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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如此，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是这样看待皇帝的：如此绝望的同时，却又如此满怀着希望[297]。他们并不知道眼下究竟是哪位皇帝在位，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存有疑问。在学校里，类似这样一类知识都是依照早就定好的顺序依次进行学习的，可是通常而言，这方面内容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大，即便是最优秀的学生也会被卷入到混沌的旋涡当中。早已驾崩的皇帝在我们村子里才刚刚登基，只活在歌声中的皇帝最近颁布了一道诏书，由村中道观的道士在法坛前向众人大声宣读。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古老的战役现在才刚刚打响，你的邻居满面红光，激动万分地过来告诉你这则开战的消息。皇帝的妃嫔们倒卧在丝绸制的软垫上，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她们受到狡猾弄臣们的唆使，不知不觉就疏远了高贵的品格，欲孽持续膨胀，毫无敬畏可言。她们的贪婪扶摇直上，她们的情欲四处蔓延，反复犯下她们早已犯过的恶行。时间过去愈久，传说呈现出的光怪陆离就愈发可怕，随着一阵声嘶力竭的悲鸣，我们村子里的人们总算知道几千年前的一位皇后是如何痛饮自己丈夫鲜血的。

人们对待过去（统治者们）的方式即如上所述，可是，在对待当下那位（统治者）时，他们反而将他跟逝去者们混淆在了一起。比如说有一次，在当年的某个朝代，有位负责巡视省内的朝廷官员恰好来到我们的村子里，以现任统治者的名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微的要求：检查税单，参加学校开办的课程，询问道士我们日常的所作所为，等等。然后，在他上轿离开之前，还专门举办了一场公开演讲，以长篇大论的劝诫形式，在被官府小吏驱赶过来集合的村民们面前，将这天发生的一切从头到尾总结了一遍。这样一种场合下，村子里所有人的脸上都会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彼此之间你看看我，我瞧瞧你，然后又纷纷朝着身边的孩子弯下腰来，假装自己是在照看他们，以免被官员观察到脸上的表情变化。大家心里暗自思忖着：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位朝廷命官，他竟然将死人硬生生地给说成了活人——他口中的这个皇帝早就死了，相对应的那个朝代也已经灭亡了。官员恐怕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取笑我们的孤陋寡闻，不过我们倒也机灵，假装没注意到这其中的蹊跷之处，以免得罪他。实话实说，我们只可能服从于真正的现任统治者，（因为）除了现任统治者之外，其他无论什么人号称自己在统治这个国家，都是一种罪孽。官员所乘的轿子匆匆忙忙离开了村子，那顶官轿都还没走远，已经有一位不知哪朝哪代的皇帝从早已坍塌的陵寝里冉冉升起，踏踏实实地继续做起村子的统治者来。

（同样，在我们这里，人们通常很少受到国家政权动荡的影响，也很少受到眼下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影响。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发生过的一件往事。当时，本省的一个邻近省份正在爆发叛乱——顺带一提，虽说是邻近省份，但相距仍旧十分遥远。那场叛乱的具体原因我不记得了，在我将要讲述的这段内容里也不重要：每迎来一个全新的早晨，那里都会催生出一个全新的叛乱成因，因为当地民风彪悍，很容易群情激奋。有一次，有个之前刚好路过该省的乞丐将一份叛乱分子的文书带到了我父亲家里。当时恰逢佳节，到访的客人挤满了我们家的客厅，道士就坐在客厅正中央的位置上，向众人高声朗读那份文书上的内容。读着读着，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大笑起来，那份传单在躁动中被撕得粉碎。乞丐本来已经得到了许多施舍，现在却被大家推搡着撵了出去，原本因为此事聚集起来的人们纷纷散开，各自回家，继续过起自己的好日子来。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邻省的方言与我们当地所用的方言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日常对话中，也体现在了某些固定形式的书面语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份传单中所使用的书面语实在太过陈旧了，简直如同古文。因此，像这样的一份传单文书，道士眼下不过当众朗读了两页，大家已经根据文风轻而易举地做出了判断：文书中所写皆为旧事，像这样的一场叛乱，很早以前就已经听说过了，大家对此早就不屑一顾。虽然——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我认定当时就是这样的——从那被驱逐的乞丐身上，能够无可辩驳地看出民不聊生的状况，但人们还是笑着摇了摇头，根本不打算再听什么。——情况就是如此，我们这些老百姓时刻准备就绪，随时随地都能抹杀掉当下。）

我在这里尽量避免一概而论：并不是说我所在的这个省辖下成千上万个村子皆是如此，更不是说中国的五百个省皆是如此。但是，或许我可以通过自己曾经读到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著作，通过我本人的亲身观察——尤其是在参与长城建造的情况下，我们有机会穿越中国的几乎所有省份，能够得到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擅于观察的人可以趁此机会深入探究各省人民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一切，我或许可以下个断言：中国老百姓对皇帝的普遍看法，与我故乡民众对皇帝的看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现出来，在中国遍地开花。眼下，我丝毫不打算将同胞们所持的这种普遍看法视作一种美德，恰恰相反，由此反而可以确凿无疑地推知，如此广泛地产生共通特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迄今为止的全部统治政权，在中国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帝国境内，尚且没有能力——或者说是忽略了将帝制构筑成一套足够清晰可辨、一目了然的体系，从而使帝制即使在帝国最遥远的边陲地带也能产生直接而不间断的影响。另一方面，普罗百姓想象力的匮乏，以及他们普遍信仰缺失的弱点，也对这一问题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总而言之，上述原因导致帝制没有真正成功地深入到广大臣民的内心深处，导致它的一切鲜活只局限于北京，只存在于北京；尽管感受这种鲜活给内心带来的震慑是臣民们唯一的夙愿，他们别无所求，只想尽情地享受这种震慑，在这种震慑中醉生梦死。

如上所述，民众对皇帝看法上所存在的共性可能并非一种美德。不过话说回来，更令人感到震惊之处则在于，帝制本身的这一缺点，似乎反而是令我们国家的人民保持团结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没错，如果允许我在此放心大胆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真正想法的话，那么我要说：帝制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此对帝制妄加评判，不仅会令我们的良心深感不安，更令人烦恼的是，这种行为还会动摇我们存在的根基，让我们站立的双腿瑟瑟发抖——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在此进一步探究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一旦试图从这样的现象中得出结论，即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皇帝，那恐怕也就离真相不远了。但我必须再三强调：在中国，也许再没有比我们这些南方民众更忠于皇帝的了，但忠于皇帝却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什么切身的好处。诚然，村口的小柱子上盘踞着一条神圣的巨龙，自古以来嘴巴就朝着北京的方向，敬仰万分地喷吐出它那带着火苗的炽热烟气——但北京本身对于村里人而言，恐怕比转世投胎之后的来世还要陌生许多。

于是，一连串结论所带来的最终结果，不过是种相对而言颇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而已。但这种恣意自在的生活方式又绝对不应被视为不道德。要知道，我在旅途中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可以跟自己故乡的道德观念相提并论的地方——故乡的道德是几近纯洁无瑕的。不过话说回来，这始终都是一种完全不受任何现世法则约束、只服从于古代流传下来的警示与训诫的生活啊。

篇注：

卡夫卡用笔记本及散开的稿纸写下了无数文学作品草稿及其他各类文字，其谱系异常庞杂，从完全不连贯、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可言的独立文章段落，到似乎可以逐段集结起来印刷成书的完整故事，不一而足。作家在世时，曾经销毁了不知道多少这样的思维草图，仅仅整理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拿出来发表或者出版，余下的大部分都处于一种“尚待整理”的状态。在所有“尚待整理”的碎片文章中，有些显然是已经接近整理完毕的，《中国长城建造时》即为其中之一。确切点说，《中国长城建造时》来自卡夫卡1916年至1918年间完成的八捆“草稿”当中的第三捆，其中一部分以《一则来自皇帝的讯息》为题发表在了1917年的《自卫》杂志上。

从前后文关系及用词来看，《一则来自皇帝的讯息》应该是在创作《中国长城建造时》的过程中单独成篇的小说，卡夫卡已经规划好了它在本篇中应有的位置，但还没来得及将它修改得更契合整体文风一些，因此我们在阅读前后两个星号之间的那部分文章时，会产生明显的割裂感；不过话说回来，那部分却也能较好地作为插叙内容嵌入到文章整体之中，星号内外的两个部分似乎“存在着某种共通的基本特征”，诚如文中主角的村子和其他所有的村子。

卡夫卡去世后，马克思·布罗德陆续将遗稿整理发表。本篇译介时所采用的原文是依照卡夫卡生前草稿排列顺序发表的最原始文本，也正因此，《明日》杂志的编辑在刊行时特意于篇首处标明了“弗兰茨·卡夫卡的遗作之一”及“未完成小说片段”字样，连草稿中的修订标注也原样收录了。《中国长城建造时》发表于《明日》之后，布罗德又对遗稿进行了反复筛选，挑选出他个人认为具有艺术统一性和完美性的段落，重新编排，以卡夫卡“未正式发表的故事和散文”形式进行了出版，即1931年的《中国长城建造时》一书。书中的《中国长城建造时》篇比本书选用的《明日》杂志发表文本多出少许内容，除了以本篇正文中注释形式标明的“天真的北方民族……”这段话之外，临近篇尾处还增加了一段对北京城的假想式描述，篇尾的几段进行了少许位置调换与合并，且将最后两段提前，结尾变成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在此进一步探究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所有的括号、星号皆被移除，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基本完整的小说。

布罗德的这番苦心在部分卡夫卡研究者们眼中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因为卡夫卡留下的原始文本很明显地展示出了叙事上层层递进的关系，布罗德所谓的“重新编排”反而打乱了这种融洽感，尽管由于卡夫卡在本篇上使用的文风极为简练，不少话语之间的衔接似乎都显得模棱两可，因此哪怕稍微改变结尾格局，似乎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两段额外添加的文字，前面一段也即“天真的北方民族……”这句话虽有总结的意味，但却过于直白，相较于“领导层一直存在，建造长城的决定亦如是”这句简短有力的总结，确实有画蛇添足的嫌疑；至于临近篇尾时对北京城的描述，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为“……但北京本身对于村里人而言，恐怕比转世投胎之后的来世还要陌生许多”，作为总结而言已非常有力，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振聋发聩的功效了，额外增添任何文字都显得多余。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卡夫卡文学遗产的唯一“继承者”，布罗德的整理很多时候也自有其道理，譬如对《城堡》的整理就很好地剔除掉了多余的部分。相比较而言，1981年出的手稿校勘本反而不够洗练。实际上，恰恰由于作家生前并没有真正让小说完篇，所以无论哪种形式的文本呈现都能够讲出一些道理，这也是为什么两个版本的《中国长城建造时》都被完整保留至今的原因。本书之所以选择收录杂志发表版本而非出版结集版本，是因为该版本的文本相对于我们这一系列的卡夫卡译本而言更具有整体性。与此同时，它也是笔者认为更符合卡夫卡“原教旨”的一个版本。

《中国长城建造时》虽然并没有在卡夫卡生前真正完篇，但它如今已是文学界公认的卡夫卡最重要小说作品之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也是卡夫卡以第一人称所写的篇幅最长的小说。由于将背景设置在了中国，本文中对应地出现了一些中国元素，如轿子、道士、凉亭等，像是青藏高原、北京等地点亦有所提及。这些元素的选取非常巧妙，数量很少，但却起到了如同视线聚焦般的作用，令即使本来就是中国读者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生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身临其境感。比方说，在选择村中的世俗礼教代言人时，卡夫卡并没有如一般西方作家在进行东方叙事时通常会做的那样，先入为主地安排一个和尚（Bonze），而是选择让道士（Priester）登场。在奥地利，一旦提起古代中国的“牧师”，人们脑海中立即就会浮现出穿道袍的道士模样（道士的德语说法为“taoistischer Priester”，即所谓的“道教牧师”，等同于英语中的“taoist priest”），但其整体形象却是模糊的、神秘的，本质上依旧是一种无法统合的虚构，甚至至今在很大范围内仍是如此。普通人对东方文化认知上的缺乏造成了这种带有误读性质的理解，但卡夫卡恰恰利用了这一误读，将世俗化的中国宗教雕镌得入木三分。本篇里描绘的中国尽管似是而非，但就北京作为首都这点来看，显然是以明清为蓝本的。明代道教经过三教合流，道士明显世俗化，村中道观里的道士负责村务琐事，在偏远地方的村镇是很合理的。卡夫卡从未到过中国，但对帝制的理解却极为深刻：边陲地区确实向来是“王化”难及之地，皇帝的“鲜活”也确实难出京城。《中国长城建造时》表面上是在讨论长城建造，却意外地通过放大中国独有特征的方式试探了其本质：国土辽阔，即令其无限辽阔；历史悠久，即令其无限悠久；帝制神秘，即令其无限神秘。如此一来，便抽象出了对中国民众生活的一种想象：一切皆与帝制息息相关，却又因为上述的辽阔、悠久及神秘，反而完全摆脱了这一相关性。

文章开篇即点明了建造长城的动机：“防范北方诸民族的入侵”——这样的动机在后文中又被强调了一次。卡夫卡对该动机的描述显然并非虚构，实际上，在十九世纪德语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中，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化的、历史文本性质的存在。比如，黑格尔《历史哲学》第一部“东方世界”中就明确提到过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历史，并点明其动机为“防范北方诸民族的入侵”。卡夫卡的引述与黑格尔完全相同，几乎可以确定是有意为之，因为如此一来历史本身就更不重要了。诚如前文中提到的道士，卡夫卡虚构里的中国相比较于真实存在的中国，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作家本人对东方的认知，类似这样的认知在黑塞所创作的《周幽王》中也出现过，都是通过抛弃严整形式的方式来探寻精神内核，效果当然也都是显著的。

[289]原刊此处有一处印刷拼写错误，将五十（Fünfzig）误作“Fünzig”。

[290]传说中的巴别塔是人类联合起来建造、企图直接通往天国的高塔，从动机上而言就是渎神的、不虔诚的，因此工程遭到了上帝的阻挠，被迫中断。

[291]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塔的地基通常为圆形。

[292]此处想法对应目标，愿望对应实现，两种盘旋的方向完全相反，意指针锋相对的激烈讨论。另外，两股力量彼此盘旋纠缠的意象，也有些类似于中国的太极图。

[293]本书选用的是1930年刊行的最初版本。本节末尾，1931年正式出版成书的版本多出如下一小段文字：“天真的北方民族认为长城是因为他们才造的，可敬的、天真的皇帝认为是他下令建造的。我们这些建造长城的人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却始终保持沉默。”

[294]比较史学当中的一个分支，着眼点在民族特点的形成与影响上。

[295]原文中此处使用方括号，译本依中文习惯改用圆括号。下同。

[296]此后一章节内容即为本书中的篇25《一则来自皇帝的讯息》，由“有一则传说很好地表达了这种关系”起头，展开插叙。

[297]这句话对应了前文引用的《一则来自皇帝的讯息》的篇末结语：绝望之处在于，信使是绝对不可能将皇帝想要传达给“你”的讯息送到的；但讯息本身的存在却又给予了“你”无限的期待，故有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