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人，那种觉得普普通通的小鼹鼠都已经很恶心了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看到几年前在某个小村庄附近观察到的巨型鼹鼠，恐怕会被恶心死。在当时，那个小村庄一度因为巨型鼹鼠的存在而获得了暂时的名声，可是现在呢，巨型鼹鼠现象早已被人们再次遗忘，因此，小村庄也只能分担整个现象如今所面对的寂寂无名状况了。长久以来，巨型鼹鼠现象的出现都是完全无法用理论来解释的，不过话说回来，人们倒也并没有试着花大力气去解释它。那些本应关注该现象的圈内各界人士不约而同地抱持着某种令人费解的粗心大意，没有进行更仔细些的调查，就将这一现象给遗忘掉了。实际上，圈内人在本该关注巨型鼹鼠现象的时候，永远都在关注那些相比之下更加琐碎无聊的小事。具体到这一事件上，该村庄远离铁路的这项事实亦不能作为缺乏细致调查的托词。因为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千里迢迢地赶过来了，他们完全是出于好奇，有些人甚至是从国外赶来的，唯独那些从动机上来讲本应比好奇更具说服力的人们反而没有来。是啊，如果不是依靠这些动机非常单纯的人们，如果不是依靠这些从事普通的日常工作、平时很难透一口气的人们，如果这些人没有无私地承担起巨型鼹鼠现象的传播责任，那么，关于该现象的种种传闻恐怕连周边地方都传不出去。必须承认，哪怕是那些在其他情况下很难阻止其传播的谣言[370]，在与巨型鼹鼠相关的前提下，即便是传出去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如果缺乏全力以赴的推动，根本就没办法传播。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事实如此，也肯定不能作为对巨型鼹鼠现象置若罔闻的理由；恰恰相反，即使面对的是巨型鼹鼠现象，也必须照常进行调查研究才是。然而，对这一现象开展的唯一的一项书面描述工作，竟然派给了小村庄里的那位老乡村教师[371]。实话实说，在乡村教师这一行当所辖的范围内，他确实是一位优秀人才，但他自身的能力以及此前所受的教育，实在不足以支撑他在巨型鼹鼠现象上提供一份周详可靠、历久弥新的书面汇报，更不必提对此现象加以解释了。总之，他这本关于巨型鼹鼠的小册子被印刷了出来，卖了不少给当时来村里的游客们。不得不说，这本小册子确实也得到了一些认可，但这位教师很明智地察觉到，他所付出的这种孤立无援、没有其他人协助的努力，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因此而松懈下来，仍然保持着努力的劲头，甚至将这项工作视为他一生的事业来完成，即便该现象本身的发展势头一年比一年糟糕，越来越令人绝望，他也对此矢志不渝：这一方面证明了巨型鼹鼠现象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证明在一位普普通通、常常受到人们忽视的老乡村教师身上，付出巨大毅力的决心有多么顽强，忠实于自己信念的意志有多么坚定。然而，权威人士的轻蔑态度却令他吃了不少苦头，关于这点，可以从他在小册子后面添加的一份简短附录中得到证明：尽管这份附录是在若干年后才加上去的，到了这个时候，连小册子的正文几乎都没有人记得了。他在这份附录中诉苦——内容或许谈不上有什么技巧性，但却是很真诚的——说自己居然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也没办法得到理解。对于这些人，他恰如其分地评价道：“讲起话来像个老乡村教师的不是我，反而是他们啊。”除此之外，他还引用了一位学者对此事的看法——为了自己的毕生事业，他专门去找过这位学者。附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位学者的名字，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各种具体而微的描述中猜出他是谁来。总之，在克服了一系列巨大的困难之后，教师终于获得了登门拜访的资格，可是，早在两人互相寒暄时，他就已经留意到，面前这位学者其实已经陷入到了一种对他毕生事业的偏见当中，而且这种偏见是无从改变的。教师依照自己所写的小册子向学者进行长篇累牍的介绍，但学者听起来却心不在焉。从他经过一番装模作样的思考后讲出的那句话就可以看出他有多么心不在焉：“此区域的土壤尤其之黑，尤其肥沃。喏，这就是它能够为鼹鼠提供营养尤其丰富之食物的原因，这就导致它们长得异常巨大。”“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教师一边喊着，一边比画了起来。由于愤怒，他沿着墙壁略带夸张地比画出了大概两米的长度。“噢，有的嘛。”学者回应道。很显然，眼前的这一整个情境在他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如此这般，带着“有的嘛”这个断言，教师回家去了。他还在附录中讲述了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的妻子跟六个孩子是如何冒着大雪在乡间小路上等他的。他不得不向他们坦白，说自己的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

当我读到这位学者对待乡村教师的上述做法时，其实并不知道教师那本小册子里面的正文都写了些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马上就开始搜集整理自己能够找到的、关于该现象的一切相关资料。既然不能将拳头直接打在学者脸上，我要写的文章至少也可以维护一下乡村教师的名誉——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与其认为我是在维护乡村教师的名誉，倒不如将之视为一个虽然正直、但却没有任何影响力的男人心中所立下的良善意愿。我承认，在此之后没过多久，我便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了，因为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真打算去执行这一决定，必须使我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之上，才有可能办得到。一方面，我个人所拥有的影响力绝对不足以改变学者的想法，甚至不足以改变公众舆论对教师的态度，没办法换取他们对教师的支持；另一方面，教师本人必定也会注意到，我对他的主要意图，即证明大鼹鼠现象[372]的真实性，其实并不太感兴趣——我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名誉据理力争，可是，名誉上的是非曲直，在他眼中看来反而是不言自明的，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去为他辩护。于是，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项事实，即我这个想要加入教师阵营的人发现自己跟他之间其实缺乏交集，在现实中我不只没办法帮到他，反而可能还需要为自己想做的事情额外找一名合适的助手。不过话说回来，想要找到这名助手，本身就是件很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此外，我的这个决定还给自己造成了大量的工作负担。因为如果我真的打算说服其他人，那就不能够参考乡村教师小册子中的内容，必须得另起炉灶——毕竟连他自己也没能用小册子中的内容说服他们。实话实说，对他那本小册子正文内容的了解只会误导我，因此，在完成自己的文章之前，我特意回避了对它的阅读。是啊，我甚至都没有跟乡村教师联系过。尽管如此，他却通过一些中间人知道了我正在进行的调查，但是，他却不知道我究竟是在为他的主张忙碌，还是在反对他。是啊，他甚至有可能一度怀疑是后者，即便他后来矢口否认了，我也知道，因为我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曾经在我的调查道路上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他做起这些事情来可谓易如反掌，因为我为了完成自己的文章，不得不再次进行他之前已经进行过的所有调查，所以，他总是能够抢在我前面下手。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其实是针对我所使用的方法论而进行的唯一有理据的批评[373]。顺带一提，这类批评的出现实属不可避免，但由于我所给出的结论非常谨慎，甚至经常出现自我否定的情况，所以这类批评几乎没什么效力可言。除了上述之外，在其他方面，我的文章没有受到教师的任何影响，而且，恐怕恰恰是因为没有受到他影响这点，令我的处境有些尴尬，甚至显得十分难堪[374]，就仿佛以前根本没人调查过这种现象似的，就仿佛我是第一个去找那些曾经耳闻目睹了这种现象的证人们打听当时情况的人似的，就仿佛我是第一个将种种线索组织起来的人、第一个得出正式结论的人似的。当我后来读到这位教师的文章时——小册子里的这篇文章取了一个非常啰唆的标题：“一只鼹鼠，如此巨大，大到此前无人见过的地步”[375]——果然发现我们在基本观点上都不一致，尽管如此，我们却都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最关键的东西，即鼹鼠的存在。无论如何，这些个别的意见分歧还是阻碍了我与教师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至少就我这一方面而言，其实是不顾一切地期待着能够同他发展出友好关系的。然而，他那边却几乎已经对我生出了某种敌意。诚然，他表面上对我始终保持着谦卑有礼的态度，但越是这样，就越能感觉到他的真实想法。他认为我在他的毕生事业上对他造成了伤害，至于我所声称的自己对他很有用或者说可能很有用的主张，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种幼稚单纯的体现，实际上很可能是出于狂妄自大，要么就是想要欺骗他。最重要的是，教师多次指出，他过去所有的对手们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对他文章所持的反对意见，即便有意见，也只会在两人之间私聊、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提出；哪怕真的是公开提意见，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口头说说；唯独我认为将自己的所有意见马上刊印出来很有必要。此外，那些真正关心此事的少数几个反对者——尽管他们的关心也只是浮于表面罢了——至少也会在表达自己意见之前听取他这位乡村教师的意见，也即此领域内的权威意见；反观我这个人，却只会从那些没有经过系统性地搜集整理、甚至部分有误的信息中推出结论，就算这些信息大体上是准确的，但无论对普罗大众还是对受过教育的人们而言，肯定都是不值得采信的。纵使只显露出最轻微的不值得信任迹象，也堪称这一领域内所能发生的最糟糕事情了。

就我这方面而言，对这些批评进行反击其实容易得很，即便它们是以隐匿的方式提出的也一样——比方说，我大可以把话挑明，宣布他那本小册子里的内容恐怕才是不值得信任的巅峰——但是，要跟他的其他一些疑心病做斗争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也是我对他总体上仍然采取忍让态度的原因。他恐怕暗地里觉得我想要剥夺他作为鼹鼠现象首位公共发言人所拥有的荣耀。可是，目前就他个人而言，根本没有什么名气可言，只有一种令人觉得可笑的滑稽感觉，更何况这种感觉其实也只限于一个逐渐变得越来越小的圈子内部，我当然不打算去争夺它。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出现了上述的情况，我还是在自己所写文章的导语部分明确指出，无论在什么时候，乡村教师都应该被视为鼹鼠的发现者——尽管他其实连发现者都称不上——促使我撰写这篇文章的，不过是对乡村教师命运的同情罢了。“撰写本文之目的”——不得不说，我导语部分的结语写得颇有些悲壮感，但这也符合我当时慷慨激昂的情绪——“仅是为了给予乡村教师所写文章之推广以助力。一朝功成，则本文之署名，也即暂时性地、仅以浮于表面的形式参与到此事当中的我的名字，应立即从文章中抹去。”如此一来，我几乎完全规避掉了对此事有任何较为深入之牵连的可能性；简直就像是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预料到了文章公开之后、乡村教师将要提出的那些不近人情的批评。哪曾想到，他恰恰就从导语的这一小段结语中找出了对付我的把柄。我不否认，在他所讲出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在他所暗示的那些话语里面，还是存在着少许有理有据的成分的，正如我已经多次察觉到的那样，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在对付我时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恐怕比他在自己文章里所表现出来的还要更高明些。具体而言，他声称我所写的导语部分完全就是在耍两面派。假如我真的只对传播他的文章感兴趣，为什么我不专门写些东西来探讨他本人和他的文章呢？为什么我不愿意在自己所写的内容里展示其优点，展示其不可辩驳性？为什么我不愿意将所写的内容限制在强调其发现的重要性上，并且努力使这种重要性能够被读者们理解？为什么我偏要将重点集中在他发现了鼹鼠这件事上，却完全忽略掉了他所写的文章？难道不是已经发现了吗？单就发现鼹鼠一事而言，莫非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吗？可是反过来讲，假如我真的认为自己必须再次提出这个发现，为什么我又偏要在导语中如此郑重其事地说要放弃它？平心而论，这样做确实有可能只是虚伪的谦虚，但我所做的其实是一种更加令人感到讨厌的行为，即贬低这一发现。我通过写文章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注意，目的却只是为了贬低它，明明已经对它展开了调查，却很快又将它弃置于一旁。围绕着这件事的讨论，原本已经有点沉寂下来了的意思，现在我又将一切给闹得沸沸扬扬，热闹起来的同时，却也让乡村教师的处境变得比以往更艰难了。对于乡村教师而言，捍卫自己的荣誉又有什么意义呢？就事论事，他本人只打算就事论事，除此之外别无他想。可我却背叛了他的这个心愿，因为我不理解此事，因为我没有正确地欣赏此事，因为我对此事没有感觉、缺乏兴趣。此事远远超出了我个人的理解能力，想让我理解此事的难度，宛如九天揽月。他仿佛就坐在我的面前，抬起他满是皱纹的老脸，平静地注视着我，仿佛这就是他想要表达的唯一观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不是真的只打算就事论事，在鼹鼠现象上，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有野心的，也想趁此机会去捞取一些钱财。考虑到他人数众多的家庭，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如此，在他眼中看来，我对此事的兴趣相对而言还是太少了，小到他认为可以在不讲太多不实之词的前提下，将自己伪装成对此事完全没有私心的假道学模样。事实上，此人所给出的批评，就好比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捧住自己发现的那只鼹鼠，并且将任何想要触碰它的人都称为叛徒，仅此而已——可是，告诉自己这些，甚至都不足以令我内心深处产生哪怕少许的满足感。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他的行为并不能用贪婪来解释，至少不应该只用贪婪来解释，相比之下，主要还是因为他在此事上付出的巨大努力与所遭遇的巨大不成功之间落差实在太大，从而催生出了一种焦躁的情绪。但即便是焦躁也无法解释一切。也许我对此事的兴趣确实太少了；在乡村教师眼中看来，陌生人对于此事缺乏兴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状况，这种状况从整体上而言尚且是可以忍受的，但是，一旦具体到某个人身上，他便无法再继续忍受下去了。眼下终于出现了如上所述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人，他正在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介入此事，可他甚至连此事究竟是什么情况都弄不清楚。好吧，既然已经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也不打算再遮遮掩掩了。我不是动物学家，打比方说，如果是我本人发现了这种现象，我一定会兴奋得不能自已，可我毕竟没有真的发现它。像这样一只大鼹鼠必然会引来人们强烈的好奇，但却绝对无法要求全世界对这一现象给予持久的关注，尤其是在鼹鼠的存在还没能完全证实的前提下，就更是如此了。更何况就算它确实存在，我们也没办法将它带到公众面前去展示。不得不承认，假如我是鼹鼠的发现者，我可能永远不会像乡村教师那样，心甘情愿地为它付出那么多。

这么说吧，假设我的文章成功了，那么我跟教师之间的分歧恐怕很快就会化解。然而，这种成功恰恰没能实现。也许它写得还不够好，不够有说服力。我是个商人，写这样的一篇文章或许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职业所能触及到的范围，或许比乡村教师这一职业所能触及到的范围还要离谱得多——尽管我在该领域一切必要知识的储备上早已远远超过了乡村教师。失败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比方说，文章发表的时间点恐怕就颇为不利：一方面，发现鼹鼠的事情还没有到被人们完全遗忘的地步，因此，人们在读过我的文章之后并不会感到太过惊讶；可是另一方面，时间推移的程度又足以完全耗尽人们原本对此事尚存的些许兴趣。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对我发表的文章感到忧心忡忡，带着多年前已经主导过相关讨论的惆怅心情嘀咕道：现在恐怕又有人要重新开始为这种枯燥无聊的现象做无用功了。有些人甚至将我写的文章跟乡村教师的文章混为一谈，认为它们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关于我所写的文章，在一份重要的农业期刊里出现了这样的一段评论，幸运的是，这段评论被刊登在最后，而且字印得很小：“关于巨型鼹鼠的那篇文章又被寄送到了我们这里。还记得多年以前，我们曾经为此文开怀大笑过。自那时起到现在，文章没有变得更聪明些，我们也没有变得更愚蠢些。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已经不能再笑第二次了。我们不只不会再去笑它，我们还要向我们国家大大小小的教师联合会[376]发问，作为一名乡村学校教师，此人是否无法找到比追捕大鼹鼠更有益的分内工作可做了。”一次不可原谅的混淆！他们既没有读过第一篇文章，也没有读过第二篇文章，匆忙一瞥之间，挑出两个可怜兮兮的专业词汇“巨型鼹鼠”和“乡村学校教师”，便足以让这帮先生们将自己视为公众喜好的代言人了。当然啦，想要对抗上述劣行，我这边可有不少办法可供施行，然而，由于缺乏与那位教师之间的沟通协商，我其实什么都做不了。无论如何，我还是尽自己所能，对他隐瞒了这本期刊的存在。但他很快就发现了——我已经从他答应我在圣诞假期来访的那封信里所写的一句话中认清了这点。他在信中写道：“世界糟糕透顶，竟还有人愿助丑恶横行。”他想借这句语焉不详的话语来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即我本人已然隶属于这个糟糕的世界，但却不满足于其不堪的程度，反而还想让它变得更堕落些。于是，我便选择助纣为虐，通过积极引诱人们展现出自己心中普遍意义之丑恶的方式，帮助丑恶在人性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眼下我已经做完了所有必须要做的决定，大可以平静从容地在此等候他，平静从容地看着他来到我面前，以一种比平时还要不礼貌的态度向我问候，正对着我，默然不语地坐下，小心翼翼地从他那件独具特色、棉花衬里的外套的胸前口袋里取出那本期刊来，当着我的面将它翻开、摊平，然后推到我的面前。“我知道的。”我一边说着，一边将期刊再次推回到他那边，没有去读它。“您知道的。”他一边叹气一边回应道——他有那种教师特有的老派习惯，会特意去重复一遍别人给出的答案。“我当然不会毫不反抗地去接受它。”他继续说了下去，同时用手指激动地敲打着期刊，眼神凌厉地注视着我，仿佛我跟他意见相左，已经在驳斥他了似的；他显然早已预见到了我打算说些什么；我不认为自己单单从他的话语中就觉察出了这许多讯息，实际上，大部分讯息是从其他迹象中觉察到的。具体而言，对于我所持的各种意图，他经常会生出某种非常准确的直觉，但他从来都不会屈从于这种直觉，反而会让自己显得有些心不在焉[377]。当时回应他的那番话，眼下我几乎可以一个词一个词地原样复述出来，因为谈话结束后不久，我就用纸笔记下了谈话内容。“随便您怎么做，”我回应道，“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算是分道扬镳了。我相信，这个决定对您而言既不意外，也不会有什么不方便之处。这里刊登的这篇文章，并非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它只是令我的决心变得更加明晰了而已；真正的原因在于，我原本认为自己的出现对您会有一定的帮助，然而，眼下我却必须接受这样一项事实，即我在各方面都伤害了您。为什么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样呢？我也不清楚。要知道，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总是模棱两可，因此，不要只顾着寻找那些对我不利的说法，不妨先考虑考虑您自己的情况吧——起初，即便是您，在此事上也拥有最良好的意愿，可是，当我们从整体来审视当下状况时，您却没能取得成功。我不是在开玩笑，这样一种说法同样针对我自己，尤其是当我声称您与我之间所产生的联系也是您失败当中的一部分时，这一切就更显得可悲了。我现在正式决定退出与此事相关的一切，既不是因为懦弱，也绝非背叛，不仅如此，我的退出甚至不乏挑战自我的意味；个人层面上讲，我是多么尊敬您哪！这种尊敬从我写的文章里就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您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了我的恩师，甚至连那只鼹鼠都几乎因此而变得可爱了。尽管如此，单就此事而言，我还是必须靠边站，因为您才是发现者，无论我打算在此事上做些什么，总归会碍手碍脚，阻碍过程中可能取得的荣誉加诸您的身上；与此同时，一旦我不幸招致了失败，失败也必将牵扯到您——至少您会这样觉得。够了，还是不说这些了。我唯一能够选择的忏悔方式[378]，就是请求您的宽恕，如果您觉得有必要的话，我愿意公开发表自己在此向您剖白的这些话语，比方说，发表在这本期刊上。”

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讲过的话，内容称不上有多么推心置腹，但其中展现出来的诚意却很容易让人接受。我的解释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跟我开口之前的期待大体相同。大多数年长者在面对年轻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具有伪装性和欺骗性的东西，他们的本性无疑是狡诈的。人们与他们在一起时，所过的生活是祥和安宁的，于是便相信这种共处关系是安全的；人们熟悉各种普遍存在的观念，并且不断收到关于这种祥和安宁生活的正向反馈，于是便认为眼前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哪曾想到，须臾之间，当某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发生时，当维系了那么久的祥和安宁理应继续生效时，这些年长者们却像陌生人一般站了起来。相比过去而言，他们现在所表达出来的意见更加深刻，也更加强而有力，仿佛一面存放了多年的旗帜，现在才开始徐徐展开，旗帜上显露出来的全新口号，令人读起来不由得大惊失色。这种大惊失色首先是基于这样一项事实，即年长者们现在所讲的话语确实更加合情合理，也更有意义，宛似某种金玉良言，提升了之前不言而喻生活的高度，变得比之前还要更加理所当然、不言而喻了。可是，对于这项事实而言，其中所深藏着的无可逃避的欺骗性却在于——他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其实基本上就是他们之前一直在讲的。我一定是对这位乡村学校教师研究得很深了，所以他现在变成这样才不会让我感到太过惊讶。“孩子啊，”他一边开口回应，一边将自己的手放到我的手上，亲切地摩挲着，“您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想到要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来呢？——回想当初，听到您参与进来的消息之后，我马上就开始跟妻子探讨起这个问题来了。”他离开桌子，摊开双臂，低头望向地面，仿佛他的妻子就站在那里，只是身形很微小，外人看不见似的；仿佛他此刻正在跟她说话似的。“‘转眼这么多年呢，’我当时对她说道，‘我们一直都在孤军奋战。’不过如今情况可不一样了，如今城里有位身份颇高的支持者站了出来，开始为我们说话了。他是城里的一位商人，名叫某某某[379]。我们可真应该为此感到由衷开心，难道不是吗？城里一位商人的支持，对我们而言意义可真不小；假如相信我们的是个粗鄙寒酸的农民，就算他讲出来的还是同样的一番话，也没办法帮助我们，因为农民的所作所为总归是不体面的，不管他是不是会说：那位年老体衰的乡村学校教师是正确的，抑或是他在此事上大放厥词，讲出了一些不太妥当的意见，两者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假如挺身而出的不是一个农民，而是成千上万个农民，效果反而可能还会更糟。城里一位商人的支持就完全不同了，像这样的一个人，肯定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即便他的支持只是随口一说，也肯定会在更大的圈子里流传开来，新的支持者们都会同意他所提出的内容，比方说，某人可能会说：即便是从乡村学校教师那里，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然后，到了第二天，可能就会有很多听过这番话的人在心里嘀咕：以貌取人是不行的，如果只看乡村学校教师们的外在，那就绝对不会发现还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一来二去之间，我们这项事业所必需的资金就有了：由专人来负责募款，其他人则选择将钱交到他的手上。大家现在开始觉得，必须得将乡村学校教师从村子里面请出来了。就这样，大家聚到他身边来了，大家不在乎他的外表，将他围在正中间，因为妻子和孩子们都很依赖他，于是大家也将他们给带上了。你[380]仔细观察过城里人吗？城里人总是叽叽喳喳个没完。假如让他们统统集合，一个挨着一个地站成一排，那么叽叽喳喳声就会先从队伍右边传到左边，再从左边传回右边，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就这样，他们一边叽叽喳喳个不停，一边将我们全家抬上了马车，所有人都坐了上去，几乎没有时间向他们挨个点头致意。坐在马车夫位置上的那位先生调整了一下他戴的夹鼻眼镜，甩起鞭子来，我们一大帮人便坐着马车驶远了。他们所有人都挥起手来向村子告别，仿佛我们一家人此刻还在村子里、没有坐在他们中间似的。还没到城里呢，有几辆马车已经载着一些性子特别急的人从城里朝着我们驶来了。当我们坐的马车靠近时，他们干脆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伸长脖子打量我们。负责募款的人早已将一切安排妥当，此时便敦促众人保持安静。当我们终于进到城里时，已经有一大排马车等候在那里了。我们原本以为欢迎仪式早已结束，哪曾想到，此刻在旅馆门口，仪式竟然才刚刚开始。在城市里，只要高呼一声，马上就会有许多人聚拢过来。一旦有人开始关注起什么，马上就会有另一个人紧跟上去。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地带走别人的见解，就跟呼吸空气一样自然，他们还懂得如何将别人的见解改头换面，转变成自己的观点。这些人并不是都有资格坐马车的，于是，没资格坐车的人们就先到旅馆门口等着了。另外一些人是可以坐的，但他们出于自觉而选择不坐，他们也在等待。可真令人感到难以理解啊，那个负责募款的人，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统揽全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