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泉疗养季节快结束的时候，谢尔巴茨基公爵从卡尔斯巴德到巴敦和吉星根[25]去看望了俄国朋友——像他说的去呼吸俄国的空气——以后，就回到家人身边。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于国外生活的观点截然相反。公爵夫人觉得一切都很美满，尽管她在俄国有稳定的社会地位，但她在国外却竭力想装得像一位欧洲的太太，可就是装不像，因为她是一位典型的俄国太太——因此她装模作样，自己也觉得别扭。相反，公爵觉得国外一切都是可憎的，讨厌欧洲的生活，处处保持着自己的俄国习惯，并且在国外故意要显得更不像欧洲人。

公爵回来时显得瘦了，两颊的皮肤松弛，但是心情很好。当他看见吉蒂完全康复，心情就更愉快了。得知吉蒂同施塔尔夫人和瓦莲卡交上朋友，公爵夫人说起她观察到吉蒂心中起了某种变化，对此公爵心里很不安，引起了他的疑虑和恐惧，唯恐人家引诱他女儿离开自己，摆脱他的影响，从此管不住她了。但是公爵生性善良，游历了卡尔斯巴德温泉回来后更是心情愉快，这些不痛快的消息便淹没在了慈祥而欢乐的汪洋大海中了。

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长大衣，脸上带着俄国人特有的皱纹，浆得硬邦邦的领子撑住微微鼓胀的两颊，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女儿一同到浴场去。

这是一个明媚的清晨：整齐清洁、赏心悦目、有小花园的房子，红脸、光着臂膀、喝足了啤酒、快快活活忙碌着的德国女仆，灿烂的阳光——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但是他们越走近浴场，遇见的病人越多，这些病人的样子在井井有条的德国日常生活中显得更加可怜。吉蒂对这种鲜明对照已习以为常，不感到大惊小怪了。灿烂的阳光，葱茏的绿树，阵阵乐声对于她来说是这些熟识的人的天然背景，在这些人身上，像她所看到的，总是起着不是向好就是向坏的变化。但是在公爵看来，六月早晨的明朗和愉悦，乐队奏着流行的欢快的《华尔兹舞曲》，尤其是健壮的女仆的身影，和这些从欧洲各处来的半死不活的病人联系在一起，显得极不协调，十分怪诞。

公爵和他的爱女手挽手，虽然觉得自豪，而且好像恢复了青春，但是他却为自己有力的步伐和粗壮的四肢而感到局促不安，自己就像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赤身露体，几乎有点害羞了。

“把我介绍给你的新朋友们吧，”他的胳膊肘紧夹女儿的胳膊，对她说，“因为治好了你的病，我连那讨厌的苏登温泉也喜欢起来了。只是这里阴郁，太阴郁了。那是谁？”

吉蒂一一说出他们所遇见的、她熟识的和不熟识的人们的名字。在花园入口，他们遇见盲妇伯尔特夫人和她的领路人，公爵看见这位法国妇人一听到吉蒂的声音就眉开眼笑，十分高兴。她立刻用法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过分的殷勤和他攀谈起来，称赞他有这么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吉蒂捧上了天，管她叫宝贝、珍珠、安慰人的天使。

“哦，那么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微笑着说，“她管瓦莲卡小姐叫作第一号天使呢。”

“啊，瓦莲卡小姐，她可真是一位天使呢，真是的。”伯尔特夫人附和道。

在游廊里他们遇见了瓦莲卡本人。她拿着一只雅致的红色小提包，匆匆忙忙地向他们走来。

“您看，我爸爸回来了。”吉蒂对她说。

瓦莲卡做了一个介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立刻和公爵攀谈起来，又大方，又自然，就像她和其他人谈话一样。

“我当然知道您，知道得可清楚了。”公爵对她说，流露出一丝微笑，吉蒂根据那微笑看出来她父亲喜欢自己的朋友，觉得非常高兴，“您匆匆忙忙到哪里去？”

“妈妈在这儿，”她转向吉蒂说，“她整整一晚上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把她的针线活给她拿去。”

“她就是第一号天使？”公爵在瓦莲卡走后问。

吉蒂看出她父亲本来想嘲笑一下瓦莲卡，但是因为他喜欢她而不能那样做了。

“哦，这样我们可以看见你所有的朋友了，”他继续说，“甚至施塔尔夫人，假使她还会肯赏光认我的话。”

“怎么，难道你原来认识她，爸爸？”吉蒂看见提起施塔尔夫人的名字时，公爵的眼睛就燃烧着嘲弄的火焰，便惴惴不安地问。

“我认识她丈夫，和她也有点面熟，在她加入虔诚派[26]以前。”

“什么叫虔诚派，爸爸？”吉蒂问，发觉在施塔尔夫人心中她那么重视的东西居然有个名称，不禁吃了一惊。

“我也不很清楚。我只知道她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不幸都要感谢上帝，连她丈夫死了也要感谢上帝。说来好笑，他们俩总是合不来。”

“那是谁？一副多可怜的面孔！”他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一条在他那瘦长的腿上揉成了奇异折痕的白裤子，坐在长凳上，便问。

这人把草帽举到他的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了被帽子压得发红的高高的前额，一副病态。

“那是画家彼得罗夫。”吉蒂回答，脸红了。“那是他的妻子。”她指着安娜·巴甫洛夫娜，补充说。她就在他们走近的时候，显然是故意跟着一个沿小路跑去的小孩走开了。

“可怜的人！他的面孔多么可爱！”公爵说，“你为什么不到他跟前去？看样子他要和你说话。”

“哦，那么我们就去吧，”吉蒂说罢，断然掉转身走过去，“您今天觉得怎么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拄着手杖，羞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自己来介绍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就等着您来，公爵小姐。”他对吉蒂说。

他说话的时候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动作，竭力想要装得好像有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来，但是瓦莲卡说安娜·巴甫洛夫娜捎话说你们不去了。”

“不去了？”彼得罗夫说，涨红了脸，于是立刻咳嗽起来，用眼光四处寻找他的妻子，“安尼达！安尼达[27]！”他叫，他的细瘦的雪白脖子上的青筋胀得像绳索一样粗。

安娜·巴甫洛夫娜走了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他哑着嗓子，生气地低声问。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巴甫洛夫娜说，浮上完全不像她以前的态度，露出假笑，“很高兴认识您，”她转而对公爵说，“大家老早就等着您呢，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画家又一次沙哑地、更生气地低声说，显然因为他的声音有气无力，未能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而冒火了。

“哎哟！我以为我们不去了。”他妻子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他咳嗽着，挥着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和女儿一道走开了。

“唉！唉！”他深深叹息道，“啊，可怜的人！”

“是呀，爸爸，”吉蒂回答说，“你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仆人，几乎身无分文。他从画院领到一点钱。”她激动地继续说，竭力想消除由于安娜·巴甫洛夫娜对她的态度的奇异变化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苦恼。

“啊，施塔尔夫人来了。”吉蒂指着一辆轮椅说。在轮椅里，靠在枕头上，一个包在灰色和青色东西里的物体躺在阳伞下。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在她背后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阴郁而强壮的德国工人。她旁边站着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瑞典的伯爵，吉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周围慢慢走着，凝视着这位太太，好像打量一个稀罕物件。

公爵走近她。吉蒂立刻又在他的眼睛里觉察出了那使她心慌意乱的嘲弄的火焰。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极其斯文、彬彬有礼，用现在很少人能够讲得那样优美的法语打起招呼。

“不知您是否记得我。为了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厚意，我不能不让您回想起我。”他说，脱下帽子，再没有戴上。

“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向他抬起她那天国般的眼睛，吉蒂在那眼神里觉察出烦恼的神色，“看到您，高兴至极！我极喜欢令爱。”

“您贵体欠佳吧？”

“是的，我也惯了。”施塔尔夫人说，她把公爵介绍给瑞典的伯爵。

“您的风采依然不减当年，”公爵对她说，“我没有荣幸见到您已经有十年、十一年了。”

“是的，上帝赐给人苦难，也赐给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人常常纳闷，苟延残喘地活着有什么意义……那边！”她恼怨地对瓦莲卡说，因为瓦莲卡没有如她的意把毛毯盖住她的脚。

“大概是好继续行善吧。”公爵眼睛里含着笑意说。

“那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施塔尔夫人说，觉出了公爵脸上的微妙表情，“那么，您那本书是送给我的吗，亲爱的伯爵？我谢谢您了。”她转而对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叫了一声，于是向施塔尔夫人鞠了躬，就同他的女儿和过来的莫斯科上校一道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带着讥讽的口吻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和他打招呼而对她不满。

“她还是跟从前一个样。”公爵回答道。

“在她生病之前您认识她吗——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

“是的。我看着她躺倒的。”公爵说。

“据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起不来了，因为她的腿短了一截。她的样子变得太丑了……”

“爸爸，绝不会的！”吉蒂叫着。

“爱嚼舌头的人都这么说，我亲爱的，可有你的瓦莲卡的罪受了，”他补充说，“啊，这些有病的太太们！”

“啊，不，爸爸！”吉蒂激动地说，“瓦莲卡很崇拜她，而且她做了那么多善事！随便问哪个人都行，没有人不知道她和阿琳的。”

“也许是这样，”他说，用胳膊肘夹紧她的胳膊，“但是做了善事，问什么人，谁都不知道，那就更好了。”

吉蒂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她没有话可说，而是因为她连在父亲面前也不愿透露自己内心的秘密。但是，说来也奇怪，虽然她下决心不受她父亲见解的影响，不让他踏入她内心的圣地，但是她却感到她整整一个月来藏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象消失了，就像由被人抛弃的衣服所构成的虚幻人形，当人看出来躺在那里的只是一件衣服的时候，神圣的形象就会消遁一样。剩下的只是一个短腿的妇人，她因为生得难看而终年躺着，而且为了没有如她的意给她盖上毛毯就折磨那个可怜的任劳任怨的瓦莲卡。无论怎么拼命想象，吉蒂也不能把以前的施塔尔夫人形象唤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