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注：

本篇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中篇小说之一，完成于1914年。根据当时日记记载，作家原本打算利用假期空闲来创作长篇小说《审判》，但最终还是暂时搁置了。关于《在流放地》的完成时间，有传为1914年8月的两周时间内一气呵成的，也有传是在1914年11月完成的。笔者查阅卡夫卡日记，完成于8月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休假时间是记录在1914年10月7日的日记中的，时间为一星期，周一结束，目的是为了“赶这本小说的进度”（即《审判》），但这部分“写得少且内容贫乏”。之后又休了一星期假，在10月15日的日记中提到“部分作品完成得很好”，显然并非指《审判》。明确记载了《在流放地》的日记写于1914年12月2日，当时已经完成了，那天下午卡夫卡跟布罗德等人一道，在韦弗尔那里朗读了《在流放地》的全稿。11月的日记写得很多，但基本上都是在抱怨写作没有任何进度，以及平日生活琐事的，几乎没怎么动笔且非常忙碌。因此，认为《在流放地》完成于1914年10月15日休假期间、专门提到“部分作品完成得很好”的这段时间前后，是颇为可信的。最关键的证据出现在1914年12月31日的年终总结日记中，卡夫卡在这篇日记里写道：“写完的只有《在流放地》和《失踪者》第一章，这两篇都是在那十四天假期里完成的。”因此《在流放地》的完成时间必定是1914年10月。仔细分析文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猜测，即它很可能是在分为前后两半的假期时间中各完成了一部分，因为文中有部分词汇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比方说，文章前段曾反复出现“这台装置（Apparat）”的提法，但到了军官抱怨皮带更换这一段之后，“装置”一词销声匿迹，全部用“机器（Maschine）”来代替。当然，在正式出版的小说中出现此种情况，作家本人也可能另有深意。本书在译介时，同样保留了这一用词上的差异。

1916年11月，慕尼黑举办的一次文学讲座上，卡夫卡在一小群听众面前公开朗读了《在流放地》。据说现场有几位观众在听到小说中描述的酷刑之后，当场晕倒在地。整体而言，这次公开朗读的反响比较一般。当地一位评论家在发表的文章中将卡夫卡称为“散播恐怖的淫棍”[472]。尽管如此，卡夫卡对于《在流放地》这篇小说还是相对满意的，在他定下的众多出版计划中，有将《在流放地》与《判决》《变形记》这三个中篇结集，以“惩罚”[473]为名出版的打算，即认为军官的受刑、叙述者的自裁、格里高尔的变形均为“惩罚”，但他长期合作的出版商Kurt Wolff却认为这样的题材根本不可能畅销。直到1919年，一战结束之后，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出版业迎来了蓬勃发展期，《在流放地》才终于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出版商Kurt Wolff在1918年10月11日（德国投降前）写给卡夫卡的信中评价道：“这篇小说我格外喜欢，虽然我的喜爱中亦夹杂着某种恐怖得可怕的因素。”

1917年8月，卡夫卡写了三段叙事文本，试图给《在流放地》的结局带来些许新变化：旅行家上船之后，身心俱疲；那名军官以如幽灵般幻影的形象，带着额头上的粗大铁刺再度出现。但这种稍显冗长的续写并不能给已经完成的部分增色，所以卡夫卡最终还是舍弃了这部分文本。最终出版的单行本总共只有69页，很薄，仅以星号区分了正文与结局。实际上，《在流放地》的叙事可以依照事件的发展分为三个部分，即军官对处刑机器的演示、军官不成功的自我献祭，以及旅行家离开流放地。全文以旅行家为视点人物展开叙述，但正如文中所提到的，他其实是个“外人”，并非实际受影响的角色或受害者。真正的主角军官自刚登场时起就以一种非常投入、甚至可以说是可悲的方式在表达自己，但因为视角关系，文章从头到尾都没有呈现出他真实的内心情感世界：他是真的这样想，还是在强撑，抑或在欺骗旅行家，没有人知道。第三部分内容中，借士兵和犯人之口提到军官对旅行家有所隐瞒的事实，以及旅行家不信任士兵的桥段，也对军官表达的不完整性给予了佐证。这种在如今的电影叙事中并不鲜见的安排，导致读者只能通过分析角色行为与对话的方式，来推测其内心想法，角色内心在读者视角上可以说是完全匿名的，随着情节的推进，任何新线索的出现都有可能颠覆之前所下的结论。

本篇使用了大量象征手法，即使与卡夫卡同时期完成的、篇幅相近的作品如《巨型鼹鼠》和《烧火工》相比，其数量都是显著超过的。原因同样基于上一段提到的视角问题——《在流放地》几乎完全摒弃了角色独白（旅行家确实有些内心戏，但被控制在了最低限度内），大部分文字都是如说明书般无任何感情牵涉的客观描述。限于篇幅，在此细致梳理《在流放地》中的象征、隐喻和指涉是不可能办到的，我们只能从中挑择出一些重点，略加展开。

首先就是作为叙事主体的处刑装置或者说机器的形制。军官对这台机器的讲解是细致入微的，“床”是底座，有特制的垫子，上面固定被剥光的犯人，“耙子”上布满了针，上方的“绘图员”根据内部齿轮的排列，操作“耙子”在犯人身上“书写”，“床”还会协同整台机器翻动犯人的身体。整个处刑过程的时长是基本固定的十二小时，且进行到一半的时间点即“第六个小时”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当我们注意到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呻吟声……听起来是颇为柔和的，令人感觉身心愉悦。”——之后，就会发现卡夫卡对于机器原型的暗示其实非常明显：一台巨型的、以犯人为唱片进行播放的新型留声机。当然，音乐只是这台机器的附加功能，它的主要功能还是书写。书写结束之后，处刑亦宣告结束。这台形如留声机的机器，实际上象征了写作与死亡的统一。

考虑到创作时间，《在流放地》中对处刑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审判》创作过程中对法律本质进行思考的映射。本篇所描绘的司法程序在多个方面违背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且无论旅行家还是军官，对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态势都是能够清楚意识到的。机器酷刑的成立基础即与权力分立的理念相矛盾。当地的成文法是带有复杂字母与装饰图案的文身，对包括旅行家来内的大多数人而言，其内容都是无法辨认的——“无数条迷宫般复杂的线条，彼此之间多次相互交叉，密密麻麻地填满了一整张图纸”——极少数人对法律拥有绝对的解释权，这同样是在《审判》中反复展开讨论的基本命题。军官既是法官，同时也是机器的操作者和执行者，犯人对关于自己的指控与判决一无所知，司法程序中不存在任何辩护，因为罪行“始终是不可否认的”。多年以后，福柯在其代表作《规训与惩罚》的收尾部分详细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由“酷刑”到“监狱”的转变，是否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这个问题恰恰是《在流放地》的核心议题——旅行家参观机器酷刑的这个时间点，刚好是流放地上“酷刑”即将退场的关键时刻。作为机器酷刑的俗世代理人，军官试图从艺术角度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老指挥官的死去虽然一方面象征了传统的消亡，但另一方面也预言了高度机械化、执行细节上无比精确的未来。某种角度上讲，《在流放地》其实是一部科幻小说，通过形式上的巧妙杂糅，卡夫卡实际上严肃讨论了科技进步能否承载制度退化这一深刻问题。

旅行家似乎天然拥有对流放地司法程序的监督权，声名显赫的旅行经历赋予了他足以象征当代普世价值的权威身份。对旅行家而言，机器酷刑这一奇观化的存在，制度上无疑是落后的，但其明显领先于时代的科技水准却令他叹服。实际上，旅行家在文中几乎屈服于这台机器的可怕吸引力，同时也屈服于老指挥官，钦佩老指挥官的普遍技术能力——小说末尾，旅行家跪读老指挥家墓碑铭文的情节雄辩般地说明了这点。诚然，旅行家反对酷刑，反对允许酷刑施行的法律制度，但这不过是他作为普世价值象征的义务而已，是一种基于形式主义的拒绝，仅仅为了强调立场。小说借军官之口明确提到，流放地的法律体系不符合欧洲法律概念的标准，尽管如此，军官与旅行家在沟通层面上却完全符合欧洲知识分子的标准：二人之间的交谈基本使用法语，可见二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所接受的教育是基本一致的。旅行家并没有因为惩罚和杀戮过程的残酷性而受到人性的触动或引发真正的厌恶，似乎说明两人在高于制度的某些层面上惺惺相惜。最重要的是，当军官的自我牺牲决定明确后，旅行家在内心独白中表示，如果他处在军官的位置上“也不会采取任何不一样的行动”——这说明旅行家认可甚至钦佩军官对原则的忠贞。

与旅行家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官的狂热，他无条件地崇拜酷刑机器的发明者兼建造者，甚至试图挖出以不体面方式下葬的老指挥官遗体。盗墓行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宗教上的皈依者狂热，卡夫卡似乎也确实希望读者们这样去联想。文中出现的另一项证据就是老指挥官留下的图纸，军官将之视为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的宝物，不只不允许其他人触碰，就连自己在触碰之前也一定要洗手。故事进行到后半段时，由于洗手的那桶水被犯人玷污，军官不得不转而用沙子洗手，正因为此，该步骤的仪式属性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图纸成为机械时代的宗教圣物，机械也顺理成章地被视作新神，或者至少是新神的造像。一旦遵循这种符号对应法则，军官的活祭被新神利用，成为显灵的媒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军官与旅行家的互动当中，另一项值得注意的行为特征是：军官经常以一种相当不友好的方式强行与旅行家进行身体接触。当我们将军官视为机械新神安排在人间的一名传道者之后，这种行为的动机也就不难解释了。军官深信身体接触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能够体现出友善与诚意。事实上，热忱确实起到了作用。当机器失控，军官的活祭偏离了其自身意愿之后，旅行家的反应多多少少也踏出了冷漠的边界，不再受限于基本的人道主义了。

所有对新指挥官的描写皆为侧面描写。除了旅行家亲眼看到的“如宫殿般宏伟”的指挥部外，一切与新指挥官相关的线索皆来自军官的口述，考虑到军官对新指挥官的敌视态度，其真实性显然是存疑的。尽管如此，也还是能够从这许多线索中推敲出些许相对客观的细节。比方说，新指挥官似乎不太赞成酷刑机器这套司法程序，但也没有立场坚定地反对它，他对机器怀抱的敌意可能远没有军官臆想中那么强。上任之初，新指挥官只是将酷刑作为一种奇观来欣赏，多年之后，即使他早已对该奇观失去了兴趣，却也依然选择维护这一传统处刑手段的程序正义：证据就是女士们送给犯人的那两条小手帕，以及他肚子里被塞满了的甜食。军官的诉苦其实是很主观的，在他看来，如此精妙的处刑杰作，一旦缺乏关注就是不可容忍的。但读者们却不难看出，虽然流放地的酷刑确实已经衰败到了临界点，但只要军官还活着，勉强维系下去的难度其实并不大。如果旅行家没有因为想要维护自身的政治正确而义正词严地拒绝军官，军官偏执极端的活祭仪式虽然大概率仍无法避免（因为衰败是确定的，以后还会有其他契机），但还是能够拖延的。军官是流放地实际上的司法极权主义化身，他的死亡几乎等同于立即终止酷刑，换句话说也意味着机器的灭亡——在机器眼中，军官的活祭无异于弑神，所以它宁愿自我毁灭，也必定要惩罚他罪无可赦的亵渎行为。

小说的结尾，旅行家拒绝带士兵和犯人一起坐船离开，甚至不惜用不符合其身份的粗鄙方式来驱赶他们，这显然是卡夫卡惯用的犹太寓言式结局。其深意不需要过于追究，它至少是以幽默的方式消解了旅行家高高在上的阶级身份，因为当他用缆绳阻止那两人登船时，已经将自己放在了和对面同等的社会底层位置上。

[463]因为军装要求领口笔挺，被汗水浸透后处理起来很麻烦，所以要尽量避免弄湿。

[464]原文为“Kurbelstange”，指连接机械装置活塞与曲轴的传动杆。

[465]原文为“Egge”，泛指农机具上使用的那类形如巨型梳子的犁耙。

[466]原文为“Ehre deinen Vorgesetzten!”未使用敬语。

[467]原文为“Sch?nschrift”，类似誊抄字帖，给学童练字使用。

[468]原文如此，在对话中带有括号，可以理解为在讲话过程中对自己所说的话加以补充说明。

[469]原文为“Sei gerecht！”

[470]原文为“Silberschnüre”，指军服上从单肩延伸到前部悬挂的银色装饰绳，与前文提到过的绶带是不同的。旧式军服正装礼服上往往装饰有多条饰绪，末端悬挂流苏或挂饰，是自拿破仑时期流传下来的形制。

[471]初版原书中此处用了三个星号，此处原样保留。

[472]Lüstling des Entsetzens。

[473]Straf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