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一事，往往是必要的，因为边境的战事从未停止过，其具体方法如下所述：下达命令，在某一天内，某一城区的全体居民——男人、女人、小孩，一视同仁，必须留在家中，不得外出。

通常要到中午时分，负责执行征兵任务的年轻贵族才会出现在这一城区的入口位置。贵族抵达时，那里已经有一支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小分队在守候了，这支小分队早在这一天黎明时就来到了这里。贵族是位年轻男人，体形瘦削，个子不高，身体虚弱，衣衫不整，眼神疲惫，焦躁不安的情绪始终笼罩着他，总体而言，就像个受了风寒的病人。他没有看任何人，仅仅挥了一下鞭子，以此为信号，一些士兵马上跟了过来。顺带一提，这根鞭子就是他身上全部的装备，没别的东西了。他走进第一栋房子里。有个认识这一城区内所有居民的士兵当众宣读了房客名单。通常而言，这些房客都在里面，而且已经在客厅里站成了一排，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位贵族，仿佛他们此刻已经是士兵了似的。但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时不时地就会少一个人，而且缺的永远只有男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胆敢找什么借口，说谎就更不必提了。事情一旦发生，他们就只会保持沉默，双目低垂。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这栋房子里，有人违抗了命令，这件事带来的巨大压力，无论是谁都难以承受。但贵族眼下正无声无息地站在这里，他给所有人都造成了强烈的压迫感，迫使每个人都站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突然之间，贵族下了命令——这命令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连微微点一下头这种小动作都没有，它只能从贵族的眼神里读出来——于是，两名士兵马上行动起来，开始寻找这个失踪的男人。通常来讲，寻找的过程一点都不困难。因为此人不会出门，此人也从来没有真正打算逃避征兵，他只是因为实在太过害怕，才没有现身，仅此而已。更何况真正令他感到害怕的也绝非服兵役这件事本身，而是不得不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没办法，此人实在是太害羞了，所以，征兵的命令对他而言实在太过难办，难办到令他感觉身心俱疲，根本没办法主动现身。但是，他实际上也并没有逃跑，没有离开过这栋房子，只是躲藏了起来。当他听到那位贵族此刻就在房子里，并且已经派出士兵来找自己时，他可能突然想到，应该赶紧从藏身处偷偷溜出去，以免被士兵们发现，于是他就这样做了，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门口，结果一下子就被那两名士兵给逮住了。他被领到贵族面前，贵族用双手紧抓住自己的鞭子——他的身体是如此虚弱，只用一只手是做不了任何事情的——开始抽打这个男人。这种抽打几乎没有对此人造成任何痛苦。打了一会儿之后，贵族突然将手中的鞭子扔到了地上，他这样做，半是因为疲惫，半是出于不情愿。被打的男人必须马上将鞭子捡起来，递还给他。唯有这样，他才能够获得允许，重新回到这栋房子里其他房客们所组成的队列之中；顺带一提，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不会被征走的。但是，有时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相比之下反而出现得更频繁些，即现身客厅的人比房客名单上的人要多。比方说，某个陌生的女孩同样有可能站在队伍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贵族；这个女孩来自外地，兴许来自外省，征兵将她吸引到了这里；有很多女人无法抵御这种在其他地方征兵的诱惑——相比之下，本地征兵完全是另一回事，毫无吸引力可言。奇怪的是，女人屈从于其他地方征兵诱惑这样一件事情，在大家眼中并不可耻，恰恰相反，在有些人眼中看来，这是女人们必须经历的事，是她们对自己天生性别的一种代偿。她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总是一样的：女孩或女人，听说某个地方有征兵，有可能是发生在很远的地方，那里刚好有亲戚或者朋友，于是，她便立即向家里人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够允许自己出门远行，到有征兵的地方去一趟。他们同意了，因为这类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露出比平时更开朗的笑容，同时也展现出冷静客观、亲切友好的态度。在其他方面可能没什么变化，但此时她所展现的这种冷静客观与亲切友好，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简直像是个完全陌生的人，要回她真正的家，现在心里想的再无其他。在要征兵的家庭里，她受到的款待与普通客人截然不同，所有人都在奉承她，她必须走遍这栋房子里所有的房间，必须在所有窗户前面探身望上一眼，如果她将手放到了某人头上，甚至比父亲的祝福更有意义。如此这般，当这栋房子里正式开始征兵时，她被安排在了最好的位置，也就是靠近门口的地方，在那里她最容易被贵族看到，相对应的，她也最容易看到贵族。然而，她唯有在贵族进来之前才会受到如此的尊重，从贵族真正进来的那一刻开始，关于她的一切就如同短暂盛开的花朵般枯萎掉了。贵族根本不看她，就像他不看其他任何人一样，甚至当他将目光移到某人身上时，对方也不会觉得他看了看自己。她并不期望事情会如此发展，或者说，她当然应该期望事情会如此发展，因为不可能再有其他方式了。但是，并不是对自己期望的对立面驱使她来到了这里，因为唯有已经发生的事情，才能够盖棺论定。她感觉到羞耻，其程度之深，也许是我们这里的女人们从未感受过的。直到此刻，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竟然硬要加入外省的征兵。当士兵宣读完名单时，她的名字没有被提及，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她终于全身颤抖、躬身屈背地逃出门外，背上还挨了士兵的一拳。

如果是个编外的男人，他就不会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想着赶紧被征走——尽管他并不属于这栋房子。当然，这也是完全徒劳的；从未有这样的编外人员被征走过，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篇注：

本残篇创作于1920年10月，实际上属于《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弃用情节，可与《中国长城建造时》比照阅读。标题为布罗德所加。

作为短篇小说，本篇与《之于法律问题》在形式上极为相似，创作时间也很接近。如果说《之于法律问题》是卡夫卡的法律兼社会学思考，那么本篇显然就是他的历史兼社会学思考。叙述角度与《中国长城建造时》一脉相承，是站在历史研究层面的讨论式发言，从头到尾都没有被人格化。开篇的表述简明扼要，且完全符合现实逻辑，读者不需要进一步解释就能立即被吸引到卡夫卡所描绘的征兵场景中。尽管年轻贵族这一角色被塑造得既颓废又神秘，但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全篇也没有描述任何超现实事件，或许以这样一种方式再次强调了历史客观。

虽然全篇内容都与征兵有关，但对真正被征走的人员却只字未提，与其说是描述征兵，不如认为是描述了扰乱征兵秩序的三类人，这三类人又进一步细分为两种：第一种，在名单上、但却躲起来不肯露面的人，只有男人；第二种，不在名单上、但却强行露面的编外人员，分为男、女两种情况。三类人当中，描述最详细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征兵现场的外地女人：她们受到极大优待，但这种优待在年轻贵族出现时便戛然而止，女人们也仿佛如梦初醒，同时感到巨大的羞耻，且卡夫卡特别强调“也许我们这里的女人们从未感受过”——所以这种羞耻具体是指什么？很显然，外地女人们参与征兵的目的，与真正加入军队毫无关系，她们很可能只是希望被年轻贵族给挑选上。反观年轻贵族，他糟糕的身体状况在文中被反复强调，大概是暗示他在两性吸引方面完全没有兴趣。由此推断，女人们所感受到的“羞耻”恐怕是对她们异想天开求偶企图的打击，因为事实证明她们无法引起贵族的任何注意。但因为“唯有已经发生的事情，才能够盖棺论定”，所以女人们抱着妄想前往征兵现场的这种行为是无法断绝的——她在即将开始征兵的那栋房子里受到所有人的奉承和优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被年轻贵族挑选上的可能性纵使极为微小，毕竟也是无法完全排除掉的。

卡夫卡认为“我们这里的女人”也许从未感受过这种羞耻，恐怕要从他本人与现实中女人的关系来分析。换句话说，带有很强评论性质的这句话中的“我们这里”很可能指的是布拉格——本文写于1920年10月，就在三个月前，卡夫卡与未婚妻朱莉·沃里采克[462]正式解除了婚约。这当然并非卡夫卡第一次解除婚约（他一生中共三次解除婚约），但在同一时期，与有夫之妇米莲娜之间所进行的柏拉图式书信恋爱却如此炽烈，这在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中是很少见的。《征兵》作为残篇，卡夫卡在世时是根本不打算公开的，去世前也嘱咐布罗德一定要将其烧毁，甚至连布罗德初次整理出版时，也选择将其归入到书信集中。换言之，本篇完全可被视为小说形式的私人日记，其中藏有日记主人平常生活中的秘密，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开篇就提到边境战事不断，但纵观全文，却从来没有提出过在边境服役所需的条件，没有任何与适应性相关的讨论。本篇的征兵纯属“个人身份调查”，而且对决定或惩罚的质疑或者反抗都是不可想象的。通过对卡夫卡创作本文前后这段时期真实人生经历的探究，我们隐约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猜测，即“征兵”实际上象征了结婚，文中年轻贵族“像个受了风寒的病人”，其实部分对应了肺结核症状已极为严重的卡夫卡本人。如此一来，介绍三类人的逻辑就能从象征层面上说通了：第一类人，因过于害羞而逃避的人，虽然在名单上，但绝对不会被贵族征走。若将名单理解为婚约，此处自然是指卡夫卡多次解除婚约的事实。第一类人“害怕的绝非服兵役这件事本身”点明了卡夫卡对待婚姻的态度；与此同时，他真正害怕的是“不得不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这一方面固然是指他性格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众人”则暗指家族、尤其是他父亲对婚姻的干涉。与朱莉的婚约解除于1920年7月，但他们原定的婚礼时间其实是1919年11月，这场婚礼被卡夫卡的父亲强制取消了，因为他听到了一些关于朱莉“性观念过于开放”的流言。卡夫卡与朱莉之间的书信并未流传下来，但卡夫卡与家人们的书信中却提到过此事。年轻贵族的鞭笞在这部分讲述中至少部分象征着父亲的专制。

顺带一提，第一类人“永远只有男人”事实上属于一种缺席描绘，即暗指女人不可能被置于这一状况之中。单纯从征兵这一层面来看，原因在针对第二类人的叙述中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负责征兵的是年轻贵族，且他不会选择女人，所以女人一定不会被征走，因此名单上的女人根本没有逃避的必要。对应到现实层面，名单上的女人可能对应了卡夫卡的妹妹们，她们的性格跟卡夫卡完全不同，父亲对她们也没什么苛求，所以她们不存在“过于害羞”的理由。

第二类人，不在名单上却加入了征兵队伍的女人。关于这类人，前文中已经分析过一部分，但并未结合卡夫卡本人的生平来梳理。如果只是从婚约存在与否的角度看，第二类人显然对应了有夫之妇米莲娜——卡夫卡是绝对不可能跟她步入婚姻殿堂的。“关于她的一切就如同短暂盛开的花朵般枯萎掉了”这句话其实已经预示了两人关系的最终结局。写完《征兵》之后不到一个月，卡夫卡就结束了与米莲娜之间的暧昧关系。所以我们回到之前，文中“也许我们这里的女人们从未感受过这种巨大的羞耻”一段，对应到米莲娜身上，很可能指她对两人之间不伦恋情的进一步发展没有主动遏制的自觉。

第三类人，不在名单上却加入了征兵队伍的男人。尽管看似为了确保分类的严密性而将一句简短的概括作为了全篇的结尾，但这部分本质上却是一则犹太寓言，因为它用非常少的文字实现了进退两难的悖论式说理。编外男人“只想赶紧被征走”，但这一愿望的前提即他“属于这栋房子”已然不成立，因此后文连续使用了“完全徒劳”以及类似“过去未来都不可能被征走”这种断绝一切可能性的结论，对编外男人的期冀予以了全盘否定。一旦将卡夫卡代入到这一身份当中，并将“被征走”与婚姻相对应，那么这部分显然说明作家本人对自己未来是否能够结婚一事有着绝对负面的预期。

[462]Julie Wohryzek（1891—1944），布拉格出生的犹太女性。与卡夫卡解除婚约后，1921年嫁给银行襄理约瑟夫·维尔纳，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