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娇小的女子；她天生就很苗条，但她的腰部依旧束得很紧；我总是看见她穿同一条连衣裙，这条连衣裙所用的布料是黄灰色的，可以认为是木头的颜色，连衣裙上面装饰有一些颜色与布料相同的流苏，但也不太像是流苏，或者可以说是纽扣状的挂件；她总是不戴帽子，色泽黯淡的金色头发，看上去很光滑，也不怎么显凌乱，可同时又保持着非常蓬松的状态。尽管腰部被紧紧束缚着，她的动作依旧表现得十分敏捷。当然，她实际上刻意夸大了自身所拥有的这种敏捷性：她总是喜欢将双手撑在腰际，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将上半身突然由正面转向侧面。她的手给我留下的印象，我恐怕只能用下面这样一番话来描述：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谁的哪只手的各个手指能够像她那样，彼此之间区分得如此明显；不过话说回来，她的手在解剖学上也绝对称不上奇怪，仍然是一只完全正常的手。
这位娇小女子对我很不满意，她总是想方设法找我的茬，总是觉得自己被我冤枉了什么，觉得我动不动就在惹她生气；假使我们可以将个人生活分割成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单元，对每一个单元分开来进行评判的话，那么，我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单元，在她眼中恐怕都是对她的骚扰。我经常会思考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如此惹她生气呢？可能是因为我的一切都与她的美感、她的道德观、她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她对未来的期许相矛盾；人与人之间本就大不相同，拥有上述这些矛盾的天性其实也很正常——可是，面对这样一种常识，为什么她会如此痛苦呢？毕竟，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关联，会迫使她因为我的存在而受苦。其实，她只需要下定决心，将我视作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即可。更何况对她而言，我本来就是完全不相干的人。如果她真决心这样去做，我不只不会加以阻止，反而会展示出非常欢迎的态度；总之，她只需要做出决定，忘记我的存在，这样就好——顺带一提，我在她那里所显现出来的这种存在感，从来也没有强加给她过，当然也不可能会强加给她——只要她这样做了，所有的痛苦显然都会即时结束。在这件事情上，我之所以能够保持长久的克制，没有做出什么冲动之举，完全是因为她的行为也令我自己感到很尴尬，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克制，当然也是因为我心中清楚地认识到，与她所承受的痛苦相比，所有这些尴尬都算不得什么。话虽如此，我心中同样很清楚，这也绝非一种源于爱情的痛苦；因为她对“真正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件事没有丝毫兴趣，尤其是因为我已认识到这样一项事实，即由她口中所揭露、指责的关于我的一切，并不具备“促使我进步”这种属性——我的个人进步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干扰。她本身也并不关心我的进步，她关心的只是她个人的利益，即为我给她造成的痛苦展开报复，并防止我将来继续对她施以带有威胁性的折磨。我先前已经尝试过一次，主动接近她，试图向她指出如何才能最好地结束这种持续不断的烦扰。哪曾想到，结果适得其反，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因此将她引入了眼下这种混乱不堪的僵持局面。总之，我不会再去反复进行这种尝试了。
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去认为的话，我也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这位娇小女子对我而言其实是颇为陌生的，我们之间相互维系着的唯一关系，就是我给她带来的麻烦，或者应该说是她让我给她带来的麻烦。单就我这方面而言，她一旦明显地从这种麻烦中遭受身体上的痛苦，那我自然也不应该袖手旁观。最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相关消息传到我这里来了，说她在清晨时分又一次脸色惨白地现身于众人面前，说她整夜整夜地失眠，被头痛所折磨，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因为这些显露在外的异状，她让亲友们感到十分担心，大家来来回回地猜测她的病因，但截至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只有我了解她——她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麻烦。眼下，我尚且不打算为她亲友们的担心感到忧虑；她性格上很坚强，也很有韧性；拥有这类性格特征的人，在选择发怒的同时，大概也能克服发怒所招致的后果吧；我甚至怀疑，她只是假装痛苦——至少是部分痛苦——以便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世间的质疑引向我。倘若她对外公开宣称，说我的存在是如何如何折磨她，这种行为对她而言也太自以为是了，别人会认为她过于自大；如果以我的名义向别人剖白，说我在折磨她，她又会觉得那是对她自身的一种贬损。实际上，她只是出于迫不得已——出于一种从未停止过的迫不得已的状况，才不得不跟我纠缠不清。假如要在公众面前放开来讨论这些在她看来很不体面的事情，那也太让她自惭形秽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讲，要求她在持久不断的压力下保持缄默，完全不对任何人说出这些压力来自何方，同样也很过分。于是，她以自己那独属于女性的狡黠天赋，尝试了一条折中路线：保持话语上的沉默，仅仅通过一种黯然神伤的外在表现，传达非同寻常的气氛，以此来将整件事情呈交给公众，试图利用舆论来给我施加压力。或许她甚至还抱有这样的一种期盼：一旦公众将全部目光投向我，自然就会涌生出对我的普遍愤怒，并运用其如洪流般强有力的手段，对我进行最终审判般的谴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给彻底击垮。相比较于她所怀有的羸弱私愤，随舆论席卷而来的公愤显然要迅猛得多；但是，当公愤真的被煽动起来，她就会退缩，心中暗暗松一口气，将我抛诸脑后。这么说吧，如果上述这些真是她心中所期盼着的，那她可失算了，因为公众根本就不会接受她对此事的看法：众目睽睽，哪怕将我放在倍数最高的放大镜下审视，他们也永远不可能像她那样，在我身上找到如此之多的问题。现实中的我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是个百无一用之人；我不想自夸，尤其是在这方面，更不打算如此；试想想看，如果我不是因为拥有自身特别擅长的一些本领——如果我没有因为拥有这些本领而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的话，那我肯定也不会引来别人的注意；唯独在她那里，唯独在她那双几乎可说是“目光如炬”的眼睛里，我才是如斯形象，事实上，她根本没办法说服任何人去相信她那些主张。既然如此，是否表示我就可以在这件事上抱着安之若素的态度呢？不行，根本就办不到；因为一旦真的被外人获知，让她病得如此彻底的起因，竟然是由于我的言行，那可就大事不妙了；更何况眼下有些爱管闲事的家伙（同时也是最勤奋的小道消息传播者）已经快要看穿目前的这一事态了（或者至少也会以假装看穿的方式来装模作样），到时候，恐怕全世界的人都会跑来问我如下问题：为什么我偏要冥顽不灵地折磨这楚楚可怜的娇小女子？我是否真打算把她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以及——我究竟什么时候才能重拾理智，唤醒自己作为人类的同理心，从而主动选择不再像现在这样去对待她？当全世界都开始问我类似这样的问题时，我就很难回答了。既然事已至此，我是否应该向众人坦承，我实际上并不太相信她那副模样是真的病了，恰恰相反，那恐怕只是装出病了的样子在博取他人的同情吧。如果我这样做了，是否会给人们造成一种颇为糟糕的印象，令他们觉得我是难辞其咎，急于摆脱这样一种责难，才会选择反咬一口，妄自揣测、评判，根本顾不得体面了？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我打算这样做，那我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干脆公开向人们宣称，即便我相信她确实是病了，也不会对她抱有丝毫的同情，因为这女人对我而言就是个完全陌生的人，我们之间存在的所谓“关系”，只是由她单方面建立的，当然也只对她本人生效。我并不是说我这方面的陈述不会被人们相信；照我看来，当情况发展到这一步时，人们对我的态度，恐怕更会是一种既谈不上相信，也谈不上不信的状态；甚至都到达不了想要认真谈论的程度；实话实说，他们恐怕只会在意我对一个虚弱、生病女人的应对方式，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这上面，别的一概不管：这对我而言可没什么好处。在这样一种假设中——就跟在其他任何一种假设中一样，无论我选择哪种应对方式，都会如此——世人将无可避免地对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认为我们之间存在着恋情，进而固执己见地唆使我公开恋情，并且改变自己对待她的方式，尽管我心里极其清楚：这样的恋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况且，如果恋情真的存在，我倒宁愿这恋情是源自我本人的，是我对这位娇小女子的仰慕，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她不仅拥有非凡的判断力，还具有不屈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意志，倘若我不是持久不断地被她的这些优点给惩罚着，那我的确是很有可能会去仰慕她的。无论如何，现实情况是：她跟我之间找不到哪怕一丝亲切友好关系存在的痕迹；在这一点上，她的态度是诚挚而真实的，毫不掩饰对我的不满与厌恶，我最后的希望也恰恰寄托于此——因为，假设她所制定出来的这套战略计划，在其细节上有必要去让外界相信她与我之间确实存在上述恋情关系，那她当然不会忘记要在具体执行上显露出这样那样的痕迹，对外表现出这一关系的存在。尽管如此，世人对我们之间的这一矛盾之处却视而不见，显露出全然愚钝的态度；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却始终固执己见，始终决定要站在我的对立面。
因此，在世人出手干预此事之前，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及时调整自己在跟她打交道时的应对方式，改善自己与这位娇小女子之间的关系。当然，想要完全消除她对我的不满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也没有这种打算，只是想要让她对我的态度软化一点。我确实也经常扪心自问：眼下的状况是否已经令我感到相对满意，乃至于想要维持现状，不想轻易改变它了？我想知道，相比较于她，是否有可能首先在我自己身上做出某些改变？即使我心里很清楚，我并不是因为确信这些改变的必要性才选择去做的，我改变自己，仅仅是为了安抚这位女士，仅此而已。于是，我诚恳地尝试着去做了——并不是敷衍了事，而是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和关心。我发现，这样做不仅不难受，甚至还挺适合我，几乎都快要令我的内心感到由衷欣喜了；如此这般，借由态度的转变，少许外在的改变逐渐开始出现在我的身上，而且还是那类显而易见的改变，我根本不需要专门去提醒这位女士注意，实际上，她比我更早地注意到了在我身上发生的所有变化，她甚至也已经通过外在的改变留意到了我内心深处真正的意图；可我仍旧没能成功软化她。怎么可能办得到呢？她对我的不满——正如我已经见识到的——是一种根源性的不满；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或者削减它，甚至连抹去我本人的存在也不能消除这种不满：打比方说，假如我自杀了，那么，当她得到我自杀身死的消息之后，心中所涌生出来的愤恨之情，将会是无穷无尽、永远都无法消解的。此时此刻，我简直无法想象，她——这个敏锐的女人——居然没有像我一样看清这一切：我既看清了她努力的无望，也看清了我自己的无辜，除此之外，我还看清了自己的无能，纵使拼尽全力，也无法满足她的心愿。当然，她也曾一度看清过这一切，但作为一个斗士，她又在战斗的激情中忘记了这一切，这恰恰是造成我不幸的原因。木已成舟，我已无法选择其他应对方式，只能对一个已失去自我控制的人旁敲侧击，轻声提醒一下，点到即止。很显然，以这样一种方式，我们之间永远都无法真正取得沟通，循环往复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地在现实中重演：我带着清晨最初几个小时独有的幸福感走出家门，转眼便看到那张为我而皱眉的脸，闷闷不乐的嘴唇翘得高高的，那评判打量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甚至在评判打量之前就已得出了结论。瞧那目光，它绝不会放过任何东西，即便是世间最敏捷之物也不可能躲得过去。苦涩的笑容浮上少女的脸颊，写满控诉的双眼仰望苍穹，双手撑在腰际，稳住自己的身体，再然后，便是在愤怒中涌生的苍白与颤抖。
前不久，我向自己的一位好友透露此事：这可是我第一次向外透露此事，连我自己都感到十分惊讶。我只是在两人对话的过程中顺带一提，甚至可以说，只是轻描淡写地透露了几个字而已。不仅如此，我还故意将这整件事的重要程度稍微弱化了些，描述得与真实情况有些出入，仿佛它是一件不足为外人道的琐事。奇怪的是，我的这位朋友非但没有对此事置之不理，反而极为上心，他甚至主动向我强调了此事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引起我足够的重视，而且也不让我将话题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坚持要求继续讨论此事。然而，更奇怪的是，在随后的讨论中，他却在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上低估了这件事：他恳切建议我离开一段时间，以回避作为应对方式——再没有比这更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建议了。说实话，这件事确实挺简单，无论是谁，只要走近了细看，都能够看透事情背后暗藏着的真相；但是，这件事却也并没有简单到我一走了之就能迎刃而解的地步，不仅不能完全解决，对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也全无助益。真实的情况与朋友的建议截然相反，我必须时刻小心提防，不能因为情绪失控而选择一走了之。道理很简单，假设我要针对此事实施任何计划，那么至少也需要将它限定在目前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外部世界是无法也不应被牵连进来的。换句话说，我必须坚守在自己目前所在的地方，让一切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不允许给此事带来任何张扬的、明显的变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不与任何人谈论此事。对这一切缄口不言，并不是因为透露这些秘密将会招致什么风险，而是因为此事本质上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纯粹的私事，无论它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至少也是容易承受的——哪怕只是为了这点，它也应该保持原本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朋友的主张对我而言并非完全没有好处：诚然，它没有启发任何新的思路，但却巩固了我对此事的基本看法。
正如我们在仔细思考过后就会发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此事的情况所显露出来的变化，归根到底，并不是事情本身在发生改变。实际上，变得不一样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对此事在认识上的逐步深入，也即我对此事看法的拓展。我的看法一方面变得冷静而客观，更加具有男子气概，也更接近核心；尽管如此，它在另一方面却也因为持久不断的情感冲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虽然这些冲击大体上都很轻微，但却依旧呈现出某种紧张的态势。
当我觉得自己已经看清某个决定性的时刻[308]，当我发现尽管这个时间点有时似乎已经很接近，但可能始终都不会到来时，我就会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逐渐平静下来，泰然处之；人们很容易就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错觉，高估那个决定性时刻到来的速度，倾向于认为它会很快到来，尤其在年轻时，更是如此；我那位娇小的女法官，因为忍受不了我的目光注视，整个人都变得软弱无力，只好斜倚在扶手椅上，一手抓住椅背，一手拨弄着自己身上穿的紧身胸衣，愤怒与绝望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每逢这样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如今判决已近在眼前，我很快就会被眼前这位女法官传唤过去，不得不为自己展开辩护了。然而，最终却并没有什么传唤和辩护，没有判决，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女人们就是这样，很容易感到不舒服，无法忍受的情况时有发生，世人根本没时间来关心各种似乎不太对劲的状况。那么，在已经过去了的这些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其实无非就是上述情况反复出现，有时表现得更强烈些，有时相对温柔，而且次数越来越多，发生得越来越频繁，除此之外，再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总有些人会在附近晃悠，一旦找到机会，他们便很乐意一拥而上，进行干预；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机会。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懂得依靠自己对不寻常状况的嗅觉来寻找机会，光是在附近嗅探来嗅探去这一件事，便足以令嗅觉的主人忙得不可开交，但这种忙碌却是一种空忙，因为这对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没有任何助益。可是，长久以来都是这样的；长久以来，都会有这样一群成天站在街角的无用闲人，以及除了张口呼吸之外、什么都做不来的废物，他们总是会以某种轻率的、毫无说服力的方式，来为自己无缘无故的亲近找借口——最好用的借口便是亲属关系；他们的警惕性总是很高，不放过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他们全都长着一只嗅探能力惊人的鼻子，然而这一切目前为止带来的唯一成果就是：他们仍旧站在那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不过话说回来，其实还是有些进展的，过去与现在的整个区别在于，我现在已经逐渐认熟了他们，能够分辨出他们每个人各自不同的面容了；以前我总认为，他们正逐渐从各处向这里聚拢过来，此事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这本身就会迫使对应的判决尽早下达；至于如今呢，我相信自己已经弄明白了——我所面对的这一切，都是长久以来就存在着的普遍状况，无一例外，与判决时刻的接近与否，几乎没有、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客观联系。而对于“判决”本身，如今的我同样颇有微词：我为什么非要用“判决”这个兹事体大的词语来称呼它呢？假如有一天——当然不会是明天或者后天，那一天也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公众突然开始真正关注起此事了；说到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一遍，正如我反复强调过的那样：公众与此事之间本就毫无瓜葛、根本就管不着；到了那时，我自然不会在诉讼中毫发无损，但庭上肯定也会考虑到这样一项事实，即我此前的言行举止，我的为人如何，并非不为公众所熟知：我的工作与生活，向来都是正大光明地暴露在舆论监督之下，受到公众完全信任，也值得他们去信任的，绝无任何隐瞒可言。因此，在我的为人如何早已得到世人公认的前提下，这位后来才出现的、似乎一直都在受苦受难的娇小女子——顺带一提，除了我本人之外，或许还有其他的某个人，早就注意到她是个纠缠不清、令人生厌的刺儿头[309]了；不仅如此，此人恐怕也早已用一种完全无声无息的方式，在公众根本无从知晓的情况下，将她踩在了自己的靴子底下——即便出现最糟糕的状况，这位女士充其量也只能在公众早已宣布我是其“值得尊敬的一员”的证书上，增添一条微不足道且多余的花边装饰线罢了。以上就是此事的现状，由此观之，完全没什么值得我去忧心的。
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地流逝，我多少开始变得有些焦躁不安起来，不过，这一现象与此事的实际进展之间却并无关联；事实上，一旦某人长久不断地令另一个人感到烦忧——即便他本人清楚知道，另一个人的烦忧根本就没有任何依据，长此以往，他也会觉得不堪忍受；在这种状况下，此人就会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心中暗自企盼，希望判决能够快些到来；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企盼只限于身体，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反应，因为他在理智上并不太相信判决真会到来。不过话说回来，这种焦躁不安现象的出现，或多或少也可被认为是一种衰老的体现；年轻人总是将一切都装点得很好；生活中各种不美好的细节，在无穷无尽的青春力涌泉冲刷下，转眼间便消失殆尽；或许某个人在自己年少轻狂时，间或也曾流露出一两瞥暗自企盼的眼神，但他对此根本不以为意，他的这种眼神也完全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然而，在衰老的过程中，青春之泉逐渐枯竭，给逐渐衰老之人留下的，不过是年轻时的残渣罢了；到了这个阶段，每个细节都是至关重要的，再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了，每个细节都会被看个一清二楚；逐渐衰老之人的企盼眼神都是明确而具体的，确认其存在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可是，即便到了这个阶段，也不能算是真正推进了此事的进程。
故此，无论我站在哪个角度来审视此事，得到的总归是几无二致的结论，而且，我也坚持认为这一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一旦我伸出手来，遮掩住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哪怕只是稍微掩饰一下，我就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安安稳稳地过我现在的生活，不受外界干扰，尽管这位女子眼下如此嚣张，也不过是虚张声势。
篇注：
选自《饥饿艺术家》初版第二篇。全书共收录四篇小说，篇幅均较长，按照常规的文学体裁分类，应属于中篇小说集。
1923年10月，卡夫卡在柏林完成了《一位娇小女子》，当时他正跟自己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女友朵拉·笛阿芒[310]同居。朵拉是在波兰一个正统犹太家庭里出生长大的，过于压抑的环境令她在成年后选择背井离乡，前往柏林追寻自由。在认识朵拉之前，卡夫卡的厌女症可说是深入骨髓，但朵拉作为波兰正统犹太人，在犹太性与希伯来语上给予了卡夫卡很大的帮助，又以崇拜者的憧憬与作家相处，使得四十岁的卡夫卡多少产生了一些心有所属的感觉，甚至开始讨论起与朵拉一道在巴勒斯坦开始新生活的计划，例如在特拉维夫开一间餐厅，这些计划都写进了他的日记里。
值得注意的是，完成本篇时的卡夫卡，生命只剩下最后八个月时间，日渐沉重的疾病多少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本篇中日暮途穷的衰老描绘，尤其是对“判决”这一决定性时刻的说明，或许正是他认为自己大限将至的某种反映。我们在阅读《一位娇小女子》后半段时，很容易联想起卡夫卡的另一部知名作品《审判》，在后者的行文中，“判决”同样被定义为受到无限拖延、似乎永远不会来临的一个决定性的时间点。尽管从表面上看，《一位娇小女子》的“判决”仅仅用来指认与娇小女子相关的“此事”将会迎来的最终结局，也即故事主角最终得以摆脱她的纠缠，然而其内里的象征意味却与《审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至少从行文的主观可及性视角来讲是如此。
小说的题目“Eine kleine Frau”很容易令人联想起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出版于1868年的著名长篇小说《小妇人》（Little Women），但本篇题目却不宜被译为《一位小妇人》或者《一个小女人》，因为“kleine Frau”在德语日常表述中几乎完全被限定在“身材娇小”上，几乎不会使人想到“不成熟”或“尚在成长中”，小说中的各种描述也证实了这点。“娇小”成为了她的一个外形特征，正如那双可以张得很开的小手、极细的腰身、习惯性的撑腰动作，在全文未曾透露任何名字的前提下，外形特征便被提炼为独具辨识性的一串符号——在《城堡》中可能尚需增加一重职业身份，但在本篇中却更为直接，“她”只具有性别身份，所有的特征描绘都是为这一限定服务的，除此之外几乎不再增添任何限定，整篇文章基本上就是男性叙述者与一位女士之间对立关系的剖白。当然，受限于卡夫卡小说特有的主观世界认知，这种对立最终也只停留在剖白上，只是一种倔强的、必败的申辩，其内里逻辑也可能（甚至很可能）完全相反。
众所周知，卡夫卡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这点在与他相关的传记类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证实，相关记载非常多，包括1914年7月11日发生在柏林的那场著名“审判”。女性在卡夫卡生活与创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很早以前就已在研究中得到了相当深入的讨论。对卡夫卡而言，女性的存在，在他自己的生活及笔下文本中既是一种干扰，也是一种拯救。
[308]此处原文为“Entscheidung”，除了描述决定时刻到来的情状之外，亦有来自法院的判决之意，一语双关，故在后文中很自然地过渡到了“女法官”，将其从抽象的描述转变为对法庭审判的描述。
[309]此处原文为“Klette”，即牛蒡果，是一种典型的刺果，沾在衣服上很难摆脱掉，取时又很扎手，惹人讨厌，在德语中被引申为“刺头”，取其纠缠不清之意。
[310]Dora Diam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