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解

本文是苏轼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应制科考试时所呈的《进论》之一，总结了晁错削藩失败被杀的原因。

原 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①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②，错亦不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注 释

①狃：习惯。

②袁盎：反对削藩，主张杀晁错，不给诸侯国反叛的借口。

译 文

天下的灾祸，最难以解决的，是表面太平无事，其实有难以预料的隐患。旁观事态发展而不加处理，就怕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采用强制办法武断处理，那么我不相信天下还能习以为常地安于太平状态。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贤士英雄，才能挺身冒险为国效力，以此建立功勋；但这本来就不是在短时间勉强去做，只为了出名的人就能办到的。

国家安定，突然无故发生灾难；我引起此事，又能解决，对天下人就可以交代。事情无法解决时却胆怯地想逃避，让别人承担责任，那国家灾难就集中到我一人身上了。

从前晁错忠心为汉朝谋划削弱山东诸侯国的实力，这些国家一同叛乱，以杀晁错为名；但皇帝不加详察，反以杀晁错为理由劝诸侯退兵。天下人惋惜晁错忠于汉朝却被杀，却不知道是晁错自取其祸啊。

自古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只有杰出的才能，也一定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引导黄河之水流入大海。尚未成功之时，也有洪水泛滥的可怕隐患，只是大禹能够预料事情的进展，洪水发生后就不会畏惧，而能从容地思考处理办法，所以获得了成功。

以七国那样的强大，而突然削弱它们，发生叛乱难道很奇怪吗？晁错不在此时挺身而出，为天下承担解决这场大难的责任，制服七国，反而想出保全自己的办法，想让皇帝亲自出征而自己驻守后方。那么引起七国叛变的是谁呢？自己要追求美名，怎么能够逃避它所引发的灾难呢？亲自出征是最危险的，留守京城是最安全的；自己是问题的制造者，却选择了最安全的，反劝说皇帝去做最危险的事，这是忠臣义士们最气愤的做法。

当时，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难免一死。为什么呢？自己希望留守，而让皇帝亲自出征，从情理上说，皇帝已经很难接受了，因此内心反对晁错的建议。所以袁盎的建议得以实行。如果吴国、楚国等叛乱，晁错担当起最危险的任务，昼夜练兵，做好防守东边的准备，使局势不会威胁到皇帝，那么皇帝就会依赖晁错而无所畏惧，就算有一百个袁盎，又怎能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呢？

哎！世上的君子如果想成就非凡的事业，就不要只做好保全自己的准备。如果晁错亲自率军讨伐叛军，未必不能取胜，只是他想保全自身，才使皇帝不高兴。奸臣可乘机挑拨，晁错用来保全性命的做法，正是自取其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