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1920年散记

他对任何情况都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话说回来，他甚至都不会因此而去责怪自己。因为，身处于眼下这种令人感到无比心烦的、要求大家每时每刻都必须做好准备的生活之中，哪里还有时间真去做什么准备呢？再说了，就算确实有时间，在知道具体任务之前，又怎么可能真正做好准备？总之，是否真的能够完成一项自然发生，而不仅仅是人为造成的任务，根本就没人清楚。也正因此，他早就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了——在所有人当中，他是最没准备的那个，这固然很奇怪，但也挺让人感到宽慰。

他所做的一切，在他本人眼中看来都是颇为特立独行的，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然而，在他心中酝酿出不可思议充实感的同时，这些事情的档次也跟他本人的水准保持了一致：格外肤浅，甚至到了让人觉得难以忍受的地步，不可能在历史长河中留名，不可能打碎世系传承的链条，不可能开创性地断绝世界秩序之曲——迄今为止，至少还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它——将它打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去。在他那颗高傲的心中，对世界的担忧有时甚至还要甚于自身的烦忧。

他本可以锒铛入狱。作为一名囚犯了却残生——这本来可以作为他一生的志愿。但那所谓的监狱，其实不过是个装有铁栅栏的笼子罢了。去当这样的一名囚犯实际上是很自由的，他可以参与一切，不会错过外面的任何事情，他甚至可以直接离开笼子，因为组成栅栏的铁条之间相隔数米，他甚至都不能算是在坐牢。

他有这样一种感觉：单是他活着这件事本身，就已经阻碍了他前行的道路。可是，从这种阻碍中，他又取得了他还活着的证明。

他自己的额骨挡住了他前行的道路，于是，他便开始在自己的额头上死命敲打，最后终于将自己的额头打得鲜血淋漓。他觉得自己被困在了这个地球上，他被周遭的一切挤压得快要窒息了，悲伤、软弱、疾病、妄想……关于囚犯的一切在他脑海中爆发，任何安慰的手段都无法安慰到他，因为这些说到底也只不过是安慰罢了，在被囚禁的严苛事实面前，出现了些许温柔的、令人头痛的安慰，仅此而已。可是话说回来，假如你问他究竟想要什么，他也无法回答，因为他——这是他坚信自己是囚犯的最有力证据之一——根本就没有自由的概念。

有些人以太阳为证来否认苦难，他却以苦难为证来否认太阳。

所有的人生，无论是别人的，还是他自己的，无一例外都在进行自我折磨，过这样的人生，难免感觉压抑，人生道路往往长时间摇摆不定，停滞不前，即使在前进，基本上也是在做不间断的往复波浪式运动，不存在真正的进步。上述一切事实同样也在折磨他，令他备受煎熬，因为这些事实给他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压力，强迫他去思考。有时候他会觉得，早在事件发生之前，煎熬就已经产生了。比方说，当他听说自己的一位男性朋友将要有一个孩子时，马上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思想家，已经要开始为此事受煎熬了。从无尽的思考当中，他认识到了两点：首先是平静的、充满生命力的观察、考量、研究、倾诉，如果说这其中没有丝毫慰藉存在，显然是不可能的。像这样一类观察、考量、研究、倾诉，其数量和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世界上，连一只木虱也需要一条相对较大的缝隙来容纳它，但对于上述这类思考性的工作而言，根本不需要任何空间，哪怕在没有丝毫缝隙的地方，它们仍旧可以活得好好的，互相纠缠、渗透，成千上万地生存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当他真的被人叫了过去，让他解释一下自己思考的内容时，他却一声不吭，结果又被扔回到了兀自沉思当中，诸如此类。可是现在呢，眼前的一切已经没有任何指望可言了，他已经无法继续在其中徜徉流连，只好任由自己饱受煎熬，带着诅咒沉沦下去。

此事如下所述：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劳伦兹山[412]的山脊位置小坐，当时的心情显然是哀伤的。我审视了一番自己长久以来对人生所怀抱的期许，发现其中最为重要或者说最吸引人的期许，其实是获得一种明确的人生观（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份期许——尽管这两份期许之间必然是不可分割的——即能够以书面的形式将其表达出来，令其他人对此感到信服），在这种人生观当中，生命始终保持其自然而然的状态，随着性子大起大落，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却也能够从这些大起大落中清晰地认识到它的本质是一种虚无，是一场大梦，如无根浮萍般漂浮。大约算是一份美好的期许吧，假如我的这份期许确实存在过的话，那它就是美好的。像这样的一份期许，恰如以要求非常严格、水平极为精湛的木工技巧去反复打造一张桌子，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如此情况下，人们并不能简单地评价：“单就他的这种行为而言，打造没有任何意义”，而是应该说“单就他的这种行为而言，打造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打造，但同时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此这般，打造将会变得愈发大胆、愈显坚定、愈加真实，而且——如果你确实希望这样的话——也会愈加疯狂。

但他根本不能给出这样的期许，因为他的期许实际上并非期许，仅仅是一种防护手段、一种对无意义的庸俗化，一缕他试图强行赋予虚无的快乐气息。彼时彼刻，他几乎还不曾自觉地、完整地迈出第一步，还没有真正踏入到虚无的领域内，可他已经感觉到了，感觉到虚无正是组成自己的基本元素。那个时刻是一种告别，与青春时期的肤浅世界就此别过。顺带一提，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直接欺骗过他，只是任由他被周遭各种各样权威人士所提出的言论欺骗罢了。因此，保有这份“期许”的必要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浮出了水面。

他只打算证明他自己，他唯一的证据也只有他自己，所有的对手都能一下子打败他，但却不能通过反驳来打败他（因为他自身的存在是无可辩驳的），反而需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即通过证明他们自己来打败他。人与人之间的所谓团结是基于这样一种原理，即一个人通过他自身强有力的存在，似乎成功反驳了其他本身就无可辩驳的个体，从而令他们走到了一起。这一原理对于团结起来的人们而言是甜蜜的，是足可聊以慰藉的，但它本身因为缺乏事实支撑，所以终归只能暂时维持。

他曾经是某个庞大团体当中的一员。这个团队的主要任务，乃是围绕某个高高在上的中心点，以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精心安排军人、艺术家、科学家、手工业者等职业角色，并且将团队中的人们归入到这些角色当中去。在这许多职业角色当中，有一个就是跟他对应的。如今，这个团体早已解散，或者至少也可以说是他早已离开了这个团体，目前正在独自应对生活。他甚至连自己以前的职业都失去了，他甚至忘记了自己当年被划派的角色是什么。恐怕正是这种遗忘引发了某种感伤，些许不安全感，些许不安定的情绪，些许对过去时代的介怀，这一切都给现在蒙上了阴影。然而，这种介怀恰恰就是人类生命力的重要组成元素，或者说，它恐怕就是生命力本身。

他不为个人生活而生活，不为个体思考而思考。对他而言，自己就仿佛是在某个家庭的强迫下生活和思考，至于这个家庭，它本身固然具有丰富的生命力与思考能力，但是——依照某些眼下尚不得而知的法则——他的存在对于这个家庭而言，意味着某种冠冕堂皇的必要性。由于这个未知家庭和这些未知法则的存在，他无处可逃。

原罪，即人类所犯下的旧错，存在于人们早已给出、且从未停止的谴责之中：不公已在他身上发生了，原罪已在他身上犯下了。

在卡西内利[413]的陈列橱窗前，有两个孩子挤在一起，其中一个是大约六岁的男孩，另一个是七岁的女孩，他们身上的衣服穿得很厚实，谈论着上帝与罪孽。我在他们身后停下了脚步。这个女孩，或许是一名天主教徒吧，她认为只有对上帝说谎才是真正的罪孽。对话的另一方，正在用天真幼稚的方式固执己见的那个男孩，或许是一名新教徒吧，他问女孩，既然如此，对普通人撒谎或者偷东西，又算是什么呢。“也是非常重的罪，”女孩回应道，“但不是最重的，只有对上帝犯下的罪才是最重的，那些对普通人犯下的罪，我们可以忏悔。当我忏悔时，天使马上就出现在我身后；相对应的，当我犯罪时，魔鬼就会来到我身后，只不过看不到他罢了。”她已经厌倦了这种假模假式、一本正经的讨论，为了开个小玩笑，她突然转过身来，脱口而出道：“你瞧，我后面没有人。”于是，那男孩也跟着转过身来，刚好看到我站在那里。“你瞧，”男孩说，根本不在乎我是否听得到，甚至连想都没去想我是否会听到，“我身后站着的就是魔鬼。”“嗯，我也看到他了，”女孩回应道，“可我并不是指他。”[414]

他不想要安慰，但却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想要它——这世上谁又不想受人安慰呢——而是因为如果他真打算去寻求安慰，就意味着要将自己的生命充分投入到寻求安慰这项事业当中。从此以后，他都将被迫生活在自身存在的边缘位置，几乎置身于自身存在之外，几乎不再能明白自己到底是在为谁寻求安慰了。如此这般，他甚至也无法找到切实有效的安慰。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有效的安慰，而不是真实的安慰，因为真实的安慰根本就不存在。

他很抗拒同伴们对自己形成的刻板印象。作为一个人，即便他的一切都是完美的，都是无可指摘的，对方从他身上也只能看到自己的视觉能力与观察方式所能触及到的一小部分。但是，在极端夸张的情况下，在他身上就会出现一种成瘾的症状（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他会以这样一种古怪的方式来限制住自己，让自己变得跟同伴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所观察到的那个自己一模一样。假设鲁滨孙[415]从来都不曾离开过自己那座岛屿的最高点，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从来都不曾离开过自己那座岛屿上最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那么，无论他这样做是出于舒适、敬畏、恐惧、无知抑或渴望，他很快就会自取灭亡；但是，由于他很快就开始探索起整个岛屿，很快就开始为岛屿上的一切发现感到由衷开心，没有太花心思去考虑过往船只，以及这些船只上可视范围极差的望远镜，他的性命也因此而得以保全。不仅如此，当他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理性考虑时，故事的结局也早已注定：他最后理所当然地被人发现，并且最终获救了。

“你将自己所受的困苦变成了一项美德。”

“首先，每个人都会选择如此行事；其次，我反而偏偏不会如此行事——我让自己所受的困苦保持它困苦的原貌；我不会去将沼泽排干，反而偏要生活在沼泽那蒸腾不息的热气里。”

“这正是你所表现出来的美德。”

“每个人都是如此，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了。顺带一提，我完全是为了你才这样做的。为了让你对我保持友好，我任由自己的灵魂受到了伤害。”

对于他而言，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唯独忘记自己办不到，然而，正因为有了这唯一的一个例外，一切又都被禁止了，唯独当某件事情对整体而言暂时有必要时，才能够破例。所谓的个体意识问题，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需求。

所有美德都是个人的，所有恶习都是社会的。那些被公认为社会美德的东西，譬如爱、无私、正义、自我牺牲等，只不过是“令人惊讶地”加以弱化之后的社会恶习罢了。

他对同时代人讲出的“是”与“否”之间的区别，对于他实际想要交谈的对象而言，可能对应了死与生之间的区别，对他本人而言，其实也只存在着模棱两可的理解。

后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比同时代人更正确，究其原因，只在于死者已逝。人的本性唯有在他死后才会完全暴露，因为唯有死人才是彻底孤独的。死亡对于个体的意义，就好比星期六的夜晚对于扫烟囱工人的意义：他们要洗掉身上累积的烟尘[416]。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究竟是同时代的人对他造成的伤害更大，还是他对同时代的人们造成的伤害更大，如果情况是后者，那他就是个伟大的人。

否定的力量，这种不断变化、不断推陈出新、不断优胜劣汰的人类竞争机制的最自然表达，我们其实一直都拥有它，但却没有勇气去承认，不过话说回来，生命本身就是否定，也就是说，否定即肯定。

他的思考逐渐凋零，他却不会随之死去。思考的凋零只不过是内心世界中的一种现象罢了（哪怕只是偶尔有一闪念，内心世界也依然存在），就跟任何一种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一样，既不会表现出喜悦，也不会表现出哀愁。

他游泳时逆着水流而上，这水流是如此汹涌湍急，乃至于在恍神的状态下，他有时竟会对其中暗藏着的平静感到绝望，这平静荒芜且凄凉，他就在这平静中奋力击水，稍有不慎，转眼之间就会被冲到不知道多远的地方去。

他很渴，与泉水之间只隔着一道灌木树丛。此刻，他一分为二，一半的他高高在上，俯瞰整个世界，看到他站在此地，泉水就在他旁边；可是，另一半的他什么也没看到，至多也只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另一半自己洞悉了一切。然而，由于他本身什么也没看到，所以他无法喝到泉水。

他行事既不鲁莽也不轻率。尽管如此，他也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自由无拘束的生活，并不会令他感到害怕。截至目前，像这样的一种生活却并没有降临到他身上，但他也并不为此感到烦忧，就仿佛他根本不关心自己似的。可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完全不为他所知的人，正在为他感到烦忧——只为他一个人烦忧——漫无边际、永无休止的烦忧。此人对他所付出的这些烦忧，尤其是考虑到这些烦忧所具有的永久属性，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常常会令他感到头痛难忍。

某种沉重无比的感觉阻碍着他，令他无法毫不犹豫地从床上翻身而起，这是一种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奈何不了他、眼下无论如何都很安全的感觉，一种世界上竟还存在着专门为他准备、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床铺的感觉；可是与此同时，又有另外一种感觉正在阻碍他，不让他在床上好好歇息，这是一种将要离开床铺的不安定感，是良心与道德上的谴责，是无休止跳动的心脏，是对死亡的恐惧，是自我反省的诉求。无奈之下，他只好再一次站起身来。反反复复地起床和躺下，以及一些偶尔为之、匆忙仓促、特立独行的观察，这些就是他的生活。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方、从原点向他施压。第二个则挡住了他前进的道路。他同时跟这两个对手交战。第一个对手是支持他跟第二个对手交战的，因为他想把他往前推；相对应的，第二个对手也支持他跟第一个对手交战，因为他实在很想将他给赶回去。不过话说回来，情况其实只在理论上是如此。因为现实中不仅有两个对手，还有他本人，可是，谁又知道他本人的真实意图呢？不管怎么说吧，他心中总是存有这样一个梦想：有朝一日，在某个猝不及防的时刻——作为前提条件，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之夜也是必须的——他将一跃而起，跳出这交战不停的战场。不仅如此，得益于在此之前积累的丰富战斗经验，他还将被一举提拔到审判官的位置上。从此以后，他将有权对自己仍在不停交战的两个对手加以裁决。

篇注：

选自《中国长城建造时》初版第二十篇。本篇是卡夫卡1920年完成的一些故事碎片和箴言合辑，部分碎片之间略有联系。由于大部分内容的主角都是第三人称，马克思·布罗德在编纂成集时选用了“‘他’”作为标题。初版空行的位置，本书全部依原样保留。

[412]Laurenziberg，即布拉格市中心附近的佩特因山（捷克语：Pet?ín），劳伦兹山是其德语称法。

[413]Casinelli，欧洲常见人名，此处应该是某间商店的名字。

[414]这句话等于是认可了“我”是魔鬼的说法。

[415]Robinson，笛福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主角。文中提到的内容，是指鲁滨孙海难幸存漂流到荒岛之后，在岛屿小山边搭起帐篷一事。小说中，鲁滨孙很快就放弃了固守的想法，开始四处探索。

[416]因为根据犹太教律法，星期天必须休息，所以周六晚上扫烟囱工人会洗每周一次的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