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关于婚姻对我的意义，以及相关的各种可能性，我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预见性；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大的恐惧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地降临到了我的身上。小孩子的成长总是很慢，婚姻这类事情对他而言似乎太过遥不可及，偶尔有必要时才会去想一想；哪曾想到，在这个领域里，某个旷日持久、具有决定性意义，乃至于极端痛苦的考验，正在为自己突如其来的爆发做准备。实话实说，婚姻这一尝试，乃是逃避你影响的最灿烂、最有希望的尝试，相对应的，它的最终失败同样也很灿烂。

我此刻下笔时很担心的一点在于，由于我在婚姻领域的一切都失败了，所以恐怕也无法成功地让你理解我的这些婚姻尝试。可是，这整封信能否成功就取决于它，因为在这些尝试中，一方面，我所掌握的一切积极力量都聚集到了一起，另一方面，我在前文中已描述过的一切消极力量，即软弱可欺、缺乏自信、满怀内疚，同样聚集在了这里，简直等于是在我跟婚姻之间拉起了一道封锁线。我之所以觉得向你解释这些会很困难，也是因为我在这么多日日夜夜里反复思考和挖掘了相关的一切，乃至于现在连我自己稍稍想一想它都感到一筹莫展。在我看来，唯有假设你对此事完全误解，才会使我的解释变得稍容易些；因为对完全误解加以修正，似乎并不是件过分困难的事情。

首先，你将我在婚姻方面的失败归入到了我其他失败的序列当中；只要你接受我前文中关于失败的解释，那么我对你的这一做法本身是没有异议的。婚姻方面的失败的确应该放在这个序列里，问题只在于你低估了此事的重要性，而且低估得太厉害，导致每当我们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事实上是在讨论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我敢说，在你一生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在你心中的重要程度能够比得过婚姻尝试在我心中的重要程度。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本身没有经历过如此重大的事情；恰恰相反，你的生活过得比我丰富得多，经历了太多大喜大悲、紧赶慢赶，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身上没有发生过类似我这样的事情。这就好比一个人要爬五级矮台阶，而另一个人只爬一级，但这一级和那五级加起来一样高；第一个人不仅爬上了五级台阶，而且还会继续往上攀登成百上千级台阶，他将过上了不起的、非常辛苦的人生。可是，他所爬的全部台阶对他本人的重要程度，却都比不上第二个人那区区一级但却很高的台阶。第二个人穷尽自己的全部力量都不可能爬上这第一级台阶，自然也不可能再去攀登后面的台阶了。

在我眼中看来，结婚，组建起一个家庭，迎接所有想来的孩子，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养育他们长大，甚至还要时不时地引导他们一下，这无疑是人生在世能够办到的各种事情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世上这么多人，其中有些人似乎很容易就成功了，但却不能拿来作为反证，因为首先，真正成功的人其实并不多，其次，即便在这些不算多的人们当中，通常也都没有真正“去做”，不过是任由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罢了；这虽然还不到最困难的地步，但仍然是非常伟大又非常光荣的（尤其还因为“去做”和“发生”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能纯粹地加以区分）。归根到底，是否要达到所谓的“最困难”，其实本就不需太过在意，相对有些遥远，距离比较体面，这就可以了；想要取暖，没必要飞到太阳中心，但却有必要爬到地球上某个清爽的高处去待着，阳光时有照耀，多少带来了一点温暖。

我在这方面又是如何准备的呢？可以说是糟得不能再糟。前文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不过话说回来，单就个人角度的直接准备，以及普遍意义上基本条件的创建而言，你并没有过多地进行外部干预。否则连接近它都是不可能的；在这部分内容中，社会层面的两性关系现状、当地和当代的民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如此，你还是进行了干预，但不多，因为这种干预的前提只可能是强有力的相互信任，而我们在关键时候早就缺乏这种信任了。另一个不算很走运的地方在于，我们的需求完全不同；能够触动我的东西必然很难触动到你，反之亦然，对你而言无关痛痒的事情，对我可能是罪无可赦，反之亦然，在你眼中不会造成任何后果的行为，可能刚好是钉死我棺材时用的盖子。

我记得有一次，傍晚时分，我跟你，还有我母亲，我们一起外出散步，地点是在如今联邦银行附近的约瑟夫广场[558]，我开始用一种糅合了傲慢、优越、骄傲、冷静（实际并非如此）、冷漠（这倒是真的）的愚蠢方式，结结巴巴地讲起一些趣事——就跟我通常和你在一起时一样，我责备你没有先一步给我指导，导致我不得不等待同学们来帮助我——我宣称，自己曾一度面对巨大的危险（在这里，我依照自己的天性，厚颜无耻地撒谎，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勇敢。事实上，由于我的胆怯，除了城市儿童通常会有的那种床上罪过之外[559]，所谓“巨大的危险”在我心中根本没有更准确些的概念），讲到最后，我特意暗示，幸运的是，我现在已知晓一切，不需要更多建议，一切安好。无论如何，我之所以选择谈论此事，主要还是因为将它讲出来我至少会感到比较开心，然后也是出于好奇，最后也是为了以某种方式对你们展开报复。根据你的本性，你将此事看得非常简单；你当时很直白地回应我，大致意思是，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让我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做这些事。或许我就是想要引出这样的一个回答，因为它符合一个被肉体及一切美好事物喂养过度的孩子的淫欲，身体上懈怠懒惰，永远只顾着自己。尽管如此，我外在的羞耻心还是被这个回答给伤害到了，或者至少我认为它肯定被伤害到了。这就导致我无法违背自己的意愿，继续与你谈论此事，因此，我傲慢无礼地中断了谈话。

想要具体评判你当时的回答，其实并不容易，一方面讲，其中包含了一些非常彻底的开放思想，某种程度上讲，甚至可以说是原始的，然而另一方面，就这一教诲本身而言，它又非常具有新时代的典型特征：厚颜无耻。我不记得当时的自己有多大，当然不会比十六岁大很多。然而，对于这样的一个男孩而言，你给出的其实是个非常怪异的答案，我们两人之间的隔阂同样也表现在这里——这实际上是我从你那里得来的第一个直截了当的、真正能够指导生活的教诲。这一教诲的真正意义，当时就已深入我心，可是直到许多年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其中暗藏着的另一层意思，即：你建议我做的事情，在你看来，甚至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世间最肮脏的事情。第一，你想确保我不把任何污秽带回家，但这反而是次要的，因为你无非是在保护自己、保护自家的房子而已。最主要的理由在于，你本人始终躲藏在你所给出的建议之外，一个丈夫，一个洁净的男人，是超然于这些事情之上的；对当时的我而言，可能因为婚姻在我眼中也是肮脏的，因此，我绝不可能将我经常听到的那些关于婚姻的各种传闻套用到我父母身上，这就更加强了我对你的误解，使你更显纯净，甚至更加伟大。一想到你可能在婚前也给过自己类似的建议，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将这种想法排除掉之后，你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尘世污垢的残余了。与此同时，寥寥几句直白的话语，轻而易举地就将我推进了这片污秽之中，仿佛我注定要这样去做似的。由此可推知，假如世界只由我和你构成（这一假设与我长久以来的看法非常接近），那么，这个世界的一切纯洁都会因为你的这个建议而终结，一切污秽则会由我这里肇始。你竟对我下了这样一个判决，这本身就是不可理解的，唯有我身上本身就怀有原罪，以及你对我抱持着最深的蔑视，才能勉强解释。就这样，我的内心深处再次受到了伤害，而且伤得很深。

这或许是我们两人各自的无辜之处展现得最清楚的一次了。A给了B一个直白的建议，符合他的生活经验，这个建议虽然不是很体面，但在如今的城市里还是很常见的，或许可以避免对他的健康造成伤害。然而，这个建议在B眼中看来，道德观上实在是很难让人满意，可是既然如此，这么多年时间过去，他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摆脱伤害呢；更何况他其实根本不需要去听从这个建议，而且，区区一个建议，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让B的整个未来世界完全崩溃。可是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但只是因为A是你，B是我。

我能特别清楚地看明白我们相互间的无辜之处，也是因为大约二十年后，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之间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冲突。冲突作为一项单纯的事实，似乎很可怕，但其本身却更倾向于无害，毕竟已经是三十六岁的我，哪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被伤害到？我所指的是那次——当时我宣布了自己最近的结婚意向，在之后为数不多的几个兴奋日子里，我们之间偶然发生了一场小小的讨论。你对我讲的话大致如下：“她大概穿了某件精心挑选的上衣，布拉格的犹太妇女们很懂这类事情，然后你当然决定要娶她，而且要尽快，在一个星期之内，明天，甚至今天。我可真搞不懂你，你是个成年人了，你在城里生活，除了随便找个女人马上结婚之外，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难道没有其他可能性吗？如果你害怕的话，我就亲自陪你去一趟。[560]”你的原话讲得更多，也更清楚，但我已经记不清细节了，或许我当时也变得有些神情恍惚，相比较于你，我反倒对母亲当时的反应更感兴趣。她虽然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至少还是选择从桌上随便拿了点什么东西，带着它走出了房间。

除了这次之外，你几乎从来没有用言语更深地羞辱过我，也从未更明确地向我表达过你对我的蔑视。二十年前，当你以类似方式同我交谈时，甚至可以从你眼中看到对这个早熟城市男孩的一点尊重，在你看来，他可以不走任何弯路就被引入到成人生活中去了。可是如今呢，再考虑这点反而只会增加你对我的蔑视，因为当时的那个男孩在成人生活的正路上只跑了一圈，就彻底陷进去了。在你眼中看来，如今他没有学到任何相关经验，唯独多了二十年的痛苦。我对某个女孩做出的某项决定，对你而言根本就毫无意义。你一直在（无意识地）压制着我的决定权，如今又（无意识地）认为自己很清楚这份决定权的价值。你对我在其他方面的自救尝试一无所知，因此你当然也不可能知道我决定进行这次婚姻尝试的具体思路，你必须努力猜测它们，依照你对我的总体判断，你以最卑鄙、最粗俗、最可笑的方式来猜测。你也毫不犹豫地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的结论告诉了我。与你认为我这样结婚会给你的名声带来的羞辱相比，你因此事而对我造成的羞辱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关于我多次进行的婚姻尝试，你倒是有不少自以为可以答疑解惑的话想讲，而且你确实这么做了：当我两次解除与F.[561]的婚约、又两次恢复婚约时，当我把你和母亲无用地拉到柏林的订婚仪式上时，你不可能对我的决定有多少尊重，云云。你所讲的这些都是事实，但这些事实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两次婚姻尝试的基本想法都很正当：组建起一个家庭，变得独立起来。像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其实也是同意的，可是在现实中它却破灭了，变成了儿童游戏般的行为，一个人握住另一个人的手，甚至是用力捏住它，然后两人同时大喊：“哎呀呀，走啊，走啊，你为什么不走啊？”然而，这种游戏在我们两人之间的客观情况下反而是复杂的，因为你虽然总是真心诚意地喊着“走啊！”——可你同样也在无意识状态下使出全部力气来拖住我，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要彻底压制住我。

两个女孩都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被我选中的，但挑选的过程却格外小心谨慎。这也再一次表明你完全误解了我，你居然认为我这个向来胆小、犹豫、多疑的男人，竟会草率地决定结婚这种大事，而且理由居然是对一件女士上衣感到心血来潮。说实话，两桩婚事其实更多都是出于理性考虑，乃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第一次是几年，第二次则长达几个月——我将自己的全部思考能力都放在了思考结婚计划上，日日夜夜不停歇。

两个女孩都没有令我失望，唯独我让她们两个失望了。时至今日，我对她们的判断和我想跟她们结婚时的判断依旧保持着一致。

这也不是说我在第二次婚姻尝试时就无视了第一次得来的经验，换句话说，我的决定都不草率。这两次决定的具体情况截然不同，第二次更可能成真，而且恰恰是因为有了先前的经验，才让我对第二次尝试抱有莫大的希望。我不想在这里深入讨论其中的细节问题。

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不结婚呢？因为有少数障碍存在，就跟各种事情上都会有的那些障碍一样，生活的本质无非就是克服这类障碍。不幸的是，对于婚姻，在我身上始终存在着一种独立于各种具体障碍之外的根本性障碍，即我显然在精神领域缺乏接受婚姻的能力。这表现在自从我决定结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睡不着觉了，脑袋日以继夜地发烧发热，正经日子都没法过了，只好在绝望中四处游荡。这一切其实并不是焦虑造成的，的确，无尽的焦虑也伴随着我的多疑和迂腐而孽生，但它们并非决定性的东西，它们只是像虫子一样完成了清扫尸体的工作而已，我其实是被其他东西决定性地影响到了。那就是恐惧、懦弱、自卑所造成的普遍压力。

在此，我将试着进行一些更详细的解释：相比较于其他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在婚姻尝试的过程中，我与你的关系中有两样看似对立的因素更强烈地统一了起来。婚姻无疑是最鲜明的自我解放与独立的保证。我将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个体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因此，这也是你已达到的至高境界，我将与你平等，一切长久存在、历久弥新的耻辱与暴政，将在瞬间化为历史。这简直是如童话般美妙的事情，但光是这美妙就已经产生了问题。因为它过于美妙了，所以无法实现。这就好比有人被关进了监狱里，他不仅打算逃跑——这恐怕是可以实现的——同时还打算将监狱改建成一座独属于自己的快乐宫殿。如果他逃跑了，他就不能改建，如果他改建了，他就不能逃跑。如果我想在我与你相处的这种特殊的不愉快关系中变得独立，我就必须做一些与你关系尽可能小的事情；婚姻确实是头等大事，并且能够给予最光荣的独立，但它同时也是与你关系最密切的事情。想要逃离这种悖论多少有些疯狂，任何尝试几乎都会立即遭受惩罚。

恰恰是这种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诱惑着我去结婚。在我眼中看来，我们之间最终将会达成的平等——你应该可以跟其他任何人一样理解这种平等——它是如此美妙，我将与你平等，我终究可以成为一个自由、感恩、纯真、正直的儿子，你则可以成为一位不压抑、不暴虐、慈悲大度、心满意足的父亲。然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已经发生的一切都必须完全撤销，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必须先被消灭掉。

不妨以我们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审视一番：婚姻对我关上了大门，因为婚姻恰恰是你最私密的禁地。有时我会想象，世界如地图一般铺展开来，你在上面同时舒展身体，逐渐摊开。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我考虑独立生活可能性的区域，恐怕只有那些你没有触及到的、或者不在你能力范围内的地方。然而，根据我对你巨大身躯的想象，这类区域大概没有多少，而且也不怎么鼓舞人心，更何况婚姻根本就没有位列其中。

仅仅这一比较就足以证明，我绝对不是想说，你用自己的实例将我赶出了婚姻，恰如你将我赶出了家族生意。事实刚好相反，尽管这两者之间确实有不少勉勉强强的相似之处。在我眼中看来，你们的婚姻在许多方面都堪称典范，在忠诚、互助、孩子的数量方面都是如此，即使孩子们渐渐长大，越来越多地扰乱了家中和平，你们婚姻的典范性依旧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或许我对婚姻的高度期待正是从你们的实例中形成的；不过话说回来，对婚姻的渴望无法化作真正的婚姻，这里面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些原因藏在你跟孩子们的关系中，这整封信讲的无非也就是这些。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婚姻的恐惧，有时是源自一种担心，即担心自己的孩子们以后会将你对自己父母所犯下的罪孽原封不动地返还给你。我不认为这种观点对我有多大意义，因为我的负罪感恰恰来自于你，更何况其中还充斥着其自身的独特性。的确，这种独特性是它折磨人的本质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封不动地重复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寡言、呆板、无聊、堕落的儿子，他必然会令我感到无法忍受，如果没有其他可能，我恐怕会逃离他，移民，就像你当初因为我的婚姻尝试想要去做的那样。如此看来，我的婚姻无能状态，恐怕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

相比之下，更重要的还是对我自身的恐惧。这点应该这样理解：我已经在前文中指出，在写作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事情上，我已经做了一些争取独立的小尝试，试图逃离你的影响，结果却收效甚微；它们几乎不会带来任何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对我而言是非常肯定的。然而，我的责任，或者说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守护它们，不要让任何我可以抵御的危险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影响到它们。婚姻正是这种危险来袭的可能性之一，虽然它同时也可能给我的写作带来最大规模的促进，可是对我而言，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可能性，这就足够了。假如它果真给写作带来了危险，我该怎么办！如果真是这样，我该如何继续在婚姻关系中存活下去？或许无法证实，可是无论如何，对这种危险的预期是不容驳斥的。我可能会在它面前犹疑不决，但最后的结果无疑是肯定的：我必须放弃它。手中麻雀和檐上鸽子的譬喻[562]，在这里只是勉强合适。我手中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在檐上，然而我必须——这是由目前的斗争形势和生活困境所决定的——选择一无所有。我在选择职业时也不得不做出类似的选择。

然而，对于我而言，婚姻最重要的障碍是早已不可改变的观念，即我在你身上看到的一切，对于维护家庭甚至领导家庭而言都是必要的，事实上，一切都糅合在了一起，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它们在你身上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诚如强大的力量和对外人的嘲弄，健康的身体和无节制的放纵，能言善辩的口才和得理不饶人的脾气，无比的自信和对其他任何人的不满意，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专横跋扈，对人性的了解和对大多数人的不信任，你还有一些没有任何缺点可以拿来对应的美德，比如勤奋、坚韧、沉稳、无畏。在上述所有当中，我几乎一样都没有，就算有，也不过很少的几样而已。我想，可能当我有了你所拥有的这些之后，我才敢于结婚。可就我现实中所看到的情况，即便是你，在婚姻中也很艰难，甚至对孩子们也很失败，那我还敢结婚吗？当然，我没有明确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也没有明确回答过这个问题，否则常识性思维就会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让我观察一下其他那些与你不同的男人（举一个近在眼前却与你很不同的男人为例：理查德[563]叔叔），已经结婚，而且至少没有被婚姻给压垮，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对我而言肯定是足够了。我没有问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从小就在亲身体验这个问题。我不仅在婚姻问题上审视自己，在每件小事上我都会审视自己；在每件小事上，你都通过你的例子和你的教育说服我相信同样一件事——正如我在前文中一直试图描述的那样——我什么也做不了，这在每件小事上都是真实可信的，并且同时也证明你是正确的。那么理所当然，在面对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也即婚姻时，一定也是正确得吓人。在进行婚姻尝试之前，我的成长就像一名商人，带着忧虑和不好的预感熬到了今天，但却没有准确地记账。商人总共只赚过几笔小钱，由于其稀缺性，他总是沉湎于这几笔小钱，在想象中夸大它们，除此之外，他就只剩下每日不断地亏损。一切收支都记录了下来，但却从来没有进行过哪怕一次结算。现在，因为要进行婚姻尝试，必须算总账了。一笔笔算下来，得出的数额之庞大，仿佛从来都不曾有过哪怕最微薄的盈利，一切都只是一笔巨大的债务。现在结婚，岂不是要发疯！

截至目前，这就是我跟你所过的生活，未来将要面对的前景亦皆如是。

当你获悉我对你怀有恐惧感的缘由之后，可能会作如下回应：“你声称，我仅仅通过你的过错来诠释我跟你之间的关系，这令我过得很轻松。我却认为，尽管你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辛苦，但这一切至少没有让你举步维艰，反而对你大有裨益。刚开始时，你也拒绝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和责任，因此，在这点上我们的手段是相同的。可是接下来，当我开诚布公地（我的确也是这样想的）将唯一的过错归咎于你时，你却想要同时表现得既‘极端聪明’又‘极端温柔’，反而想要主动为我免除所有的罪责。当然，你似乎只在后者上取得了成功（你也不打算更进一步）。而且，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尽管你用上了各种关于存在、天性、对立与绝望的‘话术’，其实无非想说我是侵略者，而你所做的一切仅仅是自卫。眼下你已通过自己的不公正手段取得了足够的成果，因为你已经证明了三点：第一，你是无辜的；第二，我是有罪的；第三，单纯出于你的大度，你不仅打算原谅我，而且或多或少地还要证明并试图使自己相信，我——尽管完全与事实相悖——也是无辜的。眼下这对你而言本该是足够了的，可你还觉得不够。你已经想好了，要完全靠我生活。我承认，我们总是在相互斗争，但斗争分两种。骑士之间的斗争，两个对手各自独立，依靠自身的力量展开较量，为自己坚持，为自己输，为自己赢。还有害虫的斗争，它不仅会蜇人，还依靠吸血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职业战士，这就是你。靠自己活下去的本事你没有；但为了能够让自己过得舒适惬意、无忧无虑，而且还不必自责，你就要费心证明，是我从你那里拿走了你可以靠自己活下去的全部本事，并且将这些本事收进了我的口袋里。你现在操心的是，一旦你活不下去，那么我就该负全责，如此一来，你大可以悠然自得地躺下来，让我来拉扯你，让我牵引着你的身体和精神活下去。举个例子：最近你想结婚，正如你在这封信中所承认的那样，可你同时又不想结婚，于是你希望我能够帮你维持这个不结婚的状态，这样你自己就不用费力了，理由你都想好了：我禁止你结婚，因为结婚会给我的名声带来‘羞耻’。可我完全没有这样想过。首先，我从来不打算‘阻碍你获得幸福’，其次，我也完全不想从自己的孩子那里听到这样的指责。可是，当我进行自我克制，给了你婚姻选择上的自由，对你的婚姻本身有任何帮助吗？丝毫没有。就算我反对你的婚事，也无法阻止你成婚；我的反对恐怕还会刺激你，让你更想娶那个女孩，因为诚如你所表述的那样，‘逃离的尝试’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纯粹。就算我允许你结婚，也无法摆脱你的责备，因为你已经证明了，你不结婚无论如何都是要怪我的。可是实话实说，你在此事和其他一切事情上证明的都不是别的，无非是证明了我对你的一切指责都是合理的。而且，在这些指责当中，还少了一项尤为合理的指责，即对不公正手段、对恋爱痴迷症、对寄生虫状态的指责。假如我没有搞错，你也在利用这封信，以便继续寄生在我身上。”

对此我回答如下，首先，这一整段的反驳——其中一部分也可以直接拿来反驳你——并不是来自于你，而是来自于我。你对别人的不信任也不比我对自己的不信任更多些，这正是你教育的成果。其次，这段反驳本身也有一定的道理，对此我并不否认，而且它也为我们之间关系的定性做出了一些新的贡献。在现实中，事情当然不可能如我信中所展示的证据那般合拍，生活可不仅仅只是一场耐心的角逐；可是，拥有了这段反驳所带来的修正效果之后——这种修正我既不能详细说明，也不打算详细说明——在我看来，已经取得了非常接近事实的成果，可以使我们俩稍微平和一点，令生与死变得轻松一些。

弗兰茨

篇注：

这封从未寄出的信完成于1919年，由Fischer社初次出版于1994年，原信摹本。

[525]原文为“in Saus und Braus”，德语俗语，尤指无忧无虑的奢侈生活。

[526]Franzensbad，知名疗养地。

[527]指与朱莉·沃里采克的订婚，原定的婚礼被卡夫卡父亲强制取消了，详见《征兵》的篇注部分。

[528]Robert Kafka，卡夫卡早夭的弟弟之一。

[529]Karl Hermann（1883—1939），卡夫卡的大妹夫。

[530]卡夫卡是家中长子，他的两个弟弟都幼年夭折。六年之后，卡夫卡的三个妹妹才相继出世。

[531]L?wy，卡夫卡母亲的娘家姓。

[532]Philipp, Ludwig, Heinrich，卡夫卡父亲三个兄弟的名字。

[533]Valli，卡夫卡的二妹，也是他父亲最宠爱的孩子，故有文中所说。

[534]Felix，卡夫卡大妹艾莉的儿子。

[535]原文为“Pawlatsche”，这是奥匈帝国时期流行的一种内院阳台结构，即在二、三楼做成不带楼梯的连廊式长阳台，可以通达数个房间。

[536]Pepa，卡夫卡二妹的丈夫约瑟夫·波拉克的教名。

[537]Jizchak L?wy（1887—1942），波兰犹太裔演员，卡夫卡的好友，表演时使用意第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