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虽然极冷静、极理智的人，却有一种和他的性格总的倾向相反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一听到或看见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无动于衷。看到眼泪，他就会激动起来，完全丧失了思考力。他部里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都懂得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求告的女人们千万不要流泪，如果她们不想错过机会的话，“他会发火，不听你的话了。”他们这样说。而实际上，在这种场合，眼泪会激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思想混乱，情绪急躁，怒火中烧，“我无能为力，请你走吧！”他在这种场合总是这样嚷起来。
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把她和伏隆斯基的关系告诉了他，随即双手掩面，哭起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虽然心中对她产生了愤恨之情，但同时也感到了她的眼泪照常搅得他心慌意乱。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当时是不宜流露任何感情的，他竭力克制着，一动不动，没有看她一眼，于是脸上呈现出的是死人般异样的僵冷表情，那表情给了安娜非常深刻的印象。
车到门口，他扶她下了马车，极力控制住自己，带着他惯常的彬彬有礼的态度向她道了别，说了句含含糊糊的话。他说他明天会把他的决定告知她。
他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给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的心以剧烈的创痛。由于她的眼泪所引起的那种对她的怜悯害得这创痛加剧了。但是当他一个人在马车里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完全摆脱了那种怜悯，并且也摆脱了最近引起他的那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这就使得他又惊又喜了。
他体验到像一个人拔了一颗痛了好久的龋齿那样的感觉。经过了可怕的痛楚和好像把什么巨大的、比头还大的东西从牙床拔下来那样一种感觉之后，患者几乎还不相信他自己这么幸运，忽然感到败坏了他的生活那么久、让他耿耿于怀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能够生活和思想，又对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趣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他感到他又能够生活，又能够思索别的事情了。
“没有廉耻，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早就知道，早就看到了，虽然我为了顾全她，极力欺骗自己。”他暗自说。而他真的觉得好像他一向就看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的详情细节，他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看来，这些情景明白地表明了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大错误，但是这不能怪我，不幸的不应当是我，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而在她。现在我和她没有关系了。在我心目中她已不复存在……”
她和她儿子将遭遇什么命运——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变了——已不再使他关心。现在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如何才能甩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最好的、体面的、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于己最有利，因而也是最正当的。
“我不能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而使自己不幸。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摆脱她，免得害得我也陷入困境。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方法。”他对自己说，眉头皱得更紧了，“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例证且撇开不讲，从最近大家重新回忆起来的《美丽的海伦》中密尼拉依[3]开始，现代上流社会中妻子对丈夫不贞的实例一一浮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的脑海中，“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就连德拉姆，这么正直有为的人……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回想着，“纵然人们会刻薄地嘲笑这些人，但是我从来只把这个看作一种不幸，别无其他想法，而且总是对这种事抱着同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对自己说，虽然这并非事实，他对这种不幸从来不曾同情过，而他听到背弃丈夫的不贞的妻子的事例越多，他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这种不幸人人都可能遇到，如今也降临到我头上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最好的方法摆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开始思考和他同样处境的人们所采用过的方法。
“达里亚洛夫采用决斗的办法……”
决斗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年轻时候特别关切，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胆怯的人，他也有自知之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一想起手枪对准自己就毛骨悚然，所以他平生从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怖心理在他年轻时候常常使他联想到决斗，设想他将不能不把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那种情景。功成名就，获得了巩固的社会地位以后，他早已忘却这种心情了。但是这种心情出于惯性作用，又抬头了，害怕自己胆怯的心情现在变得非常强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从各方面把决斗的问题思前想后了好久，想得出神，虽然事先他十分清楚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不会和人决斗的。
“无疑，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野蛮（英国另当别论），有许多人（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的意见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特别尊重的），把决斗看作是好事；但是会有什么后果呢？假定我找他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继续对自己说，生动地想象着他在挑战之后将要度过什么样的一个夜晚，想象着那瞄准自己的手枪，不禁打了个寒战，知道自己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我怎样射击，”他径自想下去，“并且把我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我扣动扳机，”他闭上眼睛，自言自语，“结果我打死了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一面自言自语，一面摇着头，好像要驱除这些无谓的念头似的，“为了要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而谋杀一个人，那有什么意义？这样我还得决定怎样处置她。但是更有可能，而且无疑的是——我将会被打死或是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会成为牺牲品——被打死或打伤。这就更没有意义了。且撇开这个不说，由我提出决斗也是不当的。我的朋友们不会让我决斗——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或缺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这一点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吗？结果会怎样呢？既然我事先明知道绝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结果我好像只是以这样的挑战来沽名钓誉似的。这是不正直的，虚伪的，自欺欺人。决斗是毫无道理的，谁都不会期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只是保护我的名誉，为了顺利地继续进行公务活动，名誉是必不可少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一向把公务看得关系重大，这时就格外重要了。
经过再三考虑，抛弃了决斗的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就想到了离婚——记得这是好些被侮辱的丈夫所选取的另一个解决方法。他细细思量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他非常熟悉的上流社会里司空见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竟找不出一个和他现在所遭遇的是同一个目的的离婚事例。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丈夫实际上是出卖或出让了自己不贞的妻子，让犯了罪、没有权利再结婚的一方，和一个自命为丈夫的人结成了不正当的、非法的婚姻关系。在他现在的情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看出了，要获得合法的离婚，就是说，把犯罪的妻子一休了事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以他所处的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可能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来即使有可能，他们的体面生活也不容许把那样的证据提供出来，即使提供出来也会使他在舆论中受到比她更大的损害。
离婚的企图只会弄到对簿公堂，丑名远播，给自己的敌人以绝好的机会来诽谤和攻击他，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在于息事宁人，这也不是离婚所能达到的。而且，假若离婚，哪怕只存在离婚的企图，那么，妻子会和丈夫断绝关系，而和情人结合，这是很显然的。虽然他现在觉得他对妻子完全抱着轻蔑和冷淡的态度，然而在心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对于她还剩下这样一种感情，那就是不愿意看见她毫无阻碍地和伏隆斯基结合，犯了罪反而占到了便宜。单这个念头就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十分恼怒，一想起这个，就痛心得呻吟起来，他不由得抬起身子，在马车里变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很长时间内他皱着眉坐在那里，把他容易受寒的、瘦骨嶙峋的两腿包在毛茸茸的绒毯里。
“除了正式离婚，还可以照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做——和妻子分居。”他镇定下来继续想道。但是这个办法也和离婚一样有损名誉，而尤其要紧的是，分居恰如正式离婚一样，会使他的妻子投到伏隆斯基的怀抱中去。“不，不行，不行！”他大声说，又把绒毯拉了一拉，“我不应当不幸，她和他也不应当幸福。”
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那种嫉妒心情，一经妻子把话挑明，就像病牙被猛力拔去了。但是那种心情却被另一种心情所代替：那就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但愿她也为自己犯下的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不承认有这种感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渴望她因为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吃尽苦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又细想了一遍决斗、离婚、分居所具备的条件，又一次抛弃了这些念头，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途径：就是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动用一切手段去斩断他们的私情，而更重要的——他自己并没有承认这点——去惩罚她，“我得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就是说，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对双方来说，一切别的解决办法都不如表面上的维持现状好！在她遵守我的意愿，即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系的严格的条件之下，我答应维持现状。”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终于采取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想到了另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只有这么办，我才是依照宗教精神行事，”他对自己说，“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犯罪的妻子，却给予她悔悟的机会。而且，纵然这使我很难受，我还是要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尽我的一分力量。”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明白他对妻子绝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这么做充其量只是一种虚伪的表现，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度过这些痛苦时刻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寻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时候，宗教认可他的决定，使得他完全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这样的关键时刻，谁也不能够说他没有依照宗教教义行事——他总是在普遍冷淡和漠不关心的人群中高举起宗教的大旗——他觉得非常高兴。当他进一步考虑到今后的问题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和妻子的关系不能仍旧像以前一样。不消说，他再也不能够恢复对她的尊敬了，但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了一个堕落、不贞的妻子而扰乱他的生活，使他苦恼不堪。“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帖的，旧的关系又会恢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对自己说，“那就是说，恢复到这种地步，我不会感到我的生活中有过风波。她应该不幸，但是过错不在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