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人辈出

这时期的诗人至多，各有所树立，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为“三大家”，而厉鹗、沈德潜、赵执信、翁方纲、黄景仁、舒位、郭麐、郑燮亦博得同时的盛誉。

袁枚，钱塘人，为人通脱佚荡，颇为当世所谓学者所苛责。然在当时影响极大，俨为当时东南文坛的大领袖。他的古文与骈文俱畅达而有才气。诗主性灵之说，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故任情而言，以轻洁明白动人。因此颇被讥为浅露。所作有《随园三十六种》，今犹盛行于世。

蒋士铨之《忠雅堂诗集》，以叙事诸作见称。他能用秀丽凄郁之笔，写惊人激楚之故事，故殊动人。论者谓他的“古诗胜近体，七古尤胜。苍苍莽莽，不主故常。正如昆阳夜战，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云垂”(王昶《蒋君墓志》)。今举一例：

仙官来往天台里，父老趋迎男妇喜。

居民捧舆度岞崿，绛节桃花相迤逦。

老藤蟠屈寒蛟僵，万古甲子不可量。

始为绕指柔，渐成百炼刚。

脱身未肯附松柏，定性久已忘冰霜。

敛肉入皮筋入骨，混沌花叶皆收藏。

山鬼惊看避神物，飞仙偶踏行石梁。

不知岁月冉冉过，但觉年命迢迢长。

仙官游金庭，碧林瑶草香。

不觅胡麻饭，不携采药筐。

长揖天姥云：“吾友有母寿且康，

愿乞此藤作筇杖，庶几筋力如藤强。”

天姥愿之笑，美哉公意厚益臧。

神人斤斧乃一举，截藤九尺直以方。

仙官拜赐去，洞天阒寂山苍茫。

携藤归遗小人母，堂北老亲开笑口。

仙人之贻我则有，敢不拜嘉同稽首。

童孙代杖可释肩，看云数雁藤周旋。

掷空真化老龙去，倚壁不扰慈乌眠。

老安少怀见公志，忠信作杖扶危颠。

公身健劲比藤健，野狐敢近天龙禅。

此藤托根本福地，由公归我数则然。

摩姿后世见手泽，母寿愿与藤齐年。

(《天台万年藤杖歌谢陈象臣梦说观察》)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阳湖人，著《瓯北集》。其诗横恣倜傥，以议论、以机警的讽刺胜。或谓他“虽不能为杜子美，于杨诚斋则有过之无不及”。他傲然地答道：“吾诗自为赵诗，何知唐、宋!”中国本少像他那样的诗，正自可独称为“赵诗”。他亦善为考证之学，著《廿二史劄记》及《陔余丛考》。今举其诗一首：

纸窗凉逼露华清，愿影萧然感易生。

渐老鬓毛搀黑白，就衰筋骨验阴晴。

将车送鬼穷难去，食字求仙候未成。

手剔寒灯清不寐，阶前落叶报秋声。

(《漫兴》)

厉鹗(1692—1753)，字大鸿，号樊榭，钱塘人，著《樊榭山房集》。诗品殊清高，如绝壁孤松，自甘清泊。亦善词，清俊雅秀，为当时一大家。

沈德潜(1673—1769)，字碻士，号归愚，长洲人，为江南老名士，年六十六始举于乡。后为编修。相传他曾代高宗为诗，《御制集》中，半是他的代作。死年九十七。他的诗讲究格律，而伤于模拟，规行矩步，无豪迈之气。著《矢音集》及《竹啸轩诗钞》，又编《古诗源》及《五朝诗别裁集》，在当时影响极大。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人，为王士禛之甥婿，而颇不喜士禛的神韵说，著《谈龙录》力攻之，又著《声调谱》以发诗秘。他的诗，纪昀称为“以思路镵刻为主……才力锐于王，而末流病纤小”。他的诗集，名《饴山堂集》。他最服膺常熟冯班。冯班，字定远，号钝吟老人，也是反对士禛之诗论的。

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大兴人，少年登第，功名显达，常数典乡试。他精于金石书画之学，诗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诚斋间。他的论诗，谓：“渔洋拈‘神韵’二字，固为超妙，但其弊恐流为空调，故特拈‘肌理’二字，盖欲以实救虚。”著《复初斋集》。今举一例：

步出长松门，犹听松涛响。

路滑不容去，俯侧潭深广。

奇哉玉渊字，其气雄千丈。

建瓴东北来，直泻势莽莽。

到此一洄漩，小作圆折养。

然后万珠玑，滚滚横摩荡。

划翻水晶宫，神龙击蛟蟒。

精灵来会合，虚无出惚怳。

谁识中粹温，玉烟浮盎盎。

拈破鲵桓机，何如求象罔。

(《玉渊潭》)

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武进人。生平殊清苦，年三十五，卒于远乡之客舍。诗亦如其人之清苦，洪亮吉评之为“秋虫咽露，病鹤舞风”。著《两当轩集》。又工骈文，与洪亮吉齐名，时称“洪黄”。今举其诗一首：

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谁见冢千堆。

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秋绕郭来。

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

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都门秋思》)

舒位著的《瓶水斋集》，与黄仲则之《两当轩集》俱曾为读者所热烈地赞颂过。但黄诗清峭，他的诗则婉妙而含蓄。他与秀水王昙、昭文孙源湘有“三君”之称。

郭麐(1767—1831)，字祥伯，号频伽，吴江人，著《灵芬馆集》。他的诗清幽秀峭，情趣隽永，词尤缠绵悱恻，与厉鹗同为大家。

郑燮，字板桥，福建莆田人，乾隆元年进士。有《板桥集》。他在中国诗坛上的地位很奇异。他是一个通俗的诗人，说起郑板桥来，几乎人人都知道，但正统派的文人却很看不起他，正如他们之看不起张采、李渔一样。如今我们却不能不给他一个地位。他的诗，当然不是金镶玉砌，反之，却是明白如话，清澄如水的。在这些最浅易的诗中，他没有的是缤纷的辞华，有的却是向来诗人不常有的博大的人道精神。他为农夫呼吁，为童养媳呼吁，他反对胥吏的私刑，反对人间的一切暴政。

岂无父母来，洗泪饰欢娱。

岂无兄弟问，忍痛称姑劬。

疤痕掩破襟，秃发云病疏。

一言及姑恶，生命无须臾。

(《姑恶》)

这写的受苦无告的童养媳是如何地动人。这是中国诗人向来不曾踏到的地域!

张惠言，亦以“词”名于时。曾编《词选》，择取极精，其自作亦卓立足以自然，“常州词派”遂由他而造成。此派源深流远，至下一世纪还流风未泯。张惠言，字皋文，有《茗柯词》。

同时，黄景仁有《竹眠词》。

左寿辅，字仲甫，阳湖人，有《念宛斋词》。

恽敬有《蒹塘词》。

钱季重，阳湖人，有《黄山词》。

张琦，字翰风，阳湖人，有《立山词》。

李兆洛有《蜩翼词》。

丁履恒，字若士，有《宛芳楼词》。

陆继辂，字祁孙，有《清邻词》。

金应珹，字子彦，歙人，有《兰簃词》。

金式玉，字朗甫，歙人，有《竹邻词》。

郑善长，名抡元，歙人，有《字桥词》。

此皆列于常州词派之内者。这一派的作风，可以张惠言的《玉楼春》一首为例：

一春长放秋千静，风雨和愁都未醒。

裙边余翠掩重帘，钗上落红伤晚镜。

朝云卷尽雕阑暝，明月还未照孤凭。

东风飞过悄无踪，却被杨花微送影。

绮腻哀艳，宛曲柔和，是他们的特色，而其失，则个性不大鲜明，少豪迈磊落之声容，无浩莽伟壮之气魄。

惠言有甥董士锡，亦善于为词。董士锡字晋卿，有《齐物论斋词》。

又有长洲宋翔凤著《香草词》《洞箫词》，祥符周之琦著《金梁梦月词》，皆可属于这一派。

于上述诸诗人外，张问陶、王文治、王鸣盛、王昶、钱大昕、吴锡麒、金农、杭世骏诸人也很有诗名。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著《船山诗集》。

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人，著《梦楼诗集》。

王鸣盛亦工于考证，著《十七史商榷》。

王昶尝增补朱彝尊之《词综》，又编《清词综》。

钱大昕亦长于考证，他的《十驾斋养新录》为后来学者所珍。

吴锡麒以骈文著。

杭世骏(1695—1773)，字大宗，号堇甫，仁和人，为当时甚得称誉之大作家，其散文也很有名，著《道古堂全集》。

二、骈文中兴

骈文在这个时期是经了久疲之后的中兴。自宋以后，作骈文而工、而有才气魄力者，几于绝无仅有。至此时期，则作者蜂起，而各有所长，工夫深厚而才藻缤纷，为唐以后所未有之盛况。在前世纪，已有吴兆骞、陈其年、吴绮开创风气于前。这时期则胡天游、邵齐焘、刘星炜、吴锡麒、曾燠、洪亮吉、孙星衍、孔广森、汪中、吴鼒诸人。各各虎踞着骈文高坛的一角，气壮而文达，辞丽而理明。

胡天游(1696—1758)，字稚威，号云持，山阴人，著《石笥山房集》，其文奥博而奇肆，气象很广大。

邵齐焘(1718—1769)，字荀慈，号叔山，昭文人，著《玉芝堂集》，能于绮藻丰缛之中，存简质清刚之制。

刘星炜，字映榆，武进人，著《思补堂集》。

吴锡麒，字圣征，号谷人，钱塘人，著《有正味斋集》。

曾燠，字庶蕃，号西溪渔隐，著《赏雨茅屋集》。

此三人皆与邵齐焘同时，星炜之文光洁而明显，锡麒之文深厚而委婉，庶蕃之文则清莹而华妙。

邵齐焘之门下者则有洪亮吉。亮吉为文，气势甚阔大，内容亦殊充实。著《卷施阁集》。他长于经学、史学，为当时有名之学者。

孙星衍与亮吉齐名，亦以经学著，时称“孙洪”。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阳湖人，其为文风骨遒劲。著《问字堂集》及《岱南阁集》。

孔广森(1751—1786)，字众仲，号巽轩，曲阜人，亦以经学著，有《仪郑棠集》，为文亦宛曲达意。

吴鼒常选以上八人之文，为骈文八大家。

汪中不预于八家之列，而其文却高出于他们远甚。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都人，有《汪容甫集》。他的骈文为工至深，而才气纵横，指挥藻典，无不如意，使我们读之，如读清澈明朗之文章，而深为之感动，毫不觉得其为艰深之骈文。这真可谓之特创的“汪体”了!

吴鼒，字山尊，号抑庵，全椒人，著《夕葵书屋集》，为文沉博绮丽。亦可自成为一家。

三、古文光大

桐城派、阳湖派

衍前期归有光之余绪的桐城派的古文，在这时期也显着异常的光芒，给后一世纪以很大的影响。桐城派古文家之中心为姚鼐，在鼐之前者，有方苞、刘大櫆。这三人皆为安徽桐城人，故世号之为“桐城派”。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著《望溪文集》。他的古文稳重而淡远，所缺的却是才气。

刘大櫆，字耕南，号海峰，其文较方苞为尤下，无足称。

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曾受业于刘大櫆。自他出来，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始光大而有影响于世。他著《惜抱轩集》，又编《古文辞类纂》，以示所谓古文之准的。姚鼐的古文也未有多大的才气，而醇厚清远是其特色。当时汉学之威风披靡一世，学者竞事考证，诋斥宋儒，鼐则颇与这个潮流相抗，以为义理、考证、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义理为干，然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后来桐城派诸作家皆守此训言而无违。

当时即受桐城派之影响而别成一支流者有阳湖派。这一派的中心为恽敬及张惠言。

恽敬(1757—1817)，字子居，阳湖人，他著《大云山房集》，文亦清远有情致。故谓之“阳湖派”。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武进人，著《柯茗文集》。他是多方面的作家，才气殊横逸，于经学则有特长的研究，于骈文则成一大家，于词则亦成为一派而有很大的影响，于古文，亦雄伟有气魄，高出于当时古文诸子。

不以古文家著称，而善于条畅明达之风格叙写事理者，有蓝鼎元、全祖望、戴震、崔述、章学诚、焦循诸人。

蓝鼎元(1680—1733)，字鹿洲，漳浦人，为官有能名。世俗所传《蓝公案》(小说)即为叙述他的政绩者。著《鹿洲集》。

全祖望(1705—1755)，号谢山，鄞县人，著《鲒埼亭集》，其中史料极多。

戴震，字慎修，一字东原，休宁人，为当时的经学大师，影响极大，著《戴氏遗书》。

崔述(1740—1816)，字东璧，大名人，著《崔东璧遗书》，以谨慎的不苟信的态度，去研究古书古史，发现了不少前人所未见到的疑点，改正了不少前人所疏忽的错误。当时未有什么影响，近来始为时人所推许甚至。

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以《文史通义》一书博得了不朽的荣名。常以儒者的眼光，痛诋袁枚。

焦循(1763—1820)，字理堂，甘泉人，为当时经学专家之一，著《雕菰楼集》。他的《剧说》，在戏剧研究上是一部很有用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