈论了。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把闲暇的时间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处处都充分表现出人们对斯拉夫人深切的同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就细节上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并不十分赞同。他看到斯拉夫问题，虽说花样翻新，却成了社会人士谈论的时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热衷其事，无不怀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的和夸大其词的东西，其目的无非是哗众取巧和压制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首当其冲的和叫得最响的都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之人，他们要么是光杆司令、没有部的部长，便是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他看出其中有很多轻浮和可笑之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其中不乏毋庸置疑和不断增长着的热情，从而使社会上所有阶层的力量联合起来，令人同情。屠杀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英雄主义，在全民族中唤起了一种愿望，不是用言语，而是要用行动来支援自己的兄弟。

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高兴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现。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愿望。“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如是说。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清楚地觉得这是一种规模必然很宏大的划时代事件。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之中，忘了去想自己的著作。

他的全部时间占得满满的，连回复他人的信件和请求都无暇顾及。

忙了整整一个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之后，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到乡下他弟弟那里去。

他准备去那里休息两个星期，同时也可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在偏远的乡村，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场景，他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对这种精神是深信不疑的。卡塔瓦索夫早就答应去拜访列文家，这次为实践自己的诺言，答应和他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