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注:
选自《中国长城建造时》初版第十七篇,创作于1923年至1924年之间,为残篇。卡夫卡去世后,由马克思·布罗德整理,1928年在Witiko杂志上首次发表。结尾的“可是,一切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句话实际上是卡夫卡未完成遗稿《地洞》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稿纸上最后一行的原始内容为“可是,一切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显然卡夫卡在后面还写了更多的内容,可惜剩下部分已散失,布罗德只好将此处截断,作为全文的结尾。《中国长城建造时》的1931年初版中,末尾是留有一行分隔符的,这一特别之处本书也原样保留了。
《地洞》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中短篇作品之一,完成度相当高,即使缺少结局也几乎不减损其魅力。全篇的第一句话“我已经建好了地洞,看起来做得似乎还挺不错。”实际上已经绝妙地勾勒出了故事梗概与所描述生物的大致情况:首先,地洞已经完成,所选用的德文词汇为“Bau”,英文通常译为“burrow”即“兽穴”,但德文“Bau”的含义明显丰富得多——在几乎等同于英文“建造(bulid)”的基础之上(《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的“建造”即与此对应),除了准确对应“兽穴”之意,同时也准确对应了采矿领域的“坑道”与军事领域的“禁闭室”,通读全文之后就会发现,上述四种含义都被完整地运用到了本文中出现的“地洞”一词当中。其次,为什么完成的是“地洞”?这就涉及到建造者身份的问题,开篇的“我”已经明确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同时也暗示了动物拟人的手法——自始至终都未亮明身份的主角,很可能是某种擅长挖洞的兽类。考虑到叙述者曾经提到老鼠为地洞挖的通气孔并称它们为“小东西”,主角应该是体形比普通鼹形鼠科大得多的地下生物。卡夫卡研究者通常认为这种生物很可能是狗獾,或者至少是以狗獾为蓝本虚构出来的动物,因为作家本人曾在日记中明确提到,自己笔下的动物故事基本上都是以《勃莱姆的动物生活》[369]系列书籍中的描绘为基础来创作的,狗獾恰恰是勃莱姆在书中详细介绍过的一种獾,这种鼬科动物也确实广泛分布于亚欧大陆各地,捷克境内的伏尔塔瓦河流域正是其重要栖居地之一。在现实中,狗獾的地洞结构复杂,每年都会进行整修扩建,内部纵横交错地分布着主通道、较细的侧道和如迷宫般迷惑敌人的死路;狗獾也确实会坚持不懈地进行“墙面精修工作”,让主通道的墙壁保持光滑整洁。生活习性方面,狗獾行事极为警觉,十分重视“聆听”,出洞后一旦听到动静,便暂时不回原洞,转而搬到简单建造起来的临时洞穴内居住,耐心等待附近安全之后再回原洞。以上皆与《地洞》中的描写相吻合。
在动物拟人手法的作用下,《地洞》本就强烈的寓言风格亦带有一种童话故事般的浪漫感,即使叙述者不断反躬自省的自我批评有着极为严苛的逻辑主张,却也并没有减损这种浪漫的印象。可想而知,对于主角为动物的童话故事或者寓言而言,狐狸往往狡猾,狼通常残暴,兔子跑得快,狗则愚蠢又忠诚……动物种类一经选定,即出现身份认知不可改变、贯穿始终的叙述现象——安徒生《丑小鸭》类型故事除外,这一类型显然是以身份认知的谬误为主要线索来展开故事的——《地洞》的主角动物,其生命历程显然完全围绕地洞来展开,且以“地洞是否已建成”为主分界点。它的诉求同样是一以贯之的,按照诉求的迫切程度来排序,依次为确保安全、确保食物不匮乏,以及追求尽可能舒适的生活。这些诉求在小说各处均有多次体现,但其中最重要的始终都是作为基本保障的安全,相关内容顺理成章地占据了全文大部分篇幅,尤其是在叙述者离开地洞、前往地面的那一部分,对安全的狂热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读到这里之后,读者也会非常自然地意识到这样一项事实,即当要求无限拔高时,限于对环境的不可知,绝对安全是必定无法实现的。讽刺的是,甚至连叙述者自己的潜意识中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全篇第一句话,后半句“看起来做得似乎还挺不错”本身是非常矛盾的,加入太多似是而非的限定语来削弱“挺不错”的确定性,一体两面地显露出了叙述者的自信与自卑。仔细辨析情节就会发现,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都是对这半句话的放大与重复,在此基础之上,某种表现出强烈自我怀疑倾向的、越来越执着的叙事模型一直发展到了最后。身份认知上被限定为一只大型挖掘动物的“我”,尽管居住在看似精心设计、建造出来的地洞中,食物储备丰富,却在随着时间线推进而发生的几乎所有事件上都遭遇了挫折。作为一部典型的后期作品,《地洞》与同时期大部分作品的母题高度重合,即诉说个人奋斗的徒劳,以及不可避免的、宿命论式的失败。叙述者试图将一切问题付诸理性思考,极端固执己见,严密的逻辑配合果断决绝的行动,却始终无法对抗自四面八方不断袭来的巨大未知,这样一种交战过程在旁观者视角上所呈现出来的荒诞与夸张,在这部作品中同样起到了犹太寓言般的警示作用。作为当代读者,我们很容易就能够从卡夫卡的这一类作品中读出对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讽刺,某种程度上讲,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悲观预期是相当超前且精准的。
《地洞》呈现在外的许多要素都能在卡夫卡的整个小说体系中找到对应,这种细微局部的重复特性恰恰证明了本文在体系中的重要性。比方说,类似狗獾的大型挖掘动物也出现在紧随本篇之后的《巨型鼹鼠》中;《大噪声》里各种各样的噪声对“我”造成了难以忍受的感官压迫,并且也出现了噪声之间相互抵消的概念;甚至连文本的内在结构,即从非常自信、积极的开始部分迅速转入自我怀疑,一路螺旋向下,最后陷入无所不在的恐慌情绪的架构,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判决》等故事——这类故事在普通读者们眼中看来,更像是在呈现叙述者所患的某种疑心病,因为叙述者实际上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实实在在的打击,即便出现关于现实挫败的描述,通常也只是基于象征主义的奇想,是在为文本的寓言性服务。具体到《地洞》的情节上,叙述者隐隐约约能够听到的、难于解释成因的嘶嘶声完全不会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改变发生任何变化,它是恒定不变且几乎无处不在的(唯一的例外是身处地堡广场的特殊情况下)。完成复杂地洞的建造这项事实,隐喻了人类现代文明,作为地洞建造者兼主人的“我”大部分显露在外的行为都表现得像是一只“理性动物”,因此,恰恰是上述从根本性上缺乏因果关系的嘶嘶声,才最能够引发这只理性动物内心深处的偏执与恐慌:长期以来通过理论支持、技术运用与勤劳苦干的循环来完善地洞的一整套机制,但在面对神秘的嘶嘶声时完全束手无策。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理性动物开始将心血倾注在对噪声的观察与分析上,对应的所有计划表面上也都是经得起推敲的。然而,一旦正式展开行动,要么实验无法顺利进行,要么得不到预期的结果。预料中的危险没有到来,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无法摆脱危险到来的可能性,象征人类的理性动物因而陷入到与现实拉锯的长期焦灼状态之中,一切都以最坏的形式保持恒定不变……无论是地洞本身的形态,还是上述个人心理上的困境,都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一战前期万分艰难的堑壕战。文中多次出现的“挖掘(Graben)”一词,在德语中恰恰是“堑壕”之意;卡夫卡本人虽然没有参军,但他在1915年时前往参观了一条堑壕,感受到了堑壕内部的幽闭恐怖,对前线士兵的堑壕作战有了大致的概念,这些感受都被他写进了日记里。八年后,当他在描绘《地洞》中压抑的地下迷宫时,选择对记忆中留存的堑壕印象进行再加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文中反复出现的嘶嘶声,同样有一种颇为合理的解释,即声音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叙述者自己发出的——很可能是卡夫卡患有肺结核的切身体验。叙述者在文中坦承道,如果想“自欺欺人”地逃避这种噪声,首先必须身处地堡广场内部,然后“只要将耳朵从地面上挪开,就根本不会再听到任何声音了”,紧随这段话之后给出的原因,则是宣称广场面积比地洞其他地方都要大得多,一笔带过。参考马克思·布罗德对于《地洞》成文过程的回忆,布罗德宣称,卡夫卡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自己最后的女友朵拉·笛阿芒表白,说她就是《地洞》故事中“地堡广场”的原型。如此一来,关于噪声消失的机制,“因为有女友陪伴,所以可以暂时将病痛抛在脑后”的假设就很能站得住脚了。另一方面,肺部复杂的结构和因肺结核产生的结节,也容易令人联想起地洞内部迷宫般的结构。
据说卡夫卡曾对朵拉·笛阿芒口述过《地洞》的结局,在这个被布罗德记录下来的结局中,敌人攻入了地洞,叙述者将在决战中屈服。诚然,让抽象的敌人在结局中变得具体,并非卡夫卡通常的写作风格,不过,考虑到将女友比喻为地堡广场的浪漫,以如此结局来暗示自己早已注定的病亡,倒也切实呈现出了一种破格的魅力。
[339]原文如此,重复表强调。
[340]原文为“Burgplatz”,直译为城堡广场,在德语国家通常指那些建有堡垒或碉楼城镇的前广场,通常是该地传统意义上的市中心,比较著名的有杜塞尔多夫和布伦瑞克的城堡广场。文中指地洞内部处于核心地位的一处圆场,故译为“地堡广场”。
[341]需要好几处地堡广场,而非海量的小圆场来储藏物资,才能满足地洞主人的要求,其中也是有相应逻辑链条的。首先,因为地堡广场储藏量巨大,所需数量少,仅“几处”即可替代海量小圆场,这就方便地洞主人随时清点;其次,不会妨碍地洞主人奔跑,在非常情况下也不影响自卫;再次,因为所需数量少,不会造成什么损耗。正是由于能够满足上述所有条件(即所有“海量小圆场”无法满足的条件),叙述者才会给出“理所当然”的评判,并用连续的感叹号来加以强调。
[342]原文如此。此处使用的“Falltüre”通常指堡垒的秘密出入口,一般是朝上双开的厚木板,如窗户般从内往外向两侧推开。叙述者用“活板门”来指代洞口盖着的一层苔藓。
[343]此处将地洞拟人化了,表达比较含蓄。
[344]此处将地洞从认知上认同为自己,实际上是对前文中将地洞拟人化的进一步强化。
[345]此处存在这样一层逻辑,即在地洞外观察到地洞入口未被破坏,意味着地洞内部是绝对安全的(这个观点随后马上就被否定了)。正因为叙述者在地洞外观察,确保了入口无恙,假设叙述者同时身在地洞内,那么地洞内所享受到的这种“已知”的安全,是要比叙述者真的在地洞内、外面无人观察的情况下更令人安心些的。
[346]虽然没有明说,但选这样的夜晚显然是为了去除气味方面的影响,以便让实验结果更加理想。
[347]此处逻辑非常严密,但原文有些语焉不详。叙述者扔猎物做实验,是用猎物来代替自己,看扔过去后入口位置是否会有敌人出现,抓走猎物。实验观察到的结果是猎物似乎没出什么问题,但因为实验条件限制很严格,换了叙述者自己亲自去的时候,外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不能算是同样的实验了。即便退一步讲,认为条件没有变化,但当时的实验结果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当叙述者亲自去实验时,再发现有问题就太晚了。而且,就算再用猎物做第二次实验,也只是再重复这种论证,所以才会有后文的第二种实验方式。
[348]因为在这种假设中,叙述者能够成功进入地洞,是因为得到了这位朋友的协助。但朋友如果想要进入地洞,显然不会再得到同等的协助,所以是不可能办到的。
[349]此处的“后者是不可能发生的”指的是叙述者“再也回不了地洞”一事。实际上,回地洞本身是很容易的(后文中亦有相关论述),难点并不在于返回,而在于如何在返回过程中避免暴露地洞位置,因为在叙述者的逻辑中,暴露地洞位置即意味着招致敌人对地洞的入侵,故有此说。
[350]原文如此,重复了一遍,仅将“只有(nur)”换成了“唯独(ausschlie?lich)”。叙述者的意思是,由于进来后忘记合上苔藓盖子,导致地洞入口完全敞开,这并非“常态”。在他的逻辑中,为了完成“合上苔藓盖子”这一步,必须将进出地洞的整个程序重来一遍,才能恢复正常。
[351]此处原文各使用两次“现在(nun)”和“终于(endlich)”,表达叙述者情绪上的一种兴奋状态。
[352]此处转折是承接前面破折号当中说明部分的。破折号之前,叙述者默认回忆是准确无误的,自己在过去确实曾经这样巡视过;破折号之后,叙述者修正了说法,坦承自己也可能只是听说应该这样去做,但并没有真正做过,因为很多回忆“已变得模糊不清”。另一方面,就算完全想不起来是否做过,也不能排除做过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此处的逻辑同样非常严密。
[353]因为叙述者是从主通道回来的,所以不必再去巡视主通道,而是从第二条走道开始。
[354]原文如此,但与前句并不矛盾。因为在叙述者回到地洞后,首先必须确认地堡广场的状态,这是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事项,即便进入地洞后拥有无限的时间,也必须尽快完成。
[355]这是前文中反复强调的两个条件“寂静无声、开敞空旷”之一。
[356]因为叙述者一方面推测噪声来源是自己最喜欢的那处小圆场,一方面又朝着跟最喜欢的小圆场完全无关的地方前进,这就表示从他的行动来看至少存在两个噪声来源,但他判断只有单一来源,故认为这种矛盾的现状是个笑话。
[357]在原文的假设中,由于叙述者很好地守住了空心地带,从而令地堡广场受到了完全的保护,即便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声源干扰,地堡广场内部也是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的,是“静默”的,故有此说。
[358]指前文中“沿着噪声传来的方向挖掘一条正正经经的走道”之计划。
[359]从这一部分开始,完全没有使用第一人称,反而运用了极具诗艺和节奏感的旁观者视角。这部分内容篇幅颇长,直到临近段落结尾处的“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方式被忽略掉了”才正式结束。
[360]此处的“寂静无声”即前文中反复强调的、地洞中走道所应具备的条件。“寂静无声”本身是作为叙述者的一个主观感受,故有文中所说。
[361]指无论“噪声”出现之前(寂静)或之后(嘈杂),在苔藓盖子上方,不可预见的危险始终存在,不以地洞内的情况变化为转移。
[362]此处用了“沟渠(Rinnen)”这样一种提法,全文中仅出现过两次,皆在这两三行文字中,对应前句中“新的看法”。另外,此处的一连串设问,是针对叙述者身处场所发生变化的状况而提出的,因为前文中提到自己在苔藓盖子下方几乎“已经离开了地洞”,环境不同,想法显然也变化了。
[363]指不愿相信大动物存在的做法,对应前文破折号之间的“否定自己没有任何意义”。
[364]此处的“没有变化”与前句的“一模一样”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没有变化”针对长期以来听到的嘶嘶声,重点在时间上;“一模一样”针对在同一时间点、地洞里任何位置听到的嘶嘶声,重点在空间上。
[365]原文分段如此,本句起承上启下作用,承接后一段。
[366]即前文中提到的“通气用的小路”,由老鼠挖掘而成。
[367]因为叙述者对那只动物缺乏了解,不知道对方的听觉能够敏锐到怎样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策略就是不发出任何声音。
[368]见本篇篇注。
[369]Brehms Tierleben,由德国自然研究学家阿尔弗雷德·勃莱姆(1829—1884)主编的一系列动物科普类书籍,德语版最早出版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共六卷,以大幅插画搭配文字介绍的新颖方式讲解动物知识,很快便风靡欧洲,是当时最流行的科普类书籍之一。1879年推出的第二版十卷本更是畅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电视普及之后影响力才逐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