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以为常之事：他总是对这样一种日常生活困惑忍气吞声。比方说，A有一笔重要的生意要跟来自H地的B面谈敲定。于是，他便提前动身前往H地进行初步磋商，往返路程都只花了十分钟，为此，他还专门在家夸耀了一番这种不得了的速度。第二天他又去了一趟H地，这次是为了真正将交易完成。由于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A赶在这天一大清早就出发了。尽管所有客观条件——至少在A眼中看来——都跟前一天完全一样，但这次他足足花了十个小时才到达H地。傍晚时分，当他疲惫不堪地抵达约定地点时，他才得到消息，说B对A的缺席感到异常恼怒，半小时前便已动身出发，朝着A所在的那个村子的方向去了。两人相向而行，按理说，他们本应该在路上就碰见的。大家建议A耐心等一等。可是，A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担惊受怕，立即动身，急匆匆地往回赶。

这一次，他什么都没多想，结果反而一眨眼的工夫就走完了整段路程。到家之后，他得知B已经提前到了——在A离开之后马上就来了，是啊，他在大门口遇到了A，还专门提醒了他生意的事，但是A说自己现在没有时间，现在必须尽快赶路。

尽管A的这种行为令人感到无法理解，但B还是决定留在这里等A。他曾多次询问A是否已经回来了，不过目前倒是还在楼上A的房间里。幸好现在还能够跟B当面谈谈，向他解释清楚这一切，A抱着这样的想法跑上楼梯。当他快要跑到楼上时，突然一个趔趄，猛一下拉伤了肌腱，几乎要痛晕过去，甚至连叫都叫不出来，只能在黑暗中呜咽。这时候，他听到B——分不清是在远处，还是就在他身边——怒气冲冲地往下踏楼梯的声音，最后终于消失不见了。

篇注：

选自《中国长城建造时》初版第十三篇，完成于1917年的短篇寓言。

与其他短篇不同，本篇具有很强的寓言特征，第一句话就是纲领性的总结，这种写法在传统寓言当中是十分常见的，但在卡夫卡作品中却并不多见。作家遗存的手稿中其实并没有拟定题目，马克思·布罗德在编辑这段原本没有名字的寓言时，选取了第一句话中的关键线索“一种日常生活困惑（eine allt?gliche Verwirrung）”为题，但这其实是布罗德的误读或者说编辑错误，因为后世研究发现卡夫卡手稿中写的其实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ein allt?glicher Heroismus）”——很可能与罗曼·罗兰1906年出版的《米开朗琪罗传》中那句名言有关：“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布罗德的错误版本读起来反而相对合理，或许也是之后各种版本放任该错误继续存在的理由之一，因为将“困惑”改为“英雄主义”后，文章的逻辑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文本中似乎完全找不到能够与“英雄主义”这一概念相联系的线索，相反让人感到“困惑”的部分倒有很多。比方说，假如A所在的村子和H地都是固定不变的，且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径能够来往两地——很可能如此，因为H地的人们声称A和B相向而行时理应相遇，之后也证明两人在此之前确实已经相遇过了——那么，为什么A第一次到H地往返路程都只花了十分钟，第二次去程却用了足足十个小时呢？更夸张的是，第二次返程时，由于A“什么都没多想”，结果瞬间就“走完了整段路程”：这似乎说明从A家到H地的路程并非具体的、符合现实世界普遍常识的路程，而是一种抽象化的概念。事实上，这则寓言本身读起来就像是一道数学或者物理问题：人物以A和B这样的符号来指代，地点H同样是符号，这一方面当然意味着它们可以被拿来指代任何人、任何地点，即对现实的数理模型化概括；另一方面却也说明故事中发生的一切根本无法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考虑到第二次去程时，A对出行状况过于在意，所以花去了格外长的时间，返程时什么也不想就能瞬间到达，可能意味着A在该路程上所花的时间与A的费心程度成反比：几乎不费心时，时间便趋近于零了。

时间之外，空间上同样存在不合常理之处。留意到文中出现的证言（假定这些证言所讲的都是真话）：A在出门十小时后抵达H地，H地的证言表示B在半小时前就已经离开去A家了。但是，A瞬间折返之后，A家的证言却说B在A刚出门时就到了，两人在大门口匆匆交谈，之后B就一直留在了A家。照此看来，路途中的空间也是完全扭曲的，A刚出门就在大门口耽搁了九个半小时或者更久，在他本人看来可能只有几秒钟时间；与此同时，B在半小时内抵达（同样有可能瞬间到达），他们不合日常生活规律地在大门口碰了面，结果A还是执意要去H地。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假设虽然能够勉强解释整个过程，但却无法说明为什么A在抵达H地之后还需要其他人提醒才知道B的行踪——要么是因为他急着赶路，并没有认出B来；要么他本身就不可能在除了H地之外的其他地方认出B。在本篇的数理模型中，B恐怕是跟H地绑定在一起的，结尾时A始终没有见到B，或许也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甚至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时空。总而言之，在这条假定的路线上，时间和空间的运行规律不能用常理来揣摩。

考虑到本篇成文的时间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1916年正式发表，这一异常新颖的、将引力场等效为时空弯曲的理论，在全球引起了极大反响。或许本文就是卡夫卡在接触相对论后进行的一次自娱自乐式联想：用寓言来构筑数理模型，将空间与时间重新定义，阐述了作家本人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解。照此看来，手稿中提到的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恐怕是指新理论突破了日常生活的常理，乍听起来荒谬无比，但在当时看来又很可能是对的，所以大家才只好选择“忍气吞声”地去接受它。有趣的是，即便按照布罗德选定的“日常困惑”来解读，似乎也是说得过去的：突破常理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英雄主义，但相对论对于普通人而言也的确难于理解，造成日常困惑无可厚非。两种提法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殊途同归。

文章的后半段又回到了卡夫卡万变不离其宗的失败母题上，前文中数理模型的观感几乎被完全剔除掉了：A急匆匆地上楼，打算向B“解释清楚这一切”，但却在趔趄中拉伤了肌腱——这些都是非常日常化的生动描绘，与之前数学题般的讲述形成了鲜明对比。结尾部分恰如通常的犹太寓言般耐人寻味：A受伤后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只好在黑暗中呜咽，不只失去了交流的可能性，对周遭一切的判断也只能靠听觉来主导，然而，B离开时的声音却是无法分辨远近的。B最终消失不见，意味着A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相对论的面世，意味着人类既往所公认的关于时间与空间的一切规则壁垒，至少也可以从理论上被攻破，这显然是一种英雄主义式的进步。然而，在卡夫卡式失败母题的作用下，原本可能带来解放的新事物，恰恰要掉转枪头，转而来反对人类所付出的努力。在这则寓言当中，令时间与空间表现得如此对立、如此不稳定的绝非物理因素，而是角色们的主观看法——他们所怀抱着的希望、他们心中的焦虑，这些才是起到决定性意义的变量。如此一来，对角色们的符号化反倒显露出些许讽刺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