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意全靠自己的肩膀来支撑。两位小姐在前厅负责打字机和账本，我的房间里有写字桌、财物柜、咨询台、休闲椅和电话机，以上就是我的全部工作设备。如此触手可及，如此易于管理。我年轻得很，生意滚滚而来。我不怨天，我不尤人。

自今年新年的时候开始，有个年轻男人住进了隔壁闲置已久的空屋，他当时毫不犹豫地就租了下来，而我却笨拙地犹豫了很久，到底还是错过了。跟我办公的地方一样，隔壁也是带前厅的小套间，但却额外配有一间厨房。——倘若我成功租下了隔壁的小套间，大概就可以自由使用新的房间和前厅了——要知道，眼下我请的两位小姐有时已经感到负担过重、缺乏空间——可是，多出来的那间厨房对我又有什么用呢？这种琐碎的担忧正是原本十拿九稳的空屋被那人夺走的原因。此时此刻，年轻男人就坐在那里面。哈拉斯[401]便是他的名字。至于他究竟在里面做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大门上写的是：“哈拉斯办公室”。我四处打听了一番，有人告诉我，里面开展的是与我类似的业务。明目张胆地警告同行们不要信任他是办不到的，因为这的确是个年轻气盛、拥有雄心壮志的男子汉，他所做的生意，前途很可能一片光明；不过话说回来，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相信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他目前似乎没有任何资产可言。上述讯息通常都是在人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才会抛出来给你的[402]。

有时我会在楼梯上偶遇哈拉斯，每逢这种时候，他手头肯定都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因为他简直是飞一般地从我身边掠过。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的确切状况，他手里就已经备好了办公室的钥匙。转眼之间，他就将大门给打开了；转眼之间，他已经溜进去了，就像消失在洞口的老鼠尾巴一样。至于我呢，则再一次站在那块写有“哈拉斯办公室”的牌子前面——我读它的次数，远远超过它本应该被我读到的次数。

可悲的薄墙哪，出卖诚实的人，还偏要为那些不诚实的家伙们打掩护。我的电话恰好就装在将我跟邻居隔开的那道墙上。之所以专门强调这点，仅仅因为这是一项令人感到特别讽刺的事实罢了。实际上，哪怕电话装在对面的那道墙上，只要隔壁有心，也还是能够听到一切的。我已经改掉了在电话中提及客户姓名的坏习惯。尽管如此，从那些特征明显但又无法避免的谈话细节中猜出这些名字来，显然也不需要太多心机。——有时候，因为受到这种烦躁情绪的刺激，我会将听筒放到耳边，踮起脚尖，开始在电话机旁边跳舞，可即便这样也无法阻止秘密被泄露出去。

自然，上述一切使我的商业决策变得犹疑不决，讲话的时候，连我的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当我在打电话时，哈拉斯在做些什么呢？如果想要表现得非常夸张——不过话说回来，在谈生意时，为了让对方获得一个清晰具体的印象，我们往往不得不这样做——我大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哈拉斯根本就不需要电话，他直接用我的，他将长沙发搬到墙边，随便偷听。我这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必须在铃声响起时及时跑到电话机跟前，听取客户的各种要求，做出事关重大的决定，进行大量的说服工作——关键是，在整个过程中还要不由自主地透过房间的薄墙向哈拉斯汇报一切。

也许他根本就不会等到电话里的商谈完全结束，而是在对这笔生意的内容有了充分了解之后就直接起身出门，开始依照他自己做事时的习惯，在这座城市里四处活动；也许早在我挂上听筒之前，他就已经在跟我对着干了。

篇注：

选自《中国长城建造时》初版第十六篇，完成于1917年。本篇是卡夫卡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之一，在卡夫卡研究中的地位非比寻常，但却经常被普通读者们忽视，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布罗德所加的标题过于简略。假如遵循另一些篇目的命名法则，将其定名为《邻居哈拉斯》，受关注程度或许大不一样。

开篇时，叙述者故意将自己的事业描述得很成功，似乎并不觉得经营企业有什么困难。第一段收尾时的“我不怨天，我不尤人”很像是一句用来进行自我暗示的口号，根据卡夫卡一贯的创作手法，从这里就能推测出全篇的内容恐怕就是叙述者在“怨天尤人”，事实亦是如此——接下来提到隔壁租房的事情时，抱怨马上就开始了，而且几乎每句话都在埋怨。总体而言，他认为自己的邻居商人哈拉斯意图损害他的生意，并且可能会毁了他。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选择与哈拉斯当面对峙，而是向其他人打探关于他的消息，这也是很符合卡夫卡式的人际交往法则的。随着怀疑的加深，叙述者感到越来越恐惧，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怪异，在接电话时怀疑隔墙有耳，甚至会突然开始踮起脚尖跳舞，同时生出各种妄想——各种迹象都表明他患有偏执狂。到故事收尾时，他已经在幻想哈拉斯正以一种无所不能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偷走他的顾客。至此，自我暗示的伪装已经完全消解，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关于失败者的故事。

与其他一些残篇不同，尽管《邻居》里的情节进展显得很突兀，在结尾处似乎突然中断，但它确实是个完整的短篇。篇幅带来了显著的开放性，缺乏明确结局的情况下，读者们只能自己试着去寻找一个符合预期的假设，这也是这类文本的典型特征。作为一个被工作与竞争压倒的现代人，叙述者的妄想式独白逐渐升级，表明他对现实生活有一种根源性的不安定感。卡夫卡独特的第一人称叙事手法令读者没有机会了解到除了叙述者主观看法之外的其他任何信息，一切都被严格限制在妄想的茧房当中——被迫与偏执狂产生共鸣，逐渐被引入到一整个超现实主义的异化世界里。后卡夫卡时代的超现实主义文学热衷于如此行事：世界一开始似乎让人觉得很熟悉，但随着情节的发展，一切逐渐变得怪异起来。如前所述，本篇的这个世界在刚开始时似乎也很熟悉，因为在抛出基本设定之后，卡夫卡经常会使用一些具象化的专有词汇（比如首段中以名词排比的形式列出的工作设备），搭配简单构造的句子，营造出某种“煞有介事”的真实氛围。这类开篇使读者很容易就能够被带入到故事情境当中去，潜意识里开始关心起角色在某个虚构理性世界里的安危存亡。然而，随着情节发展，当我们发现自己其实并不能完全“理解”情境时，尤其是当我们发现这类阅读之旅简直如同窥探某个疯子的内心时，无所依凭的感觉即刻席卷而来。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叙述者的妄想逐渐加深，最初阶段简单有力的短句，也慢慢过渡为复杂且经常进行嵌套的冗长结构（由于文章本身篇幅很短，这种变化读起来十分明显）。不仅如此，为了表现出叙述者试图将哈拉斯进一步异己化的强烈意愿，卡夫卡在小说中段还使用了一个极为精妙的比喻：

“他已经溜进去了，就像消失在洞口的老鼠尾巴一样。”

相比其他作家而言，卡夫卡使用比喻修辞手法的频率很低，但几乎每次使用都很巧妙。在这句话中，他直接将邻居比喻成了老鼠尾巴，将哈拉斯进屋的整个过程与老鼠尾巴飞快隐没于洞穴的视觉通识对应了起来，从而在形象与怪诞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让读者能够真正“理解”这种超现实的妄想，这是很了不起的。

另外一个细节，即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的，叙述者在电话旁边踮起脚尖跳舞，对细节的描绘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了一个带有默片滑稽元素的卓别林式形象。通读全文后不难发现，电话在小说中是作为重要道具出现的，主角不安全感的核心载体就是电话。二十世纪初期，电话是一种全新的通讯方式，综合小说与日记中相关的内容来看，卡夫卡本人对电话似乎并不信任。在他的眼中，电话暗示着某种虚假的存在，通过这种不必见面的即时通话方式，人际交往的虚伪一面非但没有被消除，反而被强化了——诚如《城堡》中所描绘的电话。

以商人为职业所面对的种种艰辛是卡夫卡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夫妇》中，同样出现了两个生意人之间令人不安的竞争局面；《判决》那位身在彼得堡的朋友，显然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哈拉斯；《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在变成害虫之前是个不快乐的推销员。这类故事中，男性主角在开篇时往往表现出运筹帷幄、占据优势地位的倨傲态度，然而，由于他在某些无法验证的细节上过于执着，偏执狂症状很快就会出现，主角命运也随之急转直下。

[401]Harras，常见德语姓氏，源于地名。

[402]这段打听来的讯息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而且讯息的提供者完全可以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