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实施新计划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他尽力而为，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相信这事情是值得一试的。主要的困难之一是农事正在进行，不能中途停下来，再从头开始，只得在运转中调整机器。

在他到家的当天晚上，把自己的主意了告诉管家，管家带着明显的高兴神情同意了他那一部分话，就是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愚笨而不合算的。管家说他早就这样说过，但却不听他的话。可是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主张他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对于这个，管家只显出一种大为失望的神色，没有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见，便立刻开始谈起明天急需运走剩下的黑麦捆和派人去锄第二遍地那些事来，因此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讨论他计划的时候。

在开始和农民谈起这事，提议按新的条件把土地租给他们的时候，他遭遇了同样重大的困难。他们正忙于每天的农活，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头脑简单的牧牛人伊万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让他和他一家分享牧场的利益——似乎十分理解，而且完全同情这个计划。但是当列文提到将来的利益时，伊万的脸上就表露出惊异和歉疚，表示不能再听下去了，急匆匆地借口说一些刻不容缓的活等着他干：不是拿起叉子去把干草从牲口棚里抛出去，便是跑去打水，要不就是去扫牛粪。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想要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目的。他们坚信，他的真正目的（不管他对他们说些什么）是不会说出来的。他们自己，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说了许多话，但从来没有说出他们真正的意图。此外（列文感觉到那位爱动怒的地主说得很对），农民们在订立契约的时候，总是把不要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式耕种法，或是使用任何新式农具当作首要的硬性条件。他们承认新式步犁耕得比较好，快速犁也比较快，但是他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说明他们不能使用这两种犁。他确信这样一来势必会降低农业水平，可是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又觉得可惜。但是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到秋天这个计划就开始实行，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

最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依照新的合作条件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是他立刻看出这是行不通的，于是就决定把农场分开经营。畜牧场、菜园、果园、草场和分成几块的耕地，分别加以处理。头脑简单的牧牛人伊万，在列文看来比谁都更理解这个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一家人组成的劳动组合[12]，承担了畜牧场的管理工作。远处一块荒了八年的地，靠着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帮助，在新的合作条件下，由六家农民租下来。农民舒拉耶夫以同样的条件租下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还照老样耕种，但是这三个组是新法经营的基础，占去了列文的全部精力。

事实是：畜牧场的情形并没有比以前更有起色，伊万激烈反对把母牛安顿到温暖的牛棚里，反对提取新鲜奶油，断言要是母牛放在冷处，饲料可以少吃一点，而用酸奶油更有利，而且他要求像过去一样付给他工资，对于他领到的不是工资，而是预付的一份赢利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

事实是：费奥多尔·列祖诺夫那一组借口时间过于仓促，没有依照契约在播种以前把土地翻耕两次。事实上这一组农民，虽然同意在新的条件下耕种土地，并没有把土地看作是大家的共有物，却当作是为了平分收成而租借来的，而且农民们和列祖诺夫本人就不止一次地对列文说过：“要是您收地租，您可以省掉麻烦，我们也比较自由。”而且这些农民还借着种种口实，把契约上规定了的在农场上建筑牲口棚和仓库的事能拖就拖延下去，一直拖到了冬天。

事实是：舒拉耶夫只想把他租下的菜园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他显然完全误解了，而且很明显是故意误解了把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事实是：在他和农民们谈话，对他们说明计划的一切好处的时候，列文常常感到农民们把他说的话当作耳边风，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上当。当他和农民中最聪明的那个列祖诺夫谈话的时候，他格外强烈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列祖诺夫的眼睛里觉察出一种神色，明显地表露出他在嘲笑列文，且有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好像是说，尽管有人上当受骗，但绝不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如此，列文仍然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而且由于严格核算和坚持己见，他将来总会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那时，这办法就会自然而然地推行起来。

这些事情，加上农场上未了的事务，还有他在书斋内的著述工作，在整个夏天占据了列文的心，使他很少出去打猎。在八月末，他从那个送回马鞍的仆人口里听到奥勃朗斯基一家人都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由于没有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由于这种他现在一想起来就要羞得脸红的失礼举动，他已经破釜沉舟，再也不会去看望她们了。他对于斯维亚日斯基家也是同样无礼：不辞而别。但是他再不会去看望他们了。现在这些他都不在乎了。他的农业改造问题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他又读了一遍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手头没有的材料，他又读了一遍有关这个题目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像他预料到的那样，找不到和他所着手的计划有关的资料。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譬如在米勒[13]的著作里，他最早曾经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过的，时时刻刻希望从中得到盘踞在他心头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他找到的是从欧洲的农业状况得来的规律，他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为什么一定会具有普遍性。他在社会主义的书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不论是在学生时代曾迷惑过他的那种美妙的但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者是改良和挽救欧洲经济状况的措施，都和俄国农业毫无共同之点。政治经济学告诉他欧洲的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性的、不变的。社会主义却告诉他，沿着这种路线发展只会引向灭亡。他，列文和所有的俄国农民和地主，怎样处理他们的千百万劳力和千百万亩土地，使他们提高生产来增进公共福利，对于这个问题，两种书籍都没有答案，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既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就细心地阅读了所有与此有关的书籍，而且打算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一番，为的是避免在这问题上遇到像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常遇到的困难。常常，当他开始理解对方心里的思想，而且开始说明他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对方会突然对他说：“考夫曼和琼斯、久布阿、米歇尔[14]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吗？读读吧，他们已把那个问题研究透了。”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歇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知道俄国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某些场合，就像去斯维亚日斯基家半路上那个农家，劳动者和土地能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但在大多数场合，当资本是以欧洲的方式使用的时候，产量就很少，这完全是因为：只有劳动者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法，他们才愿意劳动，而且才劳动得好，这种对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久性的，是人民本性中根深蒂固的现象。他想，俄国人民负有占据和开垦广漠的、荒无人烟的土地的使命，他们有意识地坚持因袭合乎需要的方法，直到所有的土地开垦完了为止，而他们的这个方法也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坏。他要在他的著作中从理论上、从他的农业实践上加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