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的发展为什么如此地迟缓呢？春秋之时，即有关于优伶的记载。如楚有优孟，怜贤相孙叔敖后裔之穷困，因在楚王之前，为孙叔敖衣冠，王大感动，即欲以他为相，他不欲，说了好些讽谕的话。楚王因此大悟，便给孙叔敖子以赠赐。后来类此的记载甚多。大约所谓“优伶”，都为娱乐帝王贵族之人，以愉快的、滑稽的行动，锋利机警的言谈，引帝王们发笑(有时则使他们自省其非)为目的。虽往往装扮成古人的形状，但其目的似不专在于搬演故事，而在于假此以使人发笑，乃是所谓“弄人”之流，而非所谓正式的演剧家。

北齐时，有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大面”(亦称代面)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见《旧唐书·音乐志》)。此为戴假面的歌舞剧的开始，其后类此者尚有所谓“拨头”“踏摇娘”“参军戏”等。

“拨头”者，《乐府杂录》言：“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

“踏摇娘”的起源，据《旧唐书·音乐志》谓：“河内有人，貌恶而嗜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其妻美色善歌，为悲苦之辞。河朔演其声而被之弦管。因写其夫之容。妻悲诉，每摇顿其身，故号踏摇娘。”郎中之状，乃“著绯、戴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据《乐府杂录》，其题为《苏中郎》，盖即《踏摇娘》)。

“参军戏”，则似为不戴假面之戏。赵璘《因话录》言：“(唐)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椿。”

像这一类的零碎记载甚多，俱可为中国戏曲在13世纪之前已发生之证。但在13世纪之前，我们却不能找到一本流传于今的剧本，不能找到一个著名的戏曲作家。《宋史·乐志》言：“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剧词，未尝宣布于外。”苏轼的诗有言：“搬演故人事，出入鬼门道。”则当北宋时已有剧本与具有演者出入之门——鬼门——的剧场了。周密的《武林旧事》载宋官本杂剧段数，多至二百八十本，陶九成的《辍耕录》载金人所作院本六百九十种，大约那时的戏曲必甚发达，剧本作者也必已很多了。但这九百余种的杂剧院本无一传于今者，故不知其体裁之何若，其作者的姓名也都无可考。至今可考知的戏曲作者，且至今尚得读其剧本者，乃始于金末元初之时，即13世纪的前半之时。

大约中国戏曲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地迟缓，其最大的原因乃在于：一是文人以戏曲为下等的艺术，为以娱乐他人为业的“弄人”们的专业，不屑去顾问它；二是诗赋策论为历来文士得官的阶梯，故他们注全力于此，自无暇注意到与科举功名全无关系之戏曲了。到了金、元之时，科举久停，文士无所用心，适值当时民间演戏之风甚盛，于是许多文学者便移他们的注意于科举功名之心而注意于民众的艺术上，而戏曲的伟大作家因此便产生了许多出来了。臧晋叔谓元朝以剧本取士，所以元剧作者特盛，且俱为当时才智之士。实则他的话是没有什么确据的。“以杂剧取士”的话，在历史上并无记载，在别的书上也并无记载，且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等俱为由金入元者，早已以作剧著名，更与元之“举科”无关。臧晋叔的话想必是他对于元剧特盛之因由的“想当然”之解释。

中国戏曲的组成，由下面的三个部分：一为“科”，即指示演者在舞台上的动作；一为“白”，即演者的说话；一为“曲”，即演者所唱的辞句。三者之中，以曲为最重要。近来影刊的《元剧三十种》系依据于元时的坊间刊本，其中“科”“白”俱极简略，有时仅在“曲”前注明“孤夫人上云了，打唤了，旦扮引梅香上了，见孤科”，并不写出他们的对话；有时则竟在全剧中连一点“科”“白”也不写出，全部都是“曲”，如《关张双赴西蜀梦》即为一例。这可见当时戏曲所注重的全在于唱，至于举作与对话则并不重视，可以由伶人自己去增饰表演(《元曲选》中科、白俱全，有的人说这是明人所加的，有的人则说是作者原来所有的。以后说为较可靠。大约作者当初原都有很完全的科、白，坊间刊印剧本时，图省事，每都将它们删去)。但到了后来，则所刊印的剧本大概都把所有的科、白刊上了。

宋时，伶人所唱者都为当时盛行的新体的“词”。后来金人占据了中国北部，“旧词之格，往往于嘈杂缓急之间，不能尽按，乃别创一调以媚之”(见王世贞《艺苑卮言》)。这就是“北曲”的起源。12、13世纪中的剧本都是用这种新体的诗写的。到了14世纪的前半，即元末明初之时，“南曲”又渐渐地发达。南曲为南方的人改变词调所创造的，在宋时已有之。当北曲极盛时，南方也被收入了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寖至南方的诗人亦俱善于作北曲。在13世纪的后半，善作北曲的诗人大都为南方的人，或北人而流寓于南方者。然北曲究竟不大谐适于南人的耳官。所以不久南曲便发达起来，渐渐有占夺了北曲的地位之倾向。当16世纪之时，即为南曲最发达之时，当时北曲虽然未全消灭，然其势力已甚微弱了。但这是后话，本章所述，止于中世纪，即15世纪之末，仅能述至南曲初起之时。

最初的一个最伟大的北曲作家是董解元。董解元的名字是什么，我们已无法知道，大约因为他在金时中过解元，所以人便称之为董解元。他的生年约在12世纪的后半。著名的《西厢搊弹词》便是他的大著。论者每以此书为中国的第一部剧本。钟嗣成的《录鬼簿》著录戏曲家也以他为第一人。实则此书并非剧本，乃是一个人用琵琶搊弹的。他一面念唱曲调，一面弹奏琵琶，颇类现在流行各地的说书或夏夜在妇女丛中一面敲鼓，一面念唱的弹词。不过，其中有“白”，有“曲”，除了为一人搊唱而非多人表演，为叙事式的一人代言的说唱之书而非直接由伶人扮演说唱的剧本之外，其他各点，对于后来剧本的结构上都很有影响，尤其在“曲”的一方面。这部书的题材是完全根据元稹的《会真记》的，但加了不少的人物及穿插等。王实甫之著名的《西厢记》剧本，其事实及情节即完全依照于它而写的，它实可算是一部极伟大的史诗。像这种体裁的著作，在中国只有这一部，离开它的别种重要之点不说，即以它本身的文艺价值而论，也可以使它在文学史上占一不朽的地位。它写人物的个性，翩翩如活，诗句也有许多是极好的。如：

要酒后厨前自汲新泉，要乐当筵自理冰弦，要绢有壁画两三幅，要诗后却奉得百来篇，只不得道著钱。(卷三，三十八页，《暖红室本》)

及

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卷四，第一页)

等是其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