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女歌者名叫约瑟芬妮。任何没有听过她歌声的人，都无从了解其歌声所拥有的力量；完全不会被她的歌声所打动的人，天底下尚且没有——在如今世界，这一特点可谓弥足珍贵，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整体而言都不怎么热爱音乐。恬淡的和平时光，就是我们最喜爱的音乐了。诚然，我们眼下所过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即便再怎么努力去尝试，试图暂时甩掉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烦忧，如今的我们也无法再让精神世界升华到如斯境界，无法再去触碰这样一种生活——无法再去触碰与我们的其他生活相隔如此遥远的音乐世界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对此却也并不怎么抱怨；我们甚至都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没到那个境界，又谈何抱怨呢；眼下我们所秉承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必须时刻奉行一种务实主义的聪明才干——不得不承认，我们确实迫切地需要这种聪明才干——这才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大优势，一抹带着这种聪明才干的微笑，足以安抚我们目前所遭遇的一切凄楚。即便以后有一天，我们或许真的会对来自音乐世界的幸福生出某种莫名的渴望，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至少眼下这一天尚未到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唯独约瑟芬妮是个例外；她热爱音乐，也知道应该如何传播音乐；能够做到这些的，她是所有人当中唯一的一个；一旦她死去了，音乐恐怕将会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彻底消失——谁又知道会消失多久呢。

我经常会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约瑟芬妮所演绎出来的这种音乐，它的内在规律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这些人的确完全不懂音乐；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可能真正理解约瑟芬妮的歌声呢？或者换句话说，既然约瑟芬妮本人早已否认了我们对她歌声的理解，那我们又怎么能自作主张地认为自己其实已经听懂了呢？对于上述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恐怕是这样的：其歌声的美妙程度是如此惊人，甚至连那些感官最为迟钝的人们也无法抗拒它。可是，这个答案实际上也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假设答案果真如此，那么，人们在自己甫一听到约瑟芬妮发出的歌声时，首先就会——而且总是会产生某种非同寻常的奇妙感觉，觉得似乎有什么神秘之物正在从这副嗓子里冒出来，那是我们过去从来未曾听见过的声音，我们甚至连主动听见那种声音的能力都没有，唯有这位独一无二的约瑟芬妮，才能让我们听见那种谜一般的声音，除了她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让我们听见同样的声音了。然而，在我看来，事实却远非如此，因为我并没有感觉到她发出了什么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声音，而且，我也没有在其他任何人身上发现类似的感觉。亲密朋友的圈子里，我们彼此之间早已公开承认：约瑟芬妮的歌声，单就其歌唱本身而言，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更何况——那到底算不算是在唱歌呢？尽管我们缺乏对音乐的理解，但我们却有着歌唱的传统；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古早时代就有人唱歌；传说中也有与此相关的记叙，甚至还有歌曲被保留了下来，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唱出这些歌了。由此可知，关于唱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观念，我们起码还是有的，然而，约瑟芬妮所掌握的那门技艺却并非真正符合这一观念。所以，那到底算不算唱歌呢？所谓约瑟芬妮的歌声，或许不过是在吹口哨而已？至于吹口哨嘛，我们倒是都很了解，因为这是我们民族货真价实的传统技能，甚至可以说，它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技能，而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特色。我们民族的每个人都会吹口哨，但却没有哪个人想到要将它视作一门艺术，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吹口哨时并没有留意到自己正在吹口哨，确实如此，我们没有将它当一回事，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吹口哨是我们民族的特色之一。因此，假设约瑟芬妮不是在唱歌，那么，她的表演恐怕就只可能是在吹口哨了：而且，兴许还可以这样说，哪怕她真的只是在吹口哨，所表现出来的水准恐怕也没能超出我们民族普通人平日里吹口哨的水准，至少在我看来，情况就是如此——事实上，恐怕她的气力还不太能够应付这种寻常的口哨表演呢，要知道，哪怕只是属于我们民族的一个普通挖土工人，当他辛勤工作一整天后，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口哨吹个不停——总而言之，假设上述一切都是真的，约瑟芬妮的表演所拥有的所谓艺术性就可以被彻底推翻了，相对应的，她的表演能够对人们产生巨大效果的谜团当然也更应该尽快得到破解。

可是话又说回来，她在表演时所发出的却不仅仅只是口哨声。当她表演时，如果你站在离她相当远的地方聆听，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只是这样。或者干脆换个思路，对于约瑟芬妮表演时所发出的是否只是口哨声这一问题，甚至还存在着一种更简易的判断方式，但是，这种判断方式却带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假设你允许自己在听音辨声方面接受一定的考验。具体而言，假设约瑟芬妮正在歌唱，且她的声音混杂在其他的一些声音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妨来尝试一下，试着给自己的聆听设定一个目标：在众多声音当中辨别出她的声音来。一旦试着这样去做了，你将不可避免地听到一个平平无奇的口哨声，至多也不过是个因为其纤细或者说孱弱而稍微有些惹人注意的口哨声罢了。可是，当你真正站在她面前时，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吹口哨的声音了；想要真正了解她的艺术，不仅要听她所发出的声音，还必须要亲眼看着她才行。即便她发出的只是我们平日里常见的那种口哨声，因为有现场感受上的差异，忽而就勾勒出了这样一种奇妙的情态：某人肃穆庄严地站在那里，架势十足，做的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尽管如此，却还是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效果。敲核桃这件事称不上什么艺术，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没有哪个人敢于以此为由头来将观众们聚集到一起，在他们面前表演敲核桃，试图以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日常小事来取悦他们。但是，如果某人还是一意孤行地偏要这样去做，而且居然也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用表演敲核桃来取悦观众的意图，那么这就不可能只是个单纯的敲核桃问题了。或许我们也可以换个思路来考虑，即这可能真的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敲核桃问题，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其实忽略了敲核桃作为一门艺术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我们早已熟练地掌握了它，可是，这位横空出世的敲核桃表演者，却第一个向我们展示了敲核桃在艺术领域所呈现出来的真实面孔。如此这般，即便此人敲核桃的水平比我们大多数人都略逊一筹，也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这种略逊一筹甚至可能也会对表演效果有所助益。

约瑟芬妮的演唱恐怕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我们在她身上欣赏到了我们自己完全欣赏不来的东西；顺带一提，对于上述的后一种思路，她本人表现出来的态度，其实也跟我们所持的观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一次她表演时，我刚好在场，有人当面提醒她注意——显然，这种情况在演出时是经常会发生的——说她的演唱其实就是普通的吹口哨罢了，整个民族都会吹。此人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态度其实是颇为谦逊的，但是，对于约瑟芬妮而言，她已经觉得过分到无以复加了。不得不说，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我还从未见过像她当时脸上所显露出来的那种笑容——无礼且轻浮，傲慢至极；约瑟芬妮这个人，单从外表上看，其温婉贤淑简直可用完美来形容，即便在我们这个并不缺少此类女性形象的民族之中，她的外在所表现出来的这份温婉贤淑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然而，约瑟芬妮当时对外呈现出来的态度却反差甚大，几乎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刻薄了；不过话说回来，她可能马上就觉察到了自己外表与态度之间的巨大反差，因为她很好地把握住了时机，转眼便控制住了自己。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她都极力否认自己的艺术与吹口哨之间存在任何可能的联系。对于那些与自己持相反意见的人们，她唯一给出的反应就是蔑视，以及可能连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仇恨。约瑟芬妮所持有的这种虚荣心可不寻常，因为这些反对派们——我本人也有一半属于这些反对派们[320]——对她的欣赏肯定不亚于我们民族的其他人，但约瑟芬妮不仅希望自己能够被人们欣赏，而且还必须要以她本人决定好的方式来欣赏；她对欣赏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简而言之，当你坐在她面前时，自然而然地就会理解她；唯有身在远处时，你才会反对她；因为当你坐在她面前时，心中马上一清二楚：她在这里吹的可并不是什么口哨。

既然吹口哨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假思索就会去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种习惯，那么，人们或许会认为，观众吹口哨这一行为，大概也常常会在约瑟芬妮表演的时候出现；因为我们总是会沉浸在她的艺术当中，感觉十分良好，当我们感觉十分良好时，我们就会吹口哨；然而，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她表演的现场没有任何人吹口哨——我们连一丁点儿声音都不会发出来，像耗子一样安静，仿佛我们已经成为了自己渴望已久的恬淡和平时光的主人；别的不说，至少我们自己在吹口哨时是无法达到这样一重境界的，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保持沉默。究竟是约瑟芬妮的歌声令我们陶醉，还是围绕着这孱弱而细小声音的庄严肃穆氛围使我们陶醉呢？还记得有一次，约瑟芬妮表演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台下有个愚蠢的小东西，居然在约瑟芬妮唱歌的同时天真地吹起了口哨。好吧，不得不说，我们从约瑟芬妮那里听到的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在前方舞台上响起的不是别的，依旧是略带羞涩、稍有些放不开的口哨声——尽管那口哨声已经重复表演了无数次；至于观众席上响起的嘛，则是忘乎所以、充满孩子气的口哨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不可能描述得清楚的，因为它们真的都是口哨声，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马上行动了起来，不约而同地发出嘘声，好让那个不懂事乱插嘴的小家伙尽快保持安静。其实我们这样做完全没有任何必要——假设我们没有这样做，小家伙自己也必定会在恐惧与羞耻中退缩，再次进入到噤若寒蝉的状态之中，而约瑟芬妮则会吹着她得胜的口哨，张开双臂，脖子朝上伸到再也无法继续伸高的位置，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口哨声里。

约瑟芬妮总是这样的；她认为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巧合、每一次不顺心的遭遇，恰如镶木地板上发出的一声脆响、咬紧牙关时的嘎吱声、灯光的干扰，都适合拿来增强她歌唱时的效果；在她看来，自己其实是在对着聋人的耳朵歌唱；过程中不乏热情与掌声，但她实际上早就认识到，自己的艺术在这群人那里从来都不曾取得过真正的理解。因此，在上述认知作用下，所有外界的干扰对她而言都很便利；一切从外部反对她、质疑她歌声纯粹性的人与事，都将在简单的交锋中被轻易击败，甚至可以说连正面交锋都不存在，仅仅通过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帮助她唤醒人群，教他们学会本该学会的东西——不是理解，而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尊重。

诚如我们刚刚所描述的，既然连这些琐碎小事都已经在为约瑟芬妮鞠躬尽瘁，那些大尺度上的事情就更是如此了。我们眼下所过的日子非常不太平，每天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意外、恐惧、期冀与惊吓，因此，倘若没有伙伴们随时随地提供支持，仅凭个人单打独斗，是断然不可能承受得住这一切的；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得到了伙伴们的全力支持，情况依旧相当艰难；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纵使有一千名伙伴主动提供肩膀来帮你分摊重担，也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最终你也还是只能在仅属于你一个人的重担下被压得全身上下颤抖不停，乃至于寸步难行。在大家都过得如此艰难的时候，约瑟芬妮便认为专属于她的时代已经到来。看啊，她已经站在那里了，这娇小又孱弱的生命，此时此刻，她的全身——尤其是胸部以下的部分——正在以令人感到极为害怕的方式颤动着；就仿佛她打算将自己所有的力量都灌注到歌声中去，就仿佛她身上一切无法直接为歌声服务的东西都已被搜刮干净，除了歌唱之外，几乎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就仿佛她整个人已经被剥得精光，被人们彻底遗弃，只好交给善良的神明来庇佑；就仿佛当她像这样完全放弃自我、献身于歌声时，自我的存在也会变得极其脆弱，区区一阵冷风吹过，便可以轻而易举杀死她——然而，也正是在如此情况之下，我们这些所谓的反对派们才会习惯性地对自己讲出这样一番话：“约瑟芬妮这个人，甚至连口哨都不会吹；她不得不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却不是为了让歌唱精进——我们且不谈歌唱——只是为了要勉为其难地强迫自己，在整个民族所辖范围内吹出广受欢迎的口哨声，仅此而已。”无论如何，反正在我们眼中看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这其实是一个不可避免但又转瞬即逝的印象，它很快就会过去。转眼之间，就连我们这些反对派也沉沦到了周遭人群无穷无尽的激昂情绪之中。此时此刻，身在现场的所有人，全都心潮澎湃地听着约瑟芬妮的表演：我们身体紧挨着身体，连呼吸也不敢发出声音，静静地聆听。

至于如何将我们这群几乎总在奔波不停、经常为了连我们自己都不太清楚的目的而四处打转的家伙们聚集到身边，约瑟芬妮也自有一套属于她的办法。通常来讲，她只需要摆出相应的姿势，表明她即将开始唱歌即可：头向后仰，嘴巴半张，眼睛朝上看。只要是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她随时都可以摆出这样一种姿势，不一定非得是远处可见的地方，随意选择一些隐蔽的角落也同样合适。当她摆出姿势之后，她想唱歌的消息立即就会传开，于是很快就有了排队过来等着看演出的队伍。不过话说回来，这套流程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阻碍，因为相比较于那些相对而言没那么艰难的时期，约瑟芬妮更喜欢在时局动荡、人心惶惶的时候唱歌；每当遇上这样类似时候，各种各样的忧虑和困难总是会迫使我们走上各不相同的道路，分散在各不相同的地点，纵使心中存有世间无人能及的、想要聆听约瑟芬妮唱歌的良好意愿，我们也不能像她所希望的那样迅速聚集起来。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当她以自己那套了不起的准备姿势站在那里时，恐怕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眼前都没办法聚集起足够数量的听众——于是，她理所当然就会感到愤怒，继而开始跺脚，破口大骂，骂出来的话很不淑女；除此之外，她甚至还会咬人。可是，即便做出如此出格的行为，却也无损于她的声誉；人们非但没有稍稍阻止她的过分要求，反而努力去满足她的要求；他们会派出大批专门的信使去接听众——当然，这些事情都是私底下悄悄进行的，对她完全保密——信使们派遣出去了，大家随后就可以在现场附近大大小小的通路与岔口见到无数个由专人负责值班的岗哨，分布范围极广，一旦有听众接近这些岗哨，里面的人马上就会开始催促，嘱咐他们尽量走快些；直到现场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听众，足够让约瑟芬妮满意之后，所有这些措施才会最终撤除。

促使我们这个民族为约瑟芬妮做出上述努力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比前文中与约瑟芬妮唱歌相关的问题更容易回答些，况且，它本身也与此有所关联。实际上，一旦我们主张人们是因为约瑟芬妮的歌声而无条件地献身于她，那就完全可以将前文中讨论的问题给划掉[321]，统统整合到第二个问题中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们几乎不知道什么叫“无条件的奉献”；这个民族向来最喜欢无害的狡猾、幼稚的牢骚，单纯至极地讲些无聊的闲话，充其量不过动动嘴皮子而已。像这样的一个民族，显然不可能无条件地将自己给奉献出去——这同样是约瑟芬妮本人的感受，同时也是她用自己摇摇欲坠的歌喉竭力反抗的现象。

当然，我们也不能在这种笼统的判断上走得太远，毕竟我们民族的人们对约瑟芬妮还是顺从的，只不过并没有无条件地顺从于她。举例而言，大家显然是无法取笑约瑟芬妮的，可是与此同时，大家又普遍承认：约瑟芬妮身上发生的一部分事情确实很好笑，很值得为之一笑；更何况发出笑声这件事本身就跟我们大家形影相随；尽管生活过得很艰难，但我们总是会因为各种事情发出一阵轻笑声，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但是，我们不会笑约瑟芬妮。有时我心中会浮现出这样一种印象，我们民族的人们是这样看待自己跟约瑟芬妮之间的关系的：她啊，这个脆弱的、需要被照顾的、多多少少算是脱颖而出的生灵——顺带一提，在他们看来，约瑟芬妮脱颖而出的部分就是歌声——她是被托付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就必须得照顾她；至于这其中的具体原因，谁也搞不清楚，唯独“她是被托付给他们的”这项事实，看起来似乎是确凿无疑的。任何人都不会取笑被托付给自己的人；一旦取笑，就是背信弃义；因此，我们之中最恶毒的人对约瑟芬妮表示出的最大恶意，也不过是他们偶尔会说上一句：“一看到约瑟芬妮，我们就笑不出来了。”[322]

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们会去照顾约瑟芬妮，就好比一位父亲会去照顾向自己伸出小手的孩子那样——究竟是在请求还是在要求，他们其实并不怎么清楚。讲到这里，大家或许会觉得，我们民族的人们不会去履行这种父亲式的职责，但实际上他们确实这样去做了，至少在上述情况下，是以一种堪称楷模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方面，没有哪个单独的人能够做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能做到的事情。诚然，民族跟个体之间的力量差异是如此巨大，足以将受庇护者吸引到自己温暖的旁侧，令其得到足够的保护。然而，当着约瑟芬妮的面，人们却不敢议论这些。“对于你们的保护，我无非也就吹个口哨、轻轻带过罢了。”她恐怕会说。“是的，是的，你就吹个口哨罢了。”我们心里也会这样回应。再说了，当她表现得很叛逆时，真的没有任何忤逆的意思，反而更像是在闹孩子脾气，是孩子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相对应的，作为父亲，也不应该对此太过在意。

可是，一旦如此去理解这一切，那就又引入了其他问题，新问题反而更难用我们这个民族与约瑟芬妮之间的上述关系来解释。因为约瑟芬妮对于上述观念的看法恰恰相反，她认为自己才是保护我们民族的那个人。据说她的歌声可以将我们从糟糕的政治或经济状况中拯救出来，她的歌声所能达到的效果不亚于此；哪怕她的歌声实际上并不能驱散不幸，至少也可以给我们力量去承受住不幸。不过，她并没有直接这样说过，也没有以其他方式间接说出这些，实际上，她根本不怎么说话，她身处于喋喋不休者们之间，却保持着沉默不语的状态，但是，这些看法依旧从她眼睛里闪过，人们可以从她紧闭的嘴里读出她想说的这些话语——我们的民族里，只有少数人可以闭上嘴巴，她就可以。每当有坏消息传来时——在有些日子里，坏消息蜂拥而至，其中有些消息是完全虚假的，有些则是半真半假——她都会立刻站起身来，除此之外的时间里，她都疲惫地瘫倒在地上。她站起来，伸长脖子，像暴风雨即将来临之前的牧羊人一般，努力想将自己的族人如受看管的羊群那样尽收眼底。当然，孩子们也会以他们狂放不羁、不受约束的方式提出类似的要求，但是，对于约瑟芬妮而言，她在这方面的要求却并不像孩子们的要求那样毫无依据可言。诚然，她没有真的拯救我们，也没有给予我们力量；只要有心去做，一个人很容易就能将自己树立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救世主，因为这个民族的人们习惯于受苦，从来不懂得对自己宽容，他们做决定总是很迅速，对死亡也习以为常，只不过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愚昧莽撞的环境之下，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总是谨小慎微、胆怯不安。顺带一提，这个民族繁衍生息之轻易，恰如其愚昧莽撞之寻常[323]——我的意思是，当不幸发生之后，很容易就能成功扮演这个民族的救世主，因为这个民族总是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拯救自己，避免自身的灭绝，尽管总是会出现大批牺牲者，其惨烈程度足以令后世的历史研究者们——通常而言，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们完全忽视历史研究——吓得目瞪口呆。然而，事实情况却是，相比较于其他时候，每当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我们反而能够更好地去倾听约瑟芬妮的声音[324]。近在咫尺的威胁，高悬于我们头上，反而令我们变得更加安静、更显谦卑，更服从约瑟芬妮的指挥；我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我们喜欢互相挤压推搡，紧紧抱成一团，别的原因倒在其次，主要是因为这样能够创造出一个可以将当下令人持续感到痛苦折磨的大事完全排除在外的场合；我们选择这样做，就仿佛我们在战斗正式打响之前，还要赶紧——没错，抓紧时间是很有必要的，但约瑟芬妮经常忘记这一点——共同喝下一杯仍处于和平时期的美酒似的。约瑟芬妮唱歌的现场，与其说是在进行歌唱表演，不如说是族人们的集会，在像这样的一场集会中，除了前面舞台上发出的微弱口哨声外，完全是静籁无声；这种时刻实在是太严肃了，大家根本不想浪费时间去议论她。

上述关系根本就无法满足约瑟芬妮的要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约瑟芬妮始终都因为自己从未完全明确的地位感到惶然不安，她还是被自信蒙蔽了双眼，看不到许多东西。不仅如此，以此为基础，想让她忽略更多东西也不费吹灰之力。于是，蜂拥而至的献媚者们总是表现得异常活跃，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利用这一特性，让约瑟芬妮发挥一些对大家普遍有益的作用——然而事实上，他们能够做的，也只是时不时地引导她来到族人们真正举行大型集会的现场，在某个似乎不会被人留意到的小角落里唱歌罢了，她肯定不愿意为了区区此等待遇牺牲自己的歌喉，尽管这类集会对于她这个女歌者而言，根本就不能说是无足轻重的场合。

不过话说回来，她其实也没必要这样，因为她的艺术始终都不曾被人们忽视。在这类集会上，我们全部在忙于其他事情，我们的沉默不仅仅是为了听她唱歌，有些人甚至连头都不抬，而是选择将脸贴在身旁族人的毛皮上。约瑟芬妮看似是在角落的舞台上徒劳无功地努力表演，但她发出的一部分口哨声还是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我们耳中——这是不可否认的。像这样的一种口哨声，在其他所有人都被强制沉默的这个集会现场悠悠响起，飘荡到每个族人的耳边，简直就像是我们整个民族异口同声地传达出了一则讯息；在面对我们这个民族全体的艰难抉择时，约瑟芬妮发出她细弱的口哨声，简直就像在描绘我们全体族人在敌对世界的喧嚣中凄惨生存的境况。约瑟芬妮表达出了自己，这个声音无足轻重、成就不值一提的族人表达出了自己，找到了通往我们全体心灵的道路，想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是很有好处的。假设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中间突然冒出来一位真正的歌唱家，那此人肯定不会被我们接纳，没有任何人能够容忍，我们会一致拒绝这种不合时宜的吵闹表演。唯愿约瑟芬妮能够保持受蒙蔽的状态，不至于意识到我们愿意聆听她所发出的声音这一事实，恰恰是对她并不是在唱歌的证明[325]。她肯定对此有所预料，否则她为什么一方面如此积极地否认我们正在聆听她的声音，一方面却又反反复复地歌唱——吹着口哨，试图掩盖这种感觉[326]。

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件事情上，她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的：因为我们确实也是在用心聆听她所发出的声音，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聆听恐怕跟聆听一位真正歌唱家的歌唱相差无几了；可以说，她达到了一位真正歌唱家在我们身上竭尽全力也达不到的效果，而这些效果恰恰是由于歌唱水平不足才被赋予了她。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大家都不知道所谓的“青年”是什么意思，也几乎没有“童年”可言。尽管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关的诉求，即认为人们应当保障儿童享有特殊自由的权利，让孩子们受到特别的呵护与照顾，保证他们能够拥有一点点无忧无虑的特权，能够享有一点点不必瞻前顾后地去嬉戏玩闹、好好玩游戏的权利，这种权利理应得到承认，理应在大家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实现；上述诉求提出来了，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没有什么比这种诉求更值得人们去同意的了，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也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给予它支持的东西，因此，尽管诉求得到了批准，也在现实意义上进行了一些尝试，但很快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小孩子，但凡他能够靠自己走几步路，懂得稍微分辨一下周遭环境，就得像大人一样照顾自己；出于经济上的考量，我们不得不分散开来居住，我们的族人分布的区域实在太广，我们的敌人实在太多，各种各样的危险自四面八方涌来，无从预料，防不胜防——我们不可能让孩子们远离生存斗争，如果我们真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他们将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除了上述这些可悲的理由之外，尚且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理由：我们种族与生俱来的繁衍能力。一代后面挤挤攘攘地紧跟着下一代，而且每一代的数量都很多，孩子们根本没有时间来过小孩子该过的生活。相比之下，其他民族的孩子们得到了仔细的照料，他们在那里创办了专门为孩子准备的学校，每天放学之后，孩子们从这些学校里如潮水般地涌出来，这潮水正是民族的未来。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日复一日地从学校里出来的都是同一批孩子。相比之下，我们没有学校，不过，从我们民族的族人们当中，在最短的时间间隔内，转眼就能涌现出大群大群的孩子，其数量之多简直难以想象。在他们尚且不会吹口哨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发出快乐的嘶嘶声或者尖叫声了；在他们尚且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来回挪动，或者借助外力滚来滚去了；在他们尚且不会睁眼看东西的时候，就已经懂得笨拙地利用自己的身体来席卷周遭一切值得带走的物什了，我们的孩子啊！和学校里同一代的那些孩子们一点也不像，不对[327]，永远、永远都有新的族人冒出来，永不结束，永不中断，我们民族的孩子，刚生下来不久就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但此时又有许多张新生儿的脸从后面挤上来，这些新生儿，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多，降生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洋溢着幸福的面颊都很红润，乃至于根本就无法区分出谁是谁来。当然，无论这一切有多么美好，无论其他民族的人们有多么羡慕我们，我们都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而且，这一现象也招致了相应的后果。我们的民族中弥漫着某种不可根除、无法磨灭的孩子气；这种孩子气直接违背了对我们民族而言最为有利的特点，即讲求踏实可靠、务实主义的理性思维。有些时候，我们的行为完全就是彻头彻尾的愚行，荒谬无稽、毫无意义、挥霍浪费、不计得失、粗心失当，因为那恰恰是在以儿童的方式来行事，而我们之所以会如此行事，往往也只是为了获得一丁点儿乐趣罢了。当然，即使我们这样去做了，由此所获得的乐趣也不可能比儿童做类似事情时所能获得的乐趣更多些，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不可能完全重现儿童的快乐，但其中的某些东西，我们肯定还是可以感受到的。而且，约瑟芬妮也总是从我们民族的这种幼稚中获益。

然而，我们的民族不只是幼稚而已，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也过早地衰老了，童年和老年对我们跟对其他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青年期，我们全是成年人，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做了太久成年人了；在我们民族普遍坚韧又充满希望的天性之下，匿藏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疲惫与绝望。这可能也与我们在音乐领域的水土不服有关；我们在音乐面前可谓老态龙钟，音乐之兴奋激昂、音乐之蓬勃轻快，跟我们的苦闷沉重完全不搭，于是，我们只好疲惫地摆手拒绝；我们终究还是退而求其次，开始吹起了口哨；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场合，时不时地吹一小会儿口哨，这对我们民族而言是恰如其分的。谁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真的没有音乐领域的天才呢；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我们当中确实有人拥有音乐天赋，在这种天赋得以茁壮发展之前，依照族人们的天性，肯定就已经在打压它了。相比之下，大家对约瑟芬妮的要求却完全相反，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吹口哨，或者说是唱歌，或者她愿意称作什么就是什么，因为她所做的一切并不妨碍我们，反而很适合我们，我们很愿意接纳、容忍；即便其中确实包含了一些与音乐相关的内容，其实也已经被简化为最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东西了；通过约瑟芬妮，某种音乐传统被保留了下来，但又丝毫没有给我们增添负担。

更何况，约瑟芬妮带给这个跟自己如此契合的民族的东西、比我们给她的反而还要更多一些。在她的那些音乐会上——尤其是在艰苦时期的音乐会上——只有那些非常年轻的人还会对她这位歌者本人感兴趣；只有他们才会惊奇地看着她卷起嘴唇，看她如何自可爱的门牙之间吹出空气，看她如何陶醉于自己所发出的声音，如何长吁短叹，如何利用这种沉浸状态来刺激自己进入新一轮的表演，如何让她自己的一举一动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可是，大多数观众已经——这一点明显可以辨别得出来——将注意力收敛到了自己的身上。在这里，在斗争间隙稍纵即逝的休憩时间里，人们纷纷开始做起梦来；在梦中，个体的四肢仿佛能够完全舒展开了，情绪不安的族人们仿佛得到了允许，可以在属于整个民族的那张巨大无比、温暖舒适的床榻上随心所欲地躺平、伸展。在这些梦里，约瑟芬妮的口哨声偶尔也会响起；她称之为“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则称之为“夜阑卧听风吹雨”[328]；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她的声音在这里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在其他地方则没有；相比之下，真正的音乐哪怕等得再久，恐怕也很难在我们这里找到接纳它的时机。在约瑟芬妮的声音里，我们总能窥见些许可怜、短暂的童年，总能窥见些许已然失去、再也无法寻回的幸福，不仅如此，我们如今的日常生活多多少少也藏匿其间，我们也总能窥见些许微不足道、难以言喻，但又切实存在、无从扼杀的盎然生机。这一切确实也不是用恢宏的歌声来倾诉的，而是仿若浅吟低唱一般，以极度轻柔的声音、私密地——有时甚至还有点嘶哑地娓娓道来。自然，是以吹口哨的方式。怎么可能不是吹口哨呢？口哨是我们民族的语言，然而，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吹口哨却不自知；可是，在这里，口哨声终究还是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束缚，同时也让我们获得了短暂的解脱。显然，我们不打算错过这些表演。

但话又说回来，从上述推论到约瑟芬妮所声称的、她在这种时候赋予了我们新的力量云云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不过呢，对于普通人而言或许确实是这样，但对于约瑟芬妮的献媚者们而言，就远非如此了。“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他们信誓旦旦地说道，其厚颜无耻简直溢于言表——“如果不是这样，那又怎么解释现场涌入的大量观众？尤其是在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时，那么多的观众，有时甚至已经妨碍到我们整个民族在面对这类危机时必要且及时的防范工作了。”好吧，不幸的是，上面引述的最后一句话确实是真的，但这并不是怎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无法归入到约瑟芬妮的荣耀之中，尤其是当我们对上述情况加以补充之后，即当这类集会被意外出现的敌人炸毁，我们自己的一些人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丧命时，就更是如此了。约瑟芬妮，她恰恰是这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没错，甚至可能就是因为她吹了口哨，才吸引了敌人们过来，而她却总是占据最有利的地形，躲在最安全的一小块地方，在她那群追随者们的保护下，以最快的速度、不声不响地先行离开，转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了。就连这些事情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当约瑟芬妮下一次起身去某个地方唱歌时，他们又匆匆忙忙地回来捧场了。如此这般，我们大可以得出结论，即约瑟芬妮几乎能够安然游走于法律之外，能够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地去做任何她想做的事，即便她的行动危害到了民族整体，大家也会毫无保留地原谅她。假设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约瑟芬妮所提出的主张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没错，透过我们民族给予她的这种自由，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发现，像这样一种不可能赋予其他任何人的特殊礼物——本质上是对法律的亵渎——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证明我们民族其实是无法理解约瑟芬妮的。正如她所讲的那样，我们这个民族无法理解她的艺术，族人们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不过是浮于表面地去赞叹、去钦佩罢了。就连他们自己都不认为自己能够配得上它，于是，只好努力用近乎绝望的捧场来弥补这种不理解给约瑟芬妮带来的痛苦。而且，恰如她的艺术超出了我们民族理解力的所辖范围，她这个人和她的愿望也超出了民族的指挥权、控制权的管辖范围。然而，情况却远非如此，这样的假设可谓大错特错；或许在个别情况下，人们会过早地屈服于约瑟芬妮，但是，有鉴于他们并不会无条件地屈服于任何人，所以，他们也绝对不会无条件地屈服于她。

很长时间以来——或许应该从她的艺术生涯开始时算起——约瑟芬妮就一直致力于让自己从任何一种形式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以便将全部心力都放到自己的歌唱事业上去；也就是说，一旦她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她就可以摆脱从一日三餐到跟我们民族生存斗争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务，并且——恐怕会——将其转嫁给整个民族。任何一位脑袋转得很快、一点就通的明白人——我们民族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人——都可以仅仅从这个要求的特殊性、从能够设想出这种要求的心态中得出结论，即它在本质上是合理的。然而，我们的民族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波澜不惊地婉拒了约瑟芬妮提出的这一要求。不仅如此，他们也不打算去费力反驳约瑟芬妮提出这一要求时所列举出来的各种理由。例如，约瑟芬妮指出，工作的劳累对她的嗓子不利，虽然工作的劳累与唱歌的劳累相比是小事，但却剥夺了她在唱歌后充分休息的机会，也剥夺了她为新一轮歌唱提高自己水准的机会，为了完成大大小小的工作，她不得不将自己的精力完全耗尽，在这种情况下，她恐怕永远都无法达到自己的最佳表现。我们民族的人们任由她说，无论她对此说了些什么，他们统统置若罔闻。这些很容易被打动的族人，有时根本就不可能被打动。拒绝有时竟会如此决绝，乃至于连约瑟芬妮都感到大吃一惊。对于这个结果，她似乎顺从了，照常工作，尽其所能地去歌唱，但这一切终究也只是暂时的，过不多久，她又会鼓起全新的力量，再次投入到提要求的战斗中去——在这件事情上，她似乎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件事上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约瑟芬妮尽管很努力地在争取，但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她当众宣称的那个要求。她是很理性的，她不回避工作，因为对工作的胆怯在我们民族的人们当中根本就不存在。即便她的要求真的得到了满足，她的生活跟过去相比也肯定不会有任何不同，工作完全不会妨碍她唱歌，她的歌声也不会因为不工作而变得更美妙些——既然如此，那她所努力争取的，恐怕就只可能是公众对她艺术的明确认可，这种认可应该是历久弥新的，远远超过迄今所知的一切认同。可是，尽管其他几乎所有的愿望对她而言都是可以实现的，唯独这份夙愿却始终顽固地躲避着她，不给她任何实现的机会。或许她早在一开始时就应该将攻势引往不同的方向，或许她现在也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失策，可是，她已经不能再回头了，因为回头就意味着对过去的自己不忠，事到如今，她已经泥足深陷，不得不跟这份夙愿共存亡了。

倘使她在我们民族内部真的有敌人，恰如她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些敌人多半也会饶有兴致地观看这场不会有结果的战斗，他们自己甚至连一根手指都不必去动。可她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敌人，即便有些人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上对她有些反对意见，也没有谁会对像这样的战斗感到高兴。从根本上讲就不可能，因为在像这样一类事情上，我们民族的人们永远都会以一种冷酷严肃、宛如法庭审判般的态度示人——当然，这类事情本身是很少的，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如此。纵使在关于约瑟芬妮的上述假设中，人们可能会赞同这种态度，可是，一旦想到在未来的某天，族人们可能也会对自己采取类似的行动，无论是谁，都会马上排除掉任何幸灾乐祸的可能性。实际上，拒绝要求的一方跟提出要求的一方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族人们居然会对一位同胞置若罔闻，这种行为简直太无情了。更何况，他们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竟然还会用如父亲一般的方式，或者甚至是比父亲还要更慈爱的方式、无微不至地关心这位同胞，两相对比，当然就显得更加无情了。

假设我们将自己的民族用一个独立具体的男性形象来指代：那么，大家当然有理由相信，这位象征着我们全民族的男性，他长久以来都在勉力承受约瑟芬妮不断燃烧、越烧越旺的欲望之火，长久以来都选择忍辱负重，屈从于约瑟芬妮，不过，他最终还是会结束这种屈从；眼下他的屈从已经到了常人所不能及的地步，因为他坚信，无穷无尽地屈从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只要坚持屈从，肯定还是能够抵达某个恰如其分的限度，从而将这种屈从一鼓作气地结束掉；没错，他的屈从之所以超出必要，只是为了让这整件事能够加速向前推进，只是为了彻底宠坏约瑟芬妮，促使她不断产生新的欲望，直到她真的提出这最后的要求；再然后，当然——因为他早就准备好了——他也顺势给出自己最终的拒绝。不过话说回来，以上归根到底也只是假设罢了，眼下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我们的民族并不需要耍这样的手段，况且，他们对约瑟芬妮的崇敬是真诚坦率、经得起考验的。至于约瑟芬妮，她所提出的要求是如此高高在上，甚至连随便哪个没有偏见的孩子都能预测到这一切最终将会有怎样的结局；换个角度来思考，约瑟芬妮本人对此事的看法中，上述假设[329]恐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就又为她被拒绝后的痛苦平添了一份苦涩。

可是，即便约瑟芬妮心中有这样的怀疑，她也不会让自己被战斗本身给吓倒。最近，斗争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果说截至不久前，她还只是用言语来斗争，那么如今，她已经开始使用其他各种手段了。在她看来，这些手段确实更加有效，然而，在我们眼中看来，对她本人反而更添危险。

有些人认为，约瑟芬妮的诉求之所以变得如此迫切，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正在慢慢变老，她的声音正在逐渐显露出各种无法弥合的弱点，因此，现在恐怕是她为自己的艺术取得明确认可发动最后一战的时候了。我不相信这套说法。因为如果这是真的，约瑟芬妮就不再是约瑟芬妮了。要知道，在约瑟芬妮眼中，自己的声音既不可能老化，也没有任何弱点存在。当她提出什么要求时，这要求绝对不是由外部事物所造成，而是由她内里的一致性带来的。她伸手去拿最高的花环，不是因为它此刻挂得稍低了些，而是因为它是最高的；假设条件允许、力所能及，她还会把它挂得更高些。

然而，这种对外部困难的漠视，却也并不妨碍她去使用那些最不体面的手段。她所拥有的权利，在她自己眼中看来确实是不容置喙的；既然如此，选用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它又有什么关系呢；尤其还是在现如今的这个世界上——恰如它呈现在她面前时的这副模样——体面的手段反而必将迎来失败。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她甚至将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从歌唱领域拓展到了另一个对她本人而言并不怎么重要的领域。约瑟芬妮的拥趸们到处宣扬她所提出的一套主张，根据这套主张，她认为自己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某种程度上讲，其实也可以选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歌唱，这种歌唱方式将给位于所有阶层的族人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完全一视同仁，即便是那些躲在最隐蔽处、藏匿最深的反对派们也一样。所谓真正的快乐，并不在目前族人们广泛认同的那一层意义上——尽管他们一直声称自己在约瑟芬妮的歌唱中感受到了这种快乐——而是在满足约瑟芬妮要求的那一层意义上[330]。但是，她又对此补充道，有鉴于她无法故作高深，对鉴赏水平较低的人群也做不到曲意奉承，因此，她其实并没有办法选择那种全新的歌唱方式，一切都必须维持原样。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主张与她为摆脱工作而进行的斗争截然不同；单从内容上看，这套主张确实也是为她的歌声而进行的斗争，但是，她并没有直接使用歌声这一宝贵的武器来做斗争；因此，她为此所使用的任何手段都具有足够的正当性。

举例而言，在为摆脱工作而进行的斗争中，有人散布谣言说，如果大家始终不愿意屈从，那么，约瑟芬妮很快就会开始减少歌唱中的花腔[331]部分。我对花腔一无所知，也从未在她的演唱中注意到任何花腔部分。可是，约瑟芬妮却已经打算要缩减花腔了——暂时还不会取消，只是缩减而已。再后来，据说她也切实兑现了自己给出的威胁，然而，与她先前的表演相比，我并没有在后来的表演中发现任何不同之处。全体族人就像往常那样聆听着，没有对花腔发出任何议论，对约瑟芬妮所提出要求的处理方式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不过话说回来，约瑟芬妮有时也会有一些相当优雅、体面的考量，正如她的身材一样，这是不可否认的。举例而言，在那次据称已经削减了花腔的演出之后，似乎是因为她自发自觉地意识到，之前关于花腔的决定对于我们民族的人们而言，似乎太过苛刻、太过突然了一点，于是她宣布，下次进行现场演出时，她将再次完整地演唱花腔部分。然而，在下一场音乐会结束之后，她又改变了主意，终于决定跟“伟大的花腔”一刀两断了——在族人们切实做出对约瑟芬妮有利的决定之前[332]，花腔不会再归来。好吧，可以这么说，族人们听着所有这些解释、决定，以及决定的变更，就仿佛一名若有所思的成年人正在耐着性子听一个孩子喋喋不休似的，态度基本上是慈爱的，具体内容却完全听不进去。

即便如此，约瑟芬妮也还是寸步不让。比方说，她最近又声称自己的脚在工作中受了伤，导致她在唱歌时难以站立；然而，由于她只能站着演唱，所以现在将不得不缩短唱歌的时间。虽然她一瘸一拐地被拥趸们搀扶着，但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受伤。即便我们承认她那副小小的身体确实特别敏感、脆弱，但我们始终是个崇尚劳动的民族，约瑟芬妮也始终是这个民族当中的一员；如果我们民族的人们每次擦破了一点皮就会一瘸一拐，那整个民族岂不是没有不瘸的时候了。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她情愿让自己像个瘸子一样被人搀扶着走路，即便相比平时身体正常的时候、她可能会更频繁地表现出这种可怜兮兮的模样，族人们听到她唱歌时，却也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心怀感激、兴高采烈，对于缩短的时间也不会感到大惊小怪。

如此这般，既然她不能一直装模作样地跛着脚，只好又捣鼓出了一些别的东西。她开始拿“身心疲惫”当自己的保护伞，对外表现出情绪糟糕、虚弱不堪的状态。于是，除了欣赏音乐会之外，我们现在还能额外再看她演一出好戏。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瑟芬妮身后，她的拥趸们是怎样在苦苦地哀求她，恳请她为大家一展歌喉。约瑟芬妮说：她想这样做，但她做不到。他们又开始安慰她、哄骗她，几乎将她抱到了先前选定好的地方——按照约定，她应该在那里一展歌喉。最后，她终于屈服了，脸上挂着犹疑不决的泪水，准备开始唱歌。然而，当她真的想以任谁看了都一目了然的最后一点意志力为大家献唱时，呈现出来的却是一副无精打采的颓然模样：两侧手臂不像往常那样朝前伸出来，而是毫无生气地耷拉在身上，给观众们的一种“这两条手臂是不是有点太短了”的错觉——当她终于像是要开始唱起来了的时候，好吧，又不行了，脑袋不情愿地抽动了一下，说明了一切，她没有唱，反而直接在我们眼前瘫倒了下去。不过，她很快就振作了起来，重新站好，正式开唱。我不认为她的歌声与平时相比有什么不同，如果是那种对声音上最细微的差别有分辨能力的人，或许能够听出一点点非比寻常的激昂情绪吧，可是，即便情况真是如此，这种情绪的加入，对歌唱演绎而言也只会有好处。唱到最后，她甚至比开始演唱之前更精神了。演唱结束，她踏着坚定又迅捷的步伐——这种步伐如此迅捷，恰如人们所说的“倏忽而过”——匆匆地离开了，拒绝了拥趸们的任何帮助，用冷眼审视那些诚惶诚恐地避让着她的人群。

上次演唱时的情况便是如此，但最新一次的情况却是——她在观众们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她唱歌的时候消失不见了。不仅那帮拥趸们在找她，其他许多人也加入到了这次寻人任务当中，但结果却是徒劳的；约瑟芬妮已经彻底失踪了，她不想唱歌，甚至不想再被任何人问及，这一次，她完全抛弃了我们。

咄咄怪事，她的这番算计是多么失策哪，像她这样的聪明人，竟然错得如此离谱，错到让人觉得她根本就没有算计什么，不过是受到了自身命运的驱使罢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世界里，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只会招致极度凄惨的命运。她自己主动退出了歌唱事业，她自己主动摧毁了她在同胞们那里收获的权利。她究竟是怎么获得这种权利的呢？要知道，她对自己这些同胞们的了解是如此之少。如今，她将自己给藏匿了起来，不再唱歌了，但我们这个民族整体上却表现得颇为平静，没有显露出明显的失望；他们的这种表现是如同孩子家长一般的，是一大群心如止水的民众，他们墨守成规、拘泥于形式——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并非如此——他们只知道付出，从不接受馈赠，甚至不接受约瑟芬妮的馈赠；总之，这个民族仍在继续走自己的路。

然而，对于约瑟芬妮而言，她往后所走的就只能是下坡路了。用不了多久，她的最后一声口哨就会响起，永远陷入沉寂的时代旋即到来。她也不过是我们民族永恒历史当中的一段小插曲罢了，族人们必将克服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损失。不过话说回来，对我们而言，这毕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假设到场的所有人都完全保持沉默，又怎么可能举办得了集会呢？可是，他们当初面对约瑟芬妮时，岂不是也完全保持了沉默吗？由此看来，她真正吹出来的口哨声，莫非比我们记忆当中留存下来的口哨声还要更显响亮、更具活力？假使情况真是如此，那么，当她活跃于众人面前时所留下的那些东西，难道真的只是一份记忆而已吗？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们凭借着自身的智慧，将约瑟芬妮演唱的地位定得如此之高，岂不正是由于她的演唱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做到历久弥新吗？

如此这般，或许我们根本就不会因为约瑟芬妮不再演唱而失去太多，但约瑟芬妮却不一样，她能够借由不再演唱而从俗世的纷扰中获得解脱，然而，在她眼中看来，这种纷扰却是专为出类拔萃之人所准备的。总之，她的身影将会愉快地消失在我们民族不计其数的英雄人物们之间，而且很快——由于我们不记录历史，她将会跟她所有的英雄兄弟们一样，在如烟雾般向上蒸腾的解脱过程中被彻底遗忘。

篇注：

选自《饥饿艺术家》初版最后一篇，完成于1924年4月，是卡夫卡生前所完成的最后作品，也是作家本人认为非常满意、值得出版的少数作品之一。

在此之前，1923年10月18日，出版小说集《乡村医生》（1919年初版）的Kurt Wolff出版社正式致函卡夫卡，称新书的预订数量太少，后继的出版计划被迫终止。与旧出版商分道扬镳之后，在友人们的帮助下，卡夫卡又与柏林的Die Schmiede出版社初步建立了合作关系。1924年3月7日，新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出版合同正式签订，首印数为两千至三千册。在这个时间点上，《饥饿艺术家》《一位娇小女子》《最初的苦难》均已完成，卡夫卡本人也承诺将在3月底或4月初再交上最后一篇当时正在紧张创作中的、篇幅较长的小说，最终以四篇合辑的形式来出版《饥饿艺术家》一书。再然后，到了1924年4月8日或者9日这一天，小说终于完成了，卡夫卡给挚友马克思·布罗德寄了张明信片，请他将文稿提供给《布拉格新闻》[333]报社先行发表，同时嘱咐布罗德马上联系Die Schmiede出版社，抓紧推动《饥饿艺术家》的结集出版事宜。

《布拉格新闻》将小说刊登在了1924年4月20日的复活节专版上，刊登时的题目为“女歌者约瑟芬妮”，发表后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一个多月之后，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去世。

与《饥饿艺术家》故事类似，《女歌者约瑟芬妮》所讨论的同样是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集《饥饿艺术家》中的另外两个故事同样涉及对这样一类关系的讨论，即艺术在面向普罗大众时所呈现出来的效果，艺术家如何通过艺术本身获得救赎，以及艺术家与观众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荒谬性，仅在讨论深度与侧重点上有所区别。与卡夫卡的另一本小说集《乡村医生》类似，《饥饿艺术家》一书所选的篇目及编排顺序也得到了作家本人的悉心设计，虽然四篇小说的故事看似彼此独立，但本质上仍是一部连作集，书中第一个故事《饥饿艺术家》与最后一个故事《女歌者约瑟芬妮》首尾呼应，都将讨论“艺术何以成为艺术”这一问题作为了核心议题。

作为卡夫卡一生当中最后的小说作品，《女歌者约瑟芬妮》在他整个中短篇作品序列当中的重要程度，可以说是不言而喻。故事整体篇幅是很长的，以第一人称独白的形式、看似客观的旁观者视角，向大家提供了“我”对于约瑟芬妮这一人物的各种印象，其中牵涉到大量独立事件、看法、揣测、传言，乍一看去似乎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实际上却暗藏着十分明晰的叙事脉络。依照卡夫卡研究领域普遍的做法，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我们首先将全文提供的重要信息简化，从中筛选出“我”最关心的一些印象——通常而言，这些也是“我”在独白中最希望说服作为聆听者的读者们的关键性主张，尽管作为读者的我们早已意识到，象征着艺术家的“约瑟芬妮”相对于本文而言是完全沉默的，全部叙述都只是象征观众的“我”的一面之词。

小说结集时选定的正式标题为“女歌者约瑟芬妮或耗子民族”，这是卡夫卡亲自拟定的题目，是他在医院里为小说集做校对时决定的，将形式上的“题目未定选择权”交给读者的设计，本身也属于一种创作手法。当时的绘画作品经常出现这种类型的标题，尤其在风行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大批象征主义画作与诗歌中，更是十分流行的做法。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多半已经注意到，文中从来不曾出现“耗子”二字，仅仅通过隐晦的习性描绘，比如“将脸贴在身旁族人的毛皮上”，集会时会挤成一团，超强的繁殖能力等，来暗示“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们”恐怕并非常见的人类族群，而是某种长有皮毛的动物拥有智慧之后的拟人化：卡夫卡中后期的作品中，像这样一类动物寓言式的作品并不少见，例如以亚历山大大帝的爱马比塞弗勒斯为主角的短篇小说《新来的律师》，以及同样采取独白式写法的《一条狗的研究》等。卡夫卡对角色的“动物化”通常都是出于某些社会性特征具体到人类个体上的异化想象，他最著名的小说《变形记》即是如此。无论具象化或者说抽象成哪种动物，这种动物所具有的无法改变的特征与习性，必定是卡夫卡试图去描绘、并且试图让个体努力去“冲破”的；努力到最后，面对的通常是失败，几乎无一例外，有时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诚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不难看出，《新来的律师》中比塞弗勒斯的身份被识破，已经等同于失败，但这种失败是很温和的；相比之下，约瑟芬妮至少在他者的描述中已然功成身退，“被遗忘”作为一种注定迎来的失败，虽显悲戚，也不过是形式主义的花朵罢了，“我”对约瑟芬妮自始至终抱持着的否定态度，才是笼罩全篇的“卡夫卡式失败感”根源。

“我”首先指出，约瑟芬妮的歌声与其说是歌声，倒不如认为它是一种轻柔的口哨声，耗子民族的随便哪个成员都能轻而易举地发出这种声音，甚至比她表演的还好。这项根源性的否定，是全文立论的基础，即否认约瑟芬妮表演艺术的特殊性。随后，“我”话锋一转，又说尽管如此，她的艺术却是面向公众的，受到公众认可的程度也是无可争议的——因为“我”从根本上否定了约瑟芬妮的歌声，她的表演广受认可这项事实旋即成为难于解释的“谜团”。“我”很清楚，无论是举例讨论还是纯粹说理，只要能够解决上述“谜团”，也就即时给予了自己的立论以正当性。

很显然，由于全文绝对主观立场的存在，即使论证过程看起来再怎么有道理，结论的真实性仍旧是值得怀疑的。“我”最重要的一项揣测，就是假定听众们也对“关于约瑟芬妮所谓艺术的真相”了若指掌，即耗子民族的全体族人，都跟“我”的看法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独白中，这项揣测是完全不需要任何证明的，如此之笃定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出了“我即耗子民族”的氛围，于是，小说的二元式标题“女歌者约瑟芬妮或耗子民族”就更加值得玩味了——它更像是让读者在两种陈述中选择一种立场来相信，作为耗子民族的“我”慷慨贡献出了全部的文本；相比之下，不得不保持缄默的约瑟芬妮所使用的“无声”陈述，其本质上则是一种隐语，完全依赖读者对“我”独白的否定来呈现，即我们认为约瑟芬妮的歌声确实与众不同，她所有的要求也都是正当的，即使归隐，也将被人们长久铭记，历史上的一切英雄人物亦如是。

根据“我”的理论或者说是视角，约瑟芬妮虽然没有任何艺术上的才能，跟耗子民族中的其他成员几无二致，但她却坚持以女歌者的姿态在族人们面前演唱，并且在全族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还是因为在音乐会所营造出来的气氛下，民族团结意识以某种难以言喻的方式得到了加强。耗子民族的成员们客观上是需要音乐会的，他们将约瑟芬妮的演出现场作为休息场所来使用，因为除了这里之外，族人们的生存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威胁。从文中描述来看，耗子民族有着各种各样的天敌，死亡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虽然大量的后裔保证了种族的延续，但新生代的不断涌入也令族群存在具有一定随意性，这可能也是耗子民族没有历史的原因——至少是表面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我”所在的耗子民族是否直接代指全体耗子，抑或只是其中一个分支，战斗是否会在同一种族之间进行，文中则语焉不详。

约瑟芬妮坚信自己表演的重要性，逐渐端起了明星的架子，最后甚至希望通过她的歌唱来免去所有其他工作。可是，耗子民族的成员全都需要劳作，无一例外；作为明确的反对者，“我”也列出了日常工作与约瑟芬妮的表演发挥之间完全无关的例证。于是，当约瑟芬妮的这一要求被大众以视若无睹的方式无视掉之后，她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拒绝唱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消失在了以“我”为代表的族人们的视野中。“我”则预言约瑟芬妮必将被忘却，并将忘却的对象上升为“我们民族不计其数的英雄人物们”。否定全部，以此作为全文的结尾——这也是卡夫卡作为一位伟大小说家所写下的最后一段完整的虚构话语。

卡夫卡在写作本文时已经病入膏肓，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因此，这篇小说可以认为是他所留下的一份“文学遗嘱”。与卡夫卡后期的大部分小说类似，本文依旧具有极强的犹太性，约瑟芬妮这一角色，实际上揭示了卡夫卡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自我形象，反映了他对艺术之于观众的用途与效果的反思。

卡夫卡的不少作品都是以艺术家为主角的，除了本身即以“艺术家”命名的《饥饿艺术家》之外，《在马戏团包厢里》中的艺术家是女骑手，《最初的苦难》里则是高架秋千艺术家。卡夫卡笔下的艺术家们处境大抵相似：都处于社会边缘位置，且极度依赖于公众。他们的追求也很相似：为艺术而活，几乎将自己的生命押在艺术上——在他们心中，艺术是绝对的。卡夫卡所塑造出来的艺术家形象总是会给读者们带来一种“天选之人”的感觉，技艺极为高超，与艺术相关的决心也很坚定，某种角度上讲是具有神性的。根据布罗德的记载，卡夫卡本人认为这类塑造是超越神性的，其中最可贵之处在于“艺术的伟大与可质疑性”，但它与宗教之间也并不冲突，甚至可以通过宗教的形式来得到强化。小说中有一处描绘出了约瑟芬妮演唱时如痴如醉的姿势，这种姿势代表着她的艺术表达在某一时刻已趋于某种接近“完人”的境界，即所谓的“神性时刻”——“她张开双臂，脖子朝上伸到再也无法继续伸高的位置。”——不少卡夫卡研究者将这一形象类比为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后文中也有一段话对该看法加以印证：“她站起来，伸长脖子，像暴风雨即将来临之前的牧羊人一般，努力想将自己的族人如受看管的羊群那样尽收眼底。”——据1920年卡夫卡写给自己情人米莲娜·耶申斯卡[334]的一封信中所说，写作就是艺术，是一场“救赎全世界的伟大抗争”，因此，这一牧人形象也正是卡夫卡本人的自画像，他也是所有这些艺术家们当中的一员。

关于约瑟芬妮就是卡夫卡化身的另一项证据，在于人物命名。首先，“弗兰茨（Franz）”与“约瑟夫（Josef）”这两个名字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奥地利式互文：《审判》的主角“约瑟夫·K.”是公认的“弗兰茨·卡夫卡”化身，姓与名也是完全对应的；至于“约瑟芬妮（Josefine）”这个名字，则明显是“约瑟夫”的女性化。与卡夫卡笔下的其他化身们类似，约瑟芬妮身上同样具有独立且典型的西方犹太艺术家特质，唯有尊重其自主性，才能创造出对其所属民族有价值的作品，即使这些族人们并不愿意接受这份馈赠，或者说暂时无法理解这份馈赠的意义，创作本身也是势在必行的。在卡夫卡的虚构中，约瑟芬妮自认为是族人们的保护者，因为开篇时“我”就已提到：“她热爱音乐，也知道应该如何传播音乐；能够做到这些的，她是所有人当中唯一的一个。”——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艺术特质，将约瑟芬妮与她的族人们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我”虽然肯定了约瑟芬妮独一无二的艺术特质，但又不认为她真的擅长音乐，注意这段话中的措辞，仅仅指出约瑟芬妮“热爱”且懂得如何“传播”音乐。事实上，在叙述者眼中，正是由于有这两点因素的存在，才能够在“约瑟芬妮表演所拥有的所谓艺术性被彻底推翻”之后，解释她的现场表演为何能达成如此巨大效果的谜团：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她懂得如何去“传播”，并且因为“热爱”而坚持了下来，支持她的“拥趸们”固然也知道她所谓的艺术是怎样一回事，但却选择毫无保留地捍卫她的地位，尽一切所能协助其传播——正是由于她得到了这样的一种帮助，才能获得极为巨大的影响力，没有任何族人能够对她的演唱置身事外。至于约瑟芬妮获得这些“拥趸们”的原因，文中同样有所交代，乃是因为“围绕着这孱弱而细小声音的庄严肃穆氛围”，这同样归因于她的“传播”能力。于是，根据上述的一整套逻辑，“艺术”并非艺术家的与众不同之处，艺术家只是热爱普罗大众都能做到的事情，热衷于传播并且取得了成功罢了，反而是观众令“艺术”真正成为了艺术。因此，观众的作用至少也跟艺术家一样大。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去世之前的卡夫卡所抱持的基本就是上述的观念，即认为作为小说家的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人人皆可写小说，使自己所写作品成为艺术的反而是读者们的认可。这种观念中自然也不缺少卡夫卡小说中惯见的两重性，原因在前文中同样也交代过，即卡夫卡很可能同时抱持着另外一种相反的观念，形如约瑟芬妮从未言明的隐语：艺术至高无上，受众无关紧要，创作者就是“天选之人”。举例而言，约瑟芬妮认为工作影响了自己的艺术发挥，希望完全摆脱与艺术无关的日常工作，专注于艺术——这恰恰也是卡夫卡相对短暂的创作人生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犹太寓言的世界中，矛盾的存在无关紧要，足够荒谬的现实才是真实。由此观之，本文作为卡夫卡的文学遗嘱，也是恰如其分的。至于耗子民族的设定是如何暗示犹太作家在大德意志文化中的作用，以及从性别研究的角度上看，女性艺术家与男性观众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对立关系等问题，研究文章不在少数，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319]Josefine。

[320]此处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前文中以敲核桃问题作为判断标准，提出了两种不同思路，这里讨论的仅仅是其中的后一种思路。

[321]因为前文中讨论的问题是“约瑟芬妮的表演到底算不算是在唱歌”，而第二个问题已经将“约瑟芬妮的歌声”作为前提了，自然可以将前文问题划去。

[322]这句话是非常巧妙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在以陈述事实的方式来取笑约瑟芬妮，但又一语双关地规避了背信弃义的风险。

[323]本段原文中两次嵌套了破折号来进行说明，在卡夫卡作品中较为少见，本书仍保留原文格式。此处的“繁衍生息”意指繁殖生育，即族人在大批死亡之后，能很快补充数量。

[324]这句话是在否定前文，因为前文强调“不幸发生之后”更容易扮演民族的救世主，但事实上约瑟芬妮最吸引人们注意的时间点，却是面临苦难之时。

[325]因为前文已证明“真正的歌唱家”必定会受到族人们的抵制，但族人们并未抵制约瑟芬妮，所以约瑟芬妮并非真正的歌唱家。

[326]此处的推理则更进一步：约瑟芬妮否定族人们的聆听，因为她拒绝承认自己发出的声音并非歌唱；与此同时，她反复歌唱又是在拒绝这一逻辑链条本身，即不承认这套证明方式，试图以自己的引以为傲的“歌声”来吸引正在参加大型集会的族人们的注意。

[327]指这些并非孩子，不能与其他民族的孩子进行类比。

[328]此处原文用的两个词为“perlend”和“sto?end”，前者直译为“持续不断地发出清脆悦耳如珍珠撞击般的声音”，后者较罕用，为“持续不断地发出急促吹气声”，两者都是对约瑟芬妮口哨声的描绘，此处以古诗意译。

[329]指整个民族以超出必要的屈从诱导约瑟芬妮、令其在欲望驱使下提出不可能办到的要求、进而受到断然拒绝这一假设。

[330]指所谓“真正的快乐”并非由族人们的主观感受来定义，而是完全由约瑟芬妮来定义。

[331]原文为“Koloraturen”，是意大利语“coloratura”的德文转写，音乐术语，指歌剧中的花腔女高音部分，一种纤巧妩媚的华彩唱腔。这种美声唱法讲究精湛的技巧，音域宽广且富于变化。

[332]此处是针对前文中族人们对约瑟芬妮摆脱工作要求之回应的，因为他们对于该要求向来都是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

[333]Prager Presse，布拉格当地发行的一份日报，创刊于1921年3月，停刊于1939年。

[334]Milena Jesenk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