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的整体状况是如此糟糕，乃至于有时候、当我在办公室里没有什么事情做时，自然而然地就会拿起样品袋，外出拜访客户。此外，我也早就下定决心，要亲自外出，前去找一下N.——过去我一直同他保持着业务上的往来，但是在去年，由于某种眼下并不知道的原因，我们之间几乎完全断了联系。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这种受干扰的情况，并不见得有什么实质性的理由；在眼下这种极其不稳定的大环境下，某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某种莫可名状的情绪，往往就能决定人际关系的走向，令两人之间变得疏远，同理可知，无足轻重之事、轻描淡写之话语，往往也能让关系在整体上恢复正常。不过话说回来，要想真正凑到N.的身边去，却也稍微有些困难；他是一位老人，最近病得很厉害，虽然手里还紧紧把持着生意上的大大小小事宜，但他本人几乎不跟任何人见面洽谈；在此前提之下，如果真想跟他当面聊些什么，那就必须得到他所住的宅邸里去找他；可是呢，像这样的一类洽谈，家里人又都是能推就推。

尽管如此，昨天傍晚六点钟过后，我还是出发了；很显然，像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在通常的社会交往中，已经不能被归入到正常的探访时间里了，但是，我去拜访N.这件事，却不能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判断，而是应该以商务洽谈的规则来判断。我很幸运，N.刚好在家；我在前厅得到消息，说他刚跟妻子一道散步回来，眼下正在他儿子的房间里——他儿子身体不好，卧病在床。于是，我也被要求到那里去；起初我还对自己是否应该答应这个要求感到犹豫不决，不过后来呢，想要尽快结束这次令人厌烦之探访的意愿占了上风，因此，我同意了，于是他们便马上让人领着我过去。跟刚进来的时候一样，我身上穿着大衣，手里拿着帽子和样品袋，穿过一处黑漆漆的房间，进入到一处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这里眼下已聚集了一小群人。

或许是出于本能吧，我的目光首先落在了一位我非常熟悉的生意代理人身上。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可以算是我在生意上的竞争对手。照此看来，他恐怕是赶在我前面悄悄过来的。眼下他正舒舒服服地倚靠在病人床边，就仿佛他是医生似的；他身上穿着一件体面而蓬松的大衣，衣扣全部敞开，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摆出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模样；他可真是厚颜无耻，这种厚颜无耻的程度，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病人躺在那里，脸颊因为发烧而显得有些泛红，他有时也会看一眼他，可能心中也产生了跟我类似的想法。顺带一提，面前这个病人儿子已经不再年轻了，他是个跟我年龄相仿的男人，蓄着满脸的短胡须，由于生病的缘故，缺乏打理，看起来比较杂乱。老N.原本是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宽厚的男人。可是，由于他所患的疾病不断恶化，逐渐波及到全身，令他整个人看起来极为憔悴，弯腰驼背，甚至连站都站不稳，这令我感到颇为吃惊。此刻他身上仍旧穿着外出散步时穿的皮草大衣，站在那里，和刚进屋一样——正在对他儿子嘀咕着些什么。老N.的妻子身材娇小，看似弱不禁风，但却非常能折腾，一直在那里动个不停，尽管如此，她的活动范围却仅限于他——对于我们其他人，她几乎视而不见——眼下正忙着给他脱下身上穿的那件皮草大衣。由于他们夫妇二人的体形大不相同，这项任务对她造成了一些困难，但最终还是成功了。不得不说，或许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体形差异，而在于N.本人表现得非常不耐烦，双手持续不断地在身旁摸索着，焦躁不安地想要赶紧摸到自己即将就座的那把扶手椅。如此这般，等到皮草大衣终于脱下来了之后，他妻子便迅速地将那把扶手椅推向他。她自己则拿着皮草大衣——她整个人都淹没在了那件大衣下面，几乎快要消失不见了——将它抱出了房间。

此刻，我觉得自己展开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或者干脆换种说法，时机其实并没有到来，甚至可能永远都不会来；所以，一旦我打算尝试着去做些什么，无论具体是什么，都必须立即去做，因为我现在已经有所预感，在这里进行商业讨论的整体条件只会越来越差；可是，将自己永远困在这里，就好比眼前这位代理人似乎正打算去做的那样，也不是我的风格；更何况，我也不打算对他眼下的身体状况给予丝毫的同情。于是，我不再犹豫，马上开始陈述起自己的来意，尽管我已经留意到，老N.眼下其实正打算跟自己的儿子好好聊一聊。如果只是讲话倒也还好，不幸之处在于，当我讲得有些兴奋时——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而且在这个病房里的发生时间还要比平时来得更早一些——都会不知不觉地展现出一个习惯：站起身来，一边说个不停，一边来回踱步。诚然，当我待在自己办公室里时，展现出这个习惯倒是相当不错的安排；但是，当我置身于一处陌生宅邸时，就有点麻烦了。可我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尤其是当我手边没有自己常抽的香烟时，更是没辙。好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坏习惯，与眼前这位生意代理人的坏习惯相比，我倒情愿赞美自己的坏习惯。比方说，有时他会突然戴上帽子，动作飞快，完全没有任何征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此之前，他一直将帽子放在膝盖上，慢慢地在那里来回滑动；虽然他马上又会将帽子摘下来，搞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事、发生了意外似的，但帽子到底还是在头上戴了一会儿，而且，他还时不时地重复这样一整套动作。像他这样的杂耍表演当然是没有得到现场任何人授权的，没有获得允许，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好在这并不影响我，我一边讲，一边来回踱步，心思完全被我自己的事情给占据了，眼睛看着他，就跟没看到一样。不过话说回来，这里恐怕还是会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帽子杂耍感到不满，会受它的影响。可是，我眼下正处于情绪激昂的热忱之中，不仅不会在意这样的干扰，甚至根本就不会去在意任何人；我的确看到了眼前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但只要我还没有讲完，只要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人给出直截了当的反对意见，那我还是会像这样继续进行下去，什么都不会在意。比方说，我其实已经察觉到，N.对我所讲内容的接受意愿不怎么强；眼下他的双手都搁在椅子扶手上，身体略显不安地来回扭动，并没有抬头注视正在讲话的我，反而毫无主见地注视着虚空，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似乎对我正在做些什么一点也不在乎，我讲话时所发出的声音，我作为一名来客逗留于此的存在感，似乎都没有传到他那里。如上所述的这些堪称病态的行为，我其实看得一清二楚，这些行为令我心中萌生出一种继续待在这里已经没什么指望了的感觉，但我还是继续讲了下去，好像我仍然有机会通过我的话语、通过我的让利提议——我甚至对自己给出的让步感到震惊，因为并没有人要求我让步，是我自己主动要求的——令一切恢复平衡似的。与此同时，我在匆匆一瞥之间发现，那位代理人终于让他的帽子停了下来，双臂交叉，环抱在胸前，这让我感到某种莫名的满足；实际上，我眼下正在讲着的这番话，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为他而设计的，而且，似乎已经给他打算在此施行的计划带来了敏感的刺痛。我可能会在这种兴奋的感觉中继续讲上很久，要不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此之前，我一直将他视作房间里居于次要地位的人物，完全忽视了他的存在——要不是因为他突然从病床上探起身来，挥舞着充满威胁性的拳头，示意我赶紧安静下来的话，我还会继续讲下去的。瞧他那副模样，显然想要当众说些什么，想要表达些什么，但他却没有足够力气去完成。起初，我还觉得这一系列动作也有可能是他在脑子发烧的情况下产生的幻觉，可是，当我不由自主地细看了一眼老N.之后，我就更加确信自己最初的看法是没错的。

N.坐在那里，瞪着一双呆滞、肿胀、尚能使用的时间已经需要以分钟来计算的眼睛，身体不停颤抖着，拼命往前倾，就好像有人从后面推挤或者打压他的脖子，此时此刻，他的下嘴唇肆无忌惮地垂了下来，甚至连下颌部分的牙龈都显露无遗，整张脸已经上下脱节了；他还在呼吸，尽管很困难，但依旧坚持着，可是过不多久，他就仿佛获得了解脱似的，整个人都瘫倒在椅子靠背上，闭紧了眼睛，正在做出某种巨大努力的表情从他脸上掠过，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迅速跳到他的身边，抓住其中一只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冰冷的手，心里不由得一颤；完全摸不到脉搏了。这下可好，生命走到尽头了。当然啦，毕竟是位老人。唯愿死亡不会过度为难我们。可是，现在有多少事情要做啊！事已至此，在这匆忙当中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呢？我环顾四周，试图寻求帮助；但眼下儿子已经将毯子拉到头上，蒙得严严实实，只能听到他无休止的抽泣声；生意代理人冷漠得像只青蛙，牢牢地端坐在他那张扶手椅上，固守在N.对面两步之遥的位置，明显下定了决心，除了静静等待，任由时间流逝之外，什么也不做；如此看来，只有我了，只剩下我还能再做一些事情，至于眼下最难办的事情嘛，大概是要以某种可堪忍受的方式——换句话说，要找到某种目前世界上尚不存在的方式[335]——来向他的妻子传递这则讯息。而我此时已经听见隔壁房间传来急促的、窸窸窣窣的脚步声。

她拿着东西进来了——身上仍旧穿着外出时的衣服，因为她还没来得及换衣服——那是一件在炉子上暖过的睡衣，她正准备给自己的丈夫换上。“他睡着了啊。”她开口说道，发现我们如此安静，她微笑着摇了摇头。此刻，她带着纯洁无瑕者特有的无限自信，紧紧握住我刚才因为胆怯害怕而只敢勉强握住的那只手，亲吻着它，仿佛正在进行某种夫妻之间秘而不宣的小游戏，然后——瞧瞧，我们其他三个人都看到了什么！——N.动了动，打了个响亮的哈欠，乖乖地让她给自己换上了睡衣。与此同时，他还摆出一副令人感到颇有些讨厌的嘲讽面容，容忍了妻子对他因为长时间散步而感到太过劳累云云的温柔责备。等到妻子讲完之后，他又用另外一种说法向我们解释了他刚才突然睡着的原因，奇奇怪怪地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再然后，为了不在去另一个房间的路上着凉，他选择暂时跟儿子一起躺在床上；倒过来睡，睡到了儿子脚边，他的脑袋枕在了妻子匆匆忙忙拿过来的两只靠垫上。在经历了之前的事情之后，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没什么好奇怪的了。现在他要了一份晚报，全然不顾还有客人围在身边，直接将报纸接了过来，不过，他倒也没怎么用心读，只是这里瞟瞟，那里看看，同时以敏锐得惊人的商业头脑告诉我们一些与我们所洽谈生意相关的、令我们感到颇不愉快的细节，不仅如此，他还用自己空出来的一只手不停做着唾弃我们的动作，反反复复地咂舌头，以此来暗示我们之间的商业交易在他嘴里造成了不良的味道。对面那位生意代理人实在按捺不住，讲几句不恰当的话——他恐怕在他脑子里那种粗浅的意识中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之后，必须要做出某种补救才算恰当，可是，以他所具备的手腕，这恰恰是最不可能办到的。我很快就说了再见，辞别了众人——我几乎要感谢那位生意代理人了；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我大概不会有此刻马上离开的勇气。在前厅里，我见到了N.夫人，看着她那凄惨的身影，我不由得脱口而出，说她令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因为她对这句话报以沉默，所以我又补充道：“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却再清楚不过——她能够创造奇迹。明明是已经被我们给毁掉的东西，她却可以令它恢复如初[336]。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永远失去了她。”我故意用很夸张的语调讲话，讲得又慢又清楚，因为我怀疑眼前这位老太太的听力不怎么好。不过，她想必是已经完全聋掉了，因为她没有任何过渡地突然问了一句：“我丈夫看起来怎么样？”顺带一提，从临别时的几句话来判断，她恐怕是将我误认成那位生意代理人了；照我看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应该会更坦诚一些。

然后我就出门，一步一步地开始下台阶。下台阶比刚才上台阶还难，甚至连上台阶本身也不太容易。哎呀呀，失败的生意之路千千万万，我们还不是得继续背负这项重担。

篇注：

选自《中国长城建造时》初版第十五篇，全书共收录文章二十一篇。其中的最后一篇“Betrachtungen über Sünde, Leid, Hoffnung und den wahren Weg”并非小说，故本书未予收录。《夫妇》本身完成于1920年10月至11月间，在最初的版本中，N.的名字其实是K.。

从故事内容看，叙述者的身份是一位目前经营状况不佳的商人，专程去拜访很久没有联系的年老多病的客户。因为这位客户N.已经不在公司洽谈生意，所以他很不情愿地去了N.家的宅邸。这对老夫妇散步较长时间后回家，来到自己久病的、年纪跟叙述者相仿的中年人病房里。与叙述者身份相同的另一个生意代理人也在这里，叙述者很讨厌此人，从头到尾给出的都是极为负面的评价。N.在妻子给他换衣服坐下后猝死，在场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儿子甚至已经开始抽泣，但出去拿睡衣的妻子折返回来，复活了他。叙述者通过另一个生意代理人发现，继续待在这里不会有任何进展，就赶紧离开了。

本篇内容无疑是寓言式的。在主要场景“病房内”，五个角色中只有一名女性，即N.的妻子，其他四名男性中，叙述者与生意代理人的身份地位是相同的，N.的地位明显高于患病的儿子。考虑到代理人前来洽谈业务是有求于人这点，四名男性的地位差十分明显。在此基础上，唯一女性的“活动范围却仅限于”N.这点就很值得留意了。作为在场男性中唯一有女性照顾的人，这种照顾上的偏向性是非常夸张的，其无微不至程度几乎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在卡夫卡研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N.的角色类似于本书《判决》一篇中的父亲形象，在他的反对下，叙述者、竞争者、生病的儿子，几乎如阉人般被切断了与女性之间的感情联系，同时也被切断了自决权。另一方面，老商人N.仍然强硬地决定着商业与家庭的进程，他妻子如奇迹般的活力使他的生命得到了强化，甚至连死后都可以复活。

妻子自我牺牲的奉献则完全属于配偶。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她给他送来暖好的睡衣的同时，自己甚至没有时间脱下之前外出的衣服。这类对比体现出了她不假思索的自我放弃，而且她显然完全满足于此。对文中妻子而言，除了自己的丈夫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关注点，无论客人还是儿子，一项最重要的证据是结尾时叙述者跟她对话时，她不仅如聋人一般置若罔闻，还将他跟另一位生意代理人混淆了——这也是两位生意代理人的身份地位完全相同的佐证。

病榻上的儿子，年纪与叙述者这个中年人相仿，但却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与父母同住和长期卧病在床这两件事令他低人一等，没有任何女人能够给他活力——这或许是他卧病在床的原因。他的房间，甚至是他的床，随时都会被人理所当然地占用，这表达了对他个人隐私及他整个人的漠视。父亲用洽谈事务霸占儿子的专属区域，起死回生之后，甚至故意象征性地反过来睡在床上：当老N.定义了床的“正向”后，儿子一直睡的自然就是反向，是“错误”的朝向，恰似《判决》中父亲对儿子行为上的否定。病房卧榻的方向，或许已经是N.的儿子能够拥有决定权的最后一样东西了，老N.却连这点决定权也要夺去，可见这种基于父权的、或许甚至是无意识的霸占有多么可怖，而这恰恰也是卡夫卡一生都在控诉的自身悲剧之起源，至少也是起源之一。

总体而言，文中所展示的场景似乎是《给父亲的信》一文当中卡夫卡家庭状况的延伸，尽管如此，由于文章本身所具有的强烈象征性意味，我们并不能在卡夫卡自己的家庭生活与这个故事之间寻求某种无缝连接。实际上，即使是在《给父亲的信》当中，这种对生活的文学分析与客观现实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虽然篇幅相对短小，但本文仍揭示出了许多明显经过精心安排的细节。比如，叙述者本人无法控制的刻板行为，生意代理人来回摆弄帽子等，多半是在暗示他们的职业也是毫无意义的循环往复；叙述者特意强调了自己跟老N.儿子年龄相仿之后，到了小说末尾，又将自己的母亲与老N.儿子母亲的相似性“脱口而出”，这无疑说明两对母子之间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335]这句话的意思是，老N.的去世是刚刚发生的一件新事，没有任何既往规律可循，所以也不存在任何已知的办法，去向他的妻子传递此事。叙述者这样说，是要强调此事很难办。

[336]叙述者暗示N.已经死了，但夫人却用奇迹的力量让他复活，正是这一点相似之处令叙述者想起了自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