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夏天，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走在回家路上，跟我妹妹一起，从一道院子大门前经过。我不知道，她敲击那道院子大门究竟是想要故意捣蛋呢，还是不小心错打了一下，抑或只是举起拳头来示威，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打下去？再往前走一百步，走到向左拐弯的那条公路上之后，就到了这座村子里。我们对它并不熟悉，可是，在抵达第一栋房子时，人们立即冲出来向我们挥手致意。其中一些态度很友好，一些明显是在发出警告，甚至还有一些显得惊慌失措，因为害怕而朝我们低头鞠躬。他们指着我们刚刚经过的院子，提醒我们敲击大门一事。他们说，院子的主人将会起诉我们，调查很快就会开始。我非常冷静，同时嘱咐我妹妹，让她尽管放心。她可能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敲击；就算她真的做过，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相关证据。我试图让我们周围的这群人理解这点，他们确实也十分认真地在听我讲解，但自始至终都在回避讨论，不对我的看法做出任何评判。等我讲完之后，他们又说，不只我妹妹，还有我这个哥哥，也会受到指控。我礼貌地微笑着，冲他们点了点头。这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回头望向那个院子，仿佛在眺望远处升起的滚滚浓烟，只等火焰冲天的那一刻到来。果不其然，我们很快就看到有几个骑手冲进了大开的院门。尘土飞扬，笼罩了周遭一切，只有高高的长矛尖头还能勉强瞥见。这支队伍才刚刚消失在那个院子里，似乎立即就掉转了马头，开始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奔来。我催促妹妹，让她赶紧离开，我打算独自承担这一切。她拒绝了，不让我一个人留下来。我说，既然如此，她至少也应该先去换一下衣服，这样她就可以穿着更得体些的衣服，站在那些先生们面前了。她总算同意，独自踏上了漫长的归家之路。骑手们已经来到了我们这边，仍然骑在马背上，向我询问妹妹的下落。她眼下人不在这里，我拘谨地回应道，不过稍后会回来的。他们对这个回答几乎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似乎最重要的反而是找到了我。负责的主要有两位先生，其一为法官，是位年轻有活力的男士，以及他沉默寡言的助手，人们称他为阿斯曼[403]。我被要求进入村中一位农户家的客厅里。于是我就慢吞吞地动作起来，摇晃着脑袋，摆弄起自己的吊裤带，在先生们凌厉目光的注视下一步步地往里走。当时我仍然几乎相信，只需一句话就足以将我这个城里人从这帮乡巴佬的围困中解救出来，甚至还能不失体面。哪曾想到，当我跨过客厅的门槛时，法官已经蹦到了前面，在那里等我了，他开口道：我可真为这个男人感到惋惜哪。毫无疑问，他所指的并非我眼下的状况，而是将要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这客厅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间牢房，不再是农户家的客厅了。地上铺着大块的石砖，漆黑的、完全裸露在外的墙壁，墙上有个地方装了只铁环，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半是木板床、半是手术台的玩意儿。

从此以后，除了监狱里的空气之外，我还能尝到其他空气吗？这是个大问题，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如果我还有机会获释的话，这才成其为问题。

篇注：

选自《中国长城建造时》初版第九篇，完成于1917年4月。《敲击院子大门》同样是卡夫卡最重要的短篇作品之一，在这篇寓言式散文中，叙述者兄妹俩偶然犯下了某种未经授权的越轨罪行，导致叙述者进入到了某处遵循怪异秩序的空间里，最终很可能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彻底失去了自由。从寓言的最后一句话中，读者才真正了解到，叙述者其实是在监狱中讲述自己的故事。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本篇的故事发展遵循了悬疑小说的写作手法。篇首对时间、地点、角色的介绍是平静而自然的。然而，随着“我不知道”这一悬念的出现，一起麻烦的事件通过后置定语从句的方式被引入到了故事当中。叙述者对故事的描述整体上是线性的，但叙述者与读者其实只是表面上处于相同的认知维度。最后一段相比之下虽然极为简短，却很值得玩味，因为叙述的角度突然发生了变化：最后一段第一句的问句承接了线性主体部分末尾处急转直下的情节，即认为农户家的所谓“客厅”很像是一间牢房的判断。一旦读者在认知中将客厅理解为牢房，那么最后一段起首的疑问句当然并不突兀——它完全可以被视作一个骗局，即叙述者看似被要求进入农户家的客厅，实际上却进入了带有拷问刑具的牢房里。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一段第二句的补充说明实现了颠覆性的反转，即叙述者的讲述本身就是在狱中进行的，因为他此时感叹的已经是自己是否还能获释的问题了。德语时态比英语要简单，而且恰恰没有“正在进行”的时态，对事件“正在进行”的表述往往是通过状语逻辑来完成的。在本篇中，卡夫卡巧妙地利用了德语语法的这一特点，模糊了时态；叙述者的多次自我剖白，不仅暴露了线性时间上对“现状”的一系列判断错误，同时还起到了误导读者的作用。

对于熟读卡夫卡作品的读者们而言，本篇中能够隐约见到卡夫卡其他许多作品的影子。比方说，在《判决》和《地洞》中，同样出现了以积极开端搭配死亡或毁灭结局的架构；熟知某种古怪秩序的村民，最初极度自信但随后却在村子里处处碰壁的主角，与《城堡》如出一辙；牢房里的陈设，半是木板床、半是手术台的古怪设施，令人联想起《在流放地》；带来噩运的不祥大门这种象征，诚如《在法律的大门前》。

若要对本篇追本溯源，早期作品《大马路上的小孩子》或许可以被视作《敲击院子大门》的积极版本：在夏天傍晚的场景中，孩子们开开心心地踏上旅途，通篇洋溢着热情高昂的情绪。最后，充当叙述者的那个孩子背离了人群，趁着夜色，独自朝着南边的小镇走去——在篇末的童谣中提到关于这个小镇的特征，即居民都是异类，是不睡觉的傻瓜。实际上，这种遵循“古怪秩序”的设定与本篇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大马路上的小孩子》并没有对违反规则的行为给予惩罚，也没有任何与消极、失败、毁灭相关的暗示，虽然有一些超现实的、或者说是浪漫的描述，但它整体而言是积极的、有希望的，甚至有点像是卡森·麦卡勒斯所写的那些以十岁以下儿童为主角的小说。十多年后，卡夫卡的情绪表达在情节相似的《敲击院子大门》里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变成了负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里，作家的健康每况愈下。完成《敲击院子大门》四个月后，1917年8月，他的肺病终于彻底爆发。

在欧洲，受到外出时兴奋情绪的感染，突然伸出手来敲击偶然遇到的某处院子大门，这是一个独属于年轻人的即兴动作，可以说基本上是无害的，就算被院子主人撞见，至多也就笑一笑，互相打个招呼致意一下即可，无论是叙述者还是读者，恐怕都不会认为这样的动作将会招致司法上的严酷惩罚。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叙述者其实是隐约知道有这样一套体系存在的，从他让妹妹赶紧回家换衣服，否则在见“那些先生们”时会显得不体面这点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可想而知，敲击大门的行为触碰到了某种陌生的、在暗处运行的秩序。大门后面潜藏着不可理解、违背常识、极具威胁性的法律体系——这是卡夫卡具有法律背景的经典威胁性场景之一。上述场景在长篇小说《审判》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达，从主题思想层面来看，本篇可被视为《审判》的缩略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实际上并没有敲击大门，真正做出动作、但也不一定确实这样做过的其实是他妹妹，但他却代替妹妹接受了惩罚。某种程度上而言，故事描绘了一种特定的兄妹相处模式，即由兄长来承担罪责，保护年幼的妹妹，它很可能呼应了现实中卡夫卡与他三个妹妹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不算典型的布拉格犹太商人家庭中，作为家中长子的卡夫卡一直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与他相比，由于没有肩负作为继承人的责任，妹妹们反而很容易就能在家中获得更多尊重，甚至经常能够违背父亲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卡夫卡特别欣赏妹妹奥特拉[404]，本篇中的妹妹角色显然跟奥特拉平日里的假小子形象很相似，因为她总是非常勇敢，敢于反对父亲独断专行的霸权——她的这种行事风格被具象化为“敲击大门”这种带有反叛意愿的行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化身为叙述者的卡夫卡想以兄长的方式来保护她，于是便安排她在夏天夜晚独自回家，而他则选择牺牲自己，独自步入黑暗。

[403]A?mann，德语姓氏。其中的“a?”为动词“吃（essen）”的过去时直陈式，“mann”是“男人”的意思。

[404]Ottla，即Ottilie “Ottla” Kafka （1892—1943），她是卡夫卡最小的妹妹，1943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