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座小城不在边境上，离边境还很远，也许城里的人们都还没有去过那里。如果要从这里出发去边境，需要穿越荒凉的高地，以及面积极为广阔的一大片沃土。光是想象这一小部分路程，都会令人感觉十分疲惫，不过话说回来，硬要去想象超过这一小部分的路程，也不太可能办得到，因为知者寥寥。途中也有一些大城市，比我们这座小城大得多。十个我们这样的小城并排摆放，还有十个这样的小城从上方硬挤下来，全部堆在一起，都不可能拼凑成一座如此巨大、如此拥挤的大城市。哪怕你在前往边境的途中不会迷路，肯定也会在这些大城市里迷路。而且，考虑到大城市所拥有的巨大规模，你是不可能避开它们、直达边境的。

可是，还有比边境更远的地方，如果这种距离可以拿来比较的话——就像说一个三百岁的老人比一个两百岁的老人更老一样——那么，比边境更远的距离，就是我们这座小城到帝国首都的距离。虽然我们这里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关于边境战争的消息，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来自首都的任何消息。我口中的“我们”，指的当然是我们这些普通市民，因为小城的政府官员与首都之间有着良好的联系。每隔两三个月，他们就可以从首都那里得到一些消息，至少他们是这样声称的。

可是，如今这种状况岂不是很奇怪吗？每次想到我们这座小城的现状，我总是感到无比惊讶——既然我们离首都如此之遥远，怎么可能毫无保留地服从来自首都的一切命令？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这点的？几个世纪以来，此地没有出现任何政治上的变革，大家一直都是逆来顺受，没有任何来自普通市民的反对意见。在首都，墙头变换大王旗，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来来去去，甚至连旧的王朝也能被消灭掉，世袭统治的皇帝遭到废黜，新的王朝转眼又开始了，如此循环往复。在上个世纪，甚至连首都本身都被摧毁了，在离它很远的地方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首都，后来这个首都也被摧毁，旧的首都又被人们从一片废墟上重建。百年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的大事，我们这座小城的公务员们依旧还是在负责那些岗位，当官的依旧还是那些人。当然，职位最高的官员永远都是从首都派遣来的，中层官员就算不是来自首都，至少也来自外省，唯有最低阶的官员才出自我们当地人，整个系统就这样保持着平衡，对我们而言也已经挺满意了，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在这座小城里，地位最高的官员是总税务官，他的军衔是上校，也被大家这样称呼。今天他已经是个老人了，我也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了，早在我小时候，他就是个上校。起初，他的仕途发展很快，不过后来似乎就停滞不前了。如今，像他这种等级的军衔，对于我们这座小城已经完全够用了，我们也不可能接受更高的军衔。每当我试图回忆他、想一想他是什么模样时，我就会看到他坐在市集广场他那栋房子的阳台上，身体向后靠着，嘴里叼着烟斗。帝国国旗在房顶上飘扬——就飘扬在他头顶上。在阳台的两侧——顺带一提，这阳台非常大，有时会在那里举行小型军事演习——晾晒着不少衣服。他的孙子们穿着漂亮的丝绸衣服，在他身边玩耍。他们不被允许下到市集广场上去玩耍，因为那里的其他孩子们身份低贱，不值得他们这样做。尽管如此，市集广场上的一切始终吸引着他们，虽然不能下去，他们至少还是可以将脑袋伸到阳台的栏杆之间，朝下面张望。当其他孩子们在下面争吵时，他们也会在上面加入，大吵特吵。

也就是说，是这位上校统治着这座小城。我不认为他曾经向任何人出示过对应的官方文件，证明自己确实有权统治这座小城。不仅如此，我甚至也不认为他真的拥有这类的官方文件。或许他真的是一名税务官，拥有这样一重身份。但这就是全部吗？税务方面的这重身份，是否真的能够赋予他足够的权力，允许他在与行政相关的所有领域进行统治呢？他所担任的这一职务，对国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对普通市民而言，其实不算什么重要的事。在我们这里，人们几乎都有这样的印象，即人们似乎总是在说：“现在你们已经拿走了我们的一切，既然如此，干脆把我们自己也捎上吧。”事实如此，他既没有恶意篡夺统治权，也并非一个暴君。在我们这里，总税务官就是地位最高的官员，也就是统治者，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如此，上校无非是在遵循这一传统，他的行为跟我们这些普通市民相比，其实也没什么不同。

可是话说回来，尽管他平时的确生活在我们这些普通市民中间，也没有太多个人尊严上的区别，但他的确也是跟我们这些普通市民完全不同的人。每当哪个代表团带着请求来到他面前时，他就跟一堵铜墙铁壁似的站在那里。他身后似乎什么也没有，但却总是能够听到一些声音在窃窃私语，但这也可能是某种错觉，因为实际上就是什么也没有。无论如何，他以这样一种姿态现身，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靠得太近，至少对我们这些闲杂人等而言是这样的。在我们这里，只要是跟代表团进行谈判的场合，肯定能够见到他。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完全由普通市民组成的代表团来找他，向他请求政府援助，因为当时这座小城里最贫穷的地区被大火完全烧毁了。我的父亲是一名铁匠，在群众当中很受尊敬，他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且带了我一起去。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因为像这样的场合，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聚在一起，以壮声势，也正因此，很难从庞大的人群当中分辨出真正的代表团成员来；这类谈判通常都会在阳台上举行，所以，有些人还会从集市广场爬上梯子，爬到阳台栏杆的高度，攀在栏杆上参与上面的事情。当时的安排是，阳台大约四分之一的长度专门为他保留，其余则被人群填满。几名士兵负责监督一切，在他身边围成一个半圆。通常情况下，一名士兵就足以应付一切，因为我们这些普通市民总是对士兵怀抱着极大的恐惧，根本就不敢靠近。我不知道这些士兵到底来自哪里，总之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他们每个人都很相似，甚至不需要穿制服。他们全部都是小个子，一点也不强壮，但动作都很敏捷。士兵们身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当数嘴里那副粗大的獠牙，如此之粗大，乃至于将他们的嘴里塞得满满当当。除此之外，还有他们狭长小眼睛里闪烁着的某种不安的、悸动的光芒。这些特征使他们成为了孩子们的梦魇，但同时也是孩子们的快乐之源，因为他们总是期待着能够被这些獠牙和眼睛吓到，然后绝望地跑开。这种根植于童年的恐怖，到了成年人阶段恐怕也不会消失，即便不再感到恐怖，至少也能在成年人身上产生持续的影响。当然，除了上述表面上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特征，加强了这种效果。首先，士兵们讲的是我们完全听不懂的方言，与此同时，他们也很难听懂我们这里所讲的方言，不管在此地驻守了多久，他们也习惯不了。如此这般，语言不通的现实，赋予了他们某种隐秘、冷漠的感觉，这当然也符合他们自身的性格——他们永远都是那么安静、严肃、刻板。诚然，他们并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坏事，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却几乎总是令我们感到难以忍受。比方说，有一名士兵来到了一家商店里，买了点东西，然后便一直靠在柜台上听其他人聊天，他大概是听不懂的，但却装出听懂了的模样，自己不说一句话，只是定定地注视着正在说话的人，然后又注视着正在听对方说话的人，整个过程中，手一直放在腰间的长刀柄上。士兵的这种关注姿态很令人厌恶，大家很快就对聊天失去了兴趣，过不多久，商店里就空无一人了。唯有当商店里空无一人时，士兵才会离开。因此，一旦士兵现身，我们当中最活泼的人也会迅速变得安静起来。当时也是这样的。如同在所有正式活动上一样，上校将身体挺直，双手前伸，每只手里各握着一根长竹竿，用竹竿支撑住身体的一部分重量。这是一项古老的习俗，其内在含义是：他支持法律，法律支持他。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在阳台上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但他们却总是会被发生的事情重新吓上一跳。即便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个本应发言的代表团成员也不想开始，此时此刻，他已经站到了前面，面对着上校了，但最后他还是失去了开口的勇气，用各种借口退回到了人群之中。眼下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人准备发言——尽管一些不合适的人提出要求，说自己想要发言——于是，现场出现了很大的骚乱，信使们被派往身份地位不同的市民们那里去询问，看有没有哪位想要发言。实际上，小城里还是有一些知名演讲者的，但他们未见得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去找他们也需要时间。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上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只有当他进行呼气动作时，才能明显看出他的胸膛被压低了下去，等到他吸气时，胸膛又会挺起来。这当然并不是说他呼吸很重，实际上，他只是将呼吸的这一整套动作完成得很干脆，一起一伏之间，大家看起来很清晰，就跟青蛙的呼吸一样。不同之处在于，青蛙总是这样呼吸，没什么好稀奇的，但上校这样呼吸就显得很特别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成年人中间，透过两名士兵之间的缝隙仔细观察他，直到其中一名士兵用膝盖将我顶开，我才不得不离开那里。在此期间，原本被指定发言的代表团成员已经重新鼓起了勇气，在两位同伴的坚定支持下，他总算开始了演讲。令人感动的是，在这场描述巨大不幸的严肃演讲中，他的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然而，试图用这种最卑微的微笑换取上校哪怕一点点的共鸣，都是徒劳的。最后，他终于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还记得，他当时只要求减免一年的税赋，或许还要求从帝国掌管的森林中购买一些卖价相对更便宜些的木材。提完要求之后，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跟除了上校、士兵和现场几位官员之外的其他人一起，构筑成了一道所有人都在鞠躬的背景。有一些不想鞠躬的人，他们为了不跟大家一起鞠躬，竟然从阳台边缘的梯子上往下爬了好几级，以便在眼下这种关键的停顿里不被其他人发现，只敢时不时地在阳台的地板边缘露个头，好奇地窥视上面的情况——在孩子们眼中看来，这种行为实在是很滑稽可笑。停顿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其中的一位官员，一个小个子男人，走到了上校面前，努力踮起了脚尖。于是，上校便在官员特意凑过来的耳边说了些什么。除了深深的呼吸之外，上校仍旧一动不动。官员听后拍了拍手，于是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官员即刻宣布道：“请求被拒绝了。你们各自散去吧。”此刻，人群之中涌生出一股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解脱感，事情总算告一段落，大家纷纷开始往外挤。几乎没有人再去注意上校了，他已经跟我们其他人一样，正式回归为一个自然人。匆忙之间，我只看到他居然十分疲惫地放开了正在倒下去的长竹竿，瘫倒在官员们拿来的一张躺椅里，急不可耐地将烟斗往嘴里塞。

这整起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小城里的普遍现象。不得不说，的确会有一些例外情况发生，代表团所提出的一些无足轻重的要求，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场合，意外得到了满足。可是，每逢这种时候，大家心中都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上校作为这座小城里的位高权重之人，十分体恤自己治下的普通百姓，考虑再三，终于决定私下里为大家尽一点义务。尽管如此，他必须——当然不是明确告知大家的，但根据现场气氛来判断，大家觉得这个猜测应该是十拿九稳——对政府保密。好吧，在这座小城里，我们这些普通市民的看法颇为统一，即上校的眼睛基本上等同于政府的眼睛，尽管如此，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政府实际上无法将自己的统治完全渗透到我们这座小城里，因为上校有时会站在我们这边。

然而，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普通市民的请求肯定会遭到拒绝，这是毫无疑问的。如今最奇怪的一点在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拒绝，乃至于没有这种拒绝就无法好好生活下去。大家甚至会想方设法地去提出要求，其目的早已不是争取满足，而是接受拒绝，整个过程已经蜕变为一种形式上的需要。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前往阳台，体验这一过程的新鲜感与严肃氛围，遭到拒绝，然后再次离开，虽然得到的并不完全是鼓舞和快乐，但也一点不会失望，大家基本上都会沉湎其中，乐此不疲。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打听这些事情，我跟大家一样，都是自己感觉到的。对于这些事情，大家甚至没什么好奇心可言，根本不会有人想要去调查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

不过话说回来，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还是有一个特定的年龄组对这些事情感到不太满意的，即十七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年轻人。换句话说，非常年轻的新一代市民。实话实说，他们甚至无法想到要对现有的统治施加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影响，更不必提什么革命性的想法了。可是，恰恰在他们中间，不满情绪反而翩然而至。

篇注：

本篇完成于1920年秋，写成时尚未拟定题目。卡夫卡去世后，布罗德将其命名为“拒绝”，与本书中另一则短篇同名，内容上却大相径庭。

叙述者是小城中普通市民当中的一员，自幼居住在小城里。这座小城离帝国边境和首都都很遥远，由一位上校来负责统治。叙述者表示了对统治合法性的怀疑，但他跟其他市民们一样，对此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愿。不仅没有反抗，他们反而沉迷于被统治者拒绝。新生一代虽然有不满情绪，但缺少对反抗行为的认知，所以尽管有改变的萌芽，却无法保证出现真正的变革，小城的现状恐怕还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