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斯耶波尔特上校先生
德·斯耶波尔特上校是一个巴伐利亚人，曾经在荷兰军队服过役，有许多关于植物的经典著作，因而享誉科学界。一八六六年春天，他只身来到巴黎，准备向皇帝面呈一份规模宏伟的国际合作计划，目的是开发日本这个所谓神奇的日出之国，为了这个计划，他在那个国家住了三十多年。虽然这位卓越的旅行家在日本住了那么很长时间，但骨子里却仍然流露着一种巴伐利亚气质；在等待去杜伊勒里宫接受召见的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经常到位于城郊普瓦索尼耶区的小酒馆里打发寂寞难耐的夜晚时光，身边总是伴随着一位年轻漂亮的慕尼黑姑娘，并且他们俩总是一起旅行，还对别人介绍说那是他的侄女。
我与他就是在那里相识的。尽管这位身材魁梧的老人已经七十二岁，但依然神情坚定，腰杆挺直有力，他留着花白的长胡须，身着一件极端宽大的长外套，上衣翻领的饰孔里装饰着绶带，上边别着代表各国科学院标志的国旗；这样的装扮虽新奇独特，却又不失优雅和随意，每次他走进小酒馆，都会引来人们无数人的眼神。
上校神情凝重地坐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又大又黑的萝卜；和他一起来的那位慕尼黑姑娘身穿短裙，披一块镶着流苏的美丽方巾，头戴一顶旅行运动小帽，明显的德国人装扮，她按照家乡的习惯，把萝卜切成薄片，再撒上盐，递给“叔叔”——她就是用她那略带着德国口音、小鸟般纤细的嗓音，来称呼她的叔叔的——然后，两个人就面对面，安定而淡然地吃起萝卜来，似乎压根没有想过这样的行为举止在巴黎或在慕尼黑会显得多么滑稽。他俩实在是既独特又可爱的一对，我们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老人看到我对于他将的有关日本的故事很感兴趣，便建议我为他的回忆录稍加润色，我立即答应了，一方面是出于和这位年老的辛巴达的友情；另一方面，老人对日本的爱恋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也想要对那个美丽的国度有进一步了解的欲望了。不过润色工作做起来并不是很容易，整部回忆录都是用德·斯耶波尔特先生那种奇特的法语写成的：“要是我可以成为股东……要是我可以筹集资金……”，他还总是将一些词的发音自行组合，以至于常会把“亚洲的大诗人”说成“亚洲的大死人”，把“日本”写成“热笨”……
此外，还有那些五十行一句的长句，中间没有一个句号或逗号，读起来都没有喘气的机会，但作者却把它们在脑袋里组合得十分妥帖，即使去掉一个词都不可以，有时候在这里删去了一行字，可不久他就又把它在那里加了上去……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这个该死的家伙说起“热笨”时竟然是如此的有趣，使我几乎忘却了工作的郁闷。当他接到召见信的时候，我就快要把他的回忆录修改完了。
可怜的老斯耶波尔特!我到现在还对他去杜伊勒里宫那时的场景记忆犹新：他将全部的十字勋章都别在衣襟上，身着庄严的红金相间的上校军装。只有在极其重要的节庆时，他才会从箱子里翻出这身军装。尽管他不停地挺起魁梧的身躯，还发出“嚯嚯”的声音，但他的手臂搭在我肩上，不住地颤抖，尤其是他那因刻苦钻研和畅饮慕尼黑啤酒而变成深红色的学究式的大鼻子，现在却显得非常惨白，这些，让我可以感觉到他是多么激动……
当晚上我再见到他时，他非常得意：在过道里，拿破仑三世接见了他，并且听他讲了五分钟话，然后用他最渴望的话将他送走了：“再说吧……我考虑一下。”听到这些话，这位略显幼稚的日本迷已经在打算着要租下某个大饭店的二层楼，将文章刊登在报纸上，并且散发宣传手册了。我费尽口舌试图让他明白，皇帝陛下也许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来“考虑一下”，在此之前，他最好还是回到慕尼黑去，因为那里的议会恰好正在表决是否同意将大笔的资金预算用于大规模购买收藏品上。
终究我说服了他。临走前，为了感谢我在他那本著名的回忆录上所耗费的心思，他许诺会寄给我一部十剧名为《盲人皇帝》的六世纪的日本悲剧。目前这部珍贵的做平在欧洲还无人知晓，他特意将它翻译过来，送给他的好友梅耶贝尔。大师临终前，正在为这部戏谱合唱曲。很明显可以看得出，这位正直的是真诚地送我一份厚礼。
不幸的是，他走后没有多久，德国就爆发了战争，那部著名的悲剧的消息就消失了。因为符滕堡地区和巴伐利亚地区被普鲁士军队占领了，上校很自然地会出于强烈的爱国心而情绪激动，因为对入侵感到惊惶失措，故而忘记了我的盲人皇帝。
但是，我对此却耿耿于怀；事实上，一半是出于我对那部日本悲剧的渴望，另一半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总是想亲眼看看战争和占领是什么样子——噢，上帝!我现在对它们充满了噩梦般的回忆——第二天早晨，我决定出发去慕尼黑。
第二章 德国南方
你跟我谈什么性格忧郁的民族?在这战争的岁月中，在八月炙烤的烈日下，那个莱茵河彼岸的国家，从科尔桥至慕尼黑，都显得相当冷漠、相当了无声息。符滕堡的火车带着我缓慢而沉重地经过施瓦本地区，传过车厢里的三十扇窗户，我看到呈现在眼前各种风景：有丘陵，也有关隘，还有低伏而苍翠的树木，惟有从这绿色中，我才可以感觉到溪流的凛冽。
随着火车的进发，山坡在百转千回中渐渐消失；山坡上可以看到羊群中间凸显着的农妇们，她们身穿红色的裙子、天鹅绒的短上衣，周围的树木又是那么的郁郁葱葱，就像这羊舍是从某一个散发着松脂和北方森林清香气息的小松木盒子里提取出来的一样。远处，还不时能看到十几个身穿绿色军服的步兵，在草地上认真地操练，他们高昂着头，把腰杆挺得笔直，走路时腿翘到天上，握枪的姿态就像一张长弓：他们是某一位拿骚王子的亲兵。
有的时候，其他火车也会同我们擦肩而过，它们开得和我们一样慢，上面满载着很多大船，船上蹲着符滕堡士兵们，他们紧凑地挤在一起，如同挤在节日的巡游花车里一样，一边躲避着普鲁士人，一边却用三个声步唱着《船歌》。我们会在所有经过的车站餐厅里停下来歇息一小会儿，餐厅的服务员们始终带着如一的笑容，顾客们脖子上搭着餐巾，面对大块的果酱肉块，一张张胖脸都洋溢着喜悦的表情；斯图亚特的王家花园里停着四轮马车、梳妆间和马匹，水池边弹奏着华尔兹和四对舞的乐章，然而此时此刻在基辛根却在激烈地战斗着。
说实在的，四年之后，同样是在八月，当我再次想起这一切的时候，想到我的所见——火车头疯狂地开着，却无目的地行驶，好像巨大的太阳使火车的锅炉变得越来越惊慌失措；车厢停放在战场中间，铁路被无情地切断了，列车罹难；随着东部战线的紧缩，法国的版图也日渐缩小；在被废弃的铁路沿线，一个个火车站孤零零地座落在穷乡僻壤之中，里面阴森森的却挤满了人，都是些伤兵，他们就像是被人抛弃的行李一般被遗落在那里，这一切都让我不禁感到惊愕，一八六六年发生在普鲁士和德国南方各诸侯之间的战争只能成为大家饭后的谈资，无论别人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相信日耳曼之狼是不会自相残杀的。只要亲眼目睹一下慕尼黑，您就会相信我所说的话了。
我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到达的，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繁星点点，整个城市都处在一片热闹之中。空气中漂浮着一片模糊欢悦的吵闹声，这声音洋溢在灯光下，在路人扬起的灰尘中就变得更加地朦胧。不管是在凉爽的拱形啤酒窖里，还是在摇晃着彩灯的啤酒屋花园里，到处都能够听到因为胜利而响起的雄壮的铜管乐和如泣如诉的木管乐的声音，乐声中还夹杂着杯盖沉重地落在啤酒杯上的声音……
我就在如此一个洋溢着各种各样声音的啤酒屋里，找到德·斯耶波尔特上校的，他依然和他侄女坐在那里，眼前依旧放着一只又黑又大的萝卜。
靠近他们的一张桌子上，外交部长正在和国王的叔叔喝着啤酒。他们旁边站着一大群穿着体面、拖家带口的有钱人，戴着眼镜的军官们和戴着红色、蓝色、及海绿色小鸭舌帽的学生们，所有的人都表情十分严肃，沉默无声，静静地地听着干戈里先生的乐队演奏，看着缕缕青烟从烟斗上冉冉升起，好像普鲁士根本就不存在一般，没有一丝忧虑之情。上校看见我，似乎感到有点窘迫，他压低了嗓音跟我讲法语。
我们周围的人都在窃窃耳语：
“法国佬……法国佬……”
我感到所有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恶意。
“我们还是出去吧!”德·斯耶波尔特先生说。
一到外面，我再一次看到了他和以前一样的笑脸。这位朴实的人并没有忘记他的承诺，他前一段时间一直忙着整理自己收集的日本藏品，而这些藏品刚好被卖给了国家。正是这个缘由，他才一直没有给我写信。至于我那部心动的悲剧，现在还全部由德·斯耶波尔特夫人保管着，她住在符滕堡，要想去那里，必须要经过法国大使馆的特别批准，因为普鲁士军队已经逼近符滕堡，要进入这个地区已经决非易事了。但是我非常想得到这部《盲人皇帝》，要不是怕德·德勒维斯先生已经安睡了，我当天晚上可能就直奔法国使馆去了……
第三章 在出租马车里
第二天一大早，蓝葡萄客店的老板就直接让我登上一辆出租马车。通常旅店的院子里都会停着几辆这样的马车，以方便于住店的客人浏览观赏城里的名胜。从马车里往外看，古迹和街道如同一本导游手册，一页一页地在我们眼前翻开展现。客户四，这次出租马车并不是要带我观摩这座城市，而是专程送我去法国大使馆。
“法国大使馆!……”
客店老板强调了两遍。车夫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身上穿着蓝色衣服，头上戴一顶巨大的帽子；听说马车要去的是新地方，他显得十分惊讶。
可是，我比他更加惊愕，因为我看见他仅仅是掉转车头，向高档街区的反方向行驶，沿着到处都是工厂、工人住所和带有小花园的城郊前行，穿过城门，来到城外。“法国大使馆?”我不时担心地提醒他。“是，是!”小个子车夫肯定地告诉我。
因此我们继续赶着路。我多么想多知道一些情况；但是可恨的是，马车夫一点都不懂法语，而在那个时候，我也旧只会两三句最基本的日常德语，都是有关面包、床或肉之类简单的句子，跟大使馆没有什么关系。再说，就这几个句子，我只能和着音乐才说出口。原因是这样的：
几年前，我和一个差不多和我一样快要疯狂了的伙伴，横穿阿尔萨斯、瑞士和巴登公国，进行了一次名副其实的流动商贩式的长途旅行。我们背着背包，走了无数路程，绕过那些仅想看一眼城门的城市，总是挑那些不知通往何处的小路进发。这让我我们常常在旷野上，或在没有屋顶的粮仓里风餐露宿；但是，让我们的旅行平增添了不少未知的色彩的，居然是我和我的同伴连一个德语单词都说不出来。
经过巴塞尔的时候，我们买了一本袖珍小词典，靠着它，我们总算能够造出几句十分简单、幼稚的句子，就如 “我们想喝啤酒”，“我们想吃奶酪”之类的。可是，即使这些该死的句子看似极其简单、幼稚，但是不管我们再如何努力，也不能牢牢将它们记住。用演员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能将它们脱口而出。因此，我们想到为他们谱上乐曲；乐曲与句子是如此的搭配，以至于单词和着曲调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脑海中，但是不管两者之中的哪一个都不能让我们的脱口而出。晚上，我们走进客店的大厅时（您只要看看老板的面孔就知道了）我们一扔下背包，就扯开洪亮的嗓门大声唱道：
“我们要喝啤酒！”
“我们要，对，我们要。”
“对!”
“我们要喝啤酒。”
从那之后，我的德语说得就好多了。我曾今有过那么好学习这门语言的机会!……我的词汇量随着大量的短语和句子迅猛增长。只不过我现在是在说这些词，而不再是唱……噢!不，我不想唱……还是回到出租马车上来吧。
我们重新振作精神走在大街上，大街的两边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白色的房子。突然间，车夫停了下来：“吁!……”他一面喊，一面指着一幢掩映在刺槐丛中的小房子给我看，房子很幽静，但是也很偏僻，一点都不像是大使馆。大门边的墙角里安装了三个层叠的铜扣，闪烁着光芒。我拉了拉其中的一个，门就打开了，我顺势走进一个雅致舒适的前厅，各处都布满鲜花和地毯。一听见门铃的声音，六七个巴伐利亚女仆就跑了出来，一个个都丑陋无比，就好像是丢掉翅膀的鸟儿地站在楼梯上——莱茵河彼岸所有女人都是这样的。我问道：
“这儿是法国大使馆?”
她们让我重复了两遍，之后便狂笑着走开了，笑声仿佛可以震动楼梯的扶手。我愤怒地回到车夫那里，借助手势，尽力想办法告诉他，他弄错地方了，大使馆不在这里。
“对，对……”这个矮小的家伙果断地回答着，看上去却十分平静。我们就只好返回慕尼黑。
我猜想，要么是当时的法国大使搬家成癖，要么就是我的车夫不愿意违背马车的行车习惯，依旧决定要我游览这座城市和它的周边地区。可是不管怎样，整个上午，我们都在慕尼黑纵横穿梭，找寻着那座虚渺的大使馆。又试了两三次之后，我再也不下车了。车夫来来回回，在某些路上停下，假装地问着路。我任他带我去哪儿，眼睛只管盯着四周的景物……
慕尼黑真是一座沉郁寂静的城市!街道宽广，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空旷的马路上回荡着行人的脚步声，露天博物馆里一尊尊巴伐利亚名人的白色雕像更加显得那么死气沉沉!
不可计数的列柱、拱廊、壁画、方尖碑、希腊神殿、柱廊，还有镂刻在三角门楣上整齐排列成两行的烫金文字!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有十分宏大的视觉效果，可是当人们知晓所有的马路尽头皆有一座凯旋门，门洞朝向蓝天，仅有地平线穿过门下时，他们仿佛感到了这宏大的表面背后所藏匿着的空洞和浮华。我是这样构想这些虚拟的城市的：那是融合着德国风情的意大利，在那里，缪塞展示了方塔西奥无尽的忧郁和曼托瓦王子严肃但又愚蠢的假发。
马车一直持续兜风了五六个小时之久，接着马车夫雄赳赳、气昂昂地把我拉回到了蓝葡萄客店的院子，他把鞭子抽得十分响，仿佛因为带我游览了慕尼黑城市而感觉骄傲、自豪一样。至于大使馆，后来我才发现它就和我所住的客店仅仅只有两条马路的间隔。可是这也于事无补，因为大使不会同意向我签发去往符滕堡的护照。
据说那段时间，在巴伐利亚，我们是很不受欢迎的；一个法国人到战争的最前线去冒险，那风险就更大了。因此我就只好留在慕尼黑，等待着德·斯耶波尔特夫人抽空将那部让我心动很久的日本悲剧带给我……
第四章 蓝色的国家
真是让人感到奇怪!这些善良的巴伐利亚人因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感到极其愤怒，但是面对普鲁士人却没有半点仇恨和敌对的情绪。他们不仅对失败不感到耻辱，对胜利者也没有任何憎恶：“他们才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一流的军人!……”基辛根战斗的第二天，蓝葡萄客店的老板就是这样跟我说的，慕尼黑百姓大多数都和他抱同样的想法。在咖啡馆里，人们争先恐后阅读来自柏林的报纸。大家看到《匡啷铛画报》上的笑话，都笑得前俯后仰；这些来自柏林的夸张与讽刺，就好像克虏伯工厂造出来的著名的五十吨锻锤那样沉重。从坚信普鲁士军队将要进城，人人都做好了款待他们的准备。酒馆为他们准备了足够的香肠和肉肠；有钱人开始为普鲁士军官在家里腾出房间……
只有博物馆在这方面表现的有一点点担忧。一天，我走进美术馆，却看到墙上已经是空荡荡的了，门卫们正在把图画打包装箱，准备运到南方去。人们担心胜利者即使宣称重视保护私人财产，却蔑视国家珍藏的物品。所以，城里所有的博物馆都关门歇业了，德·斯耶波尔特先生经营的那一家除外。
上校坚决相信，他是荷兰军官，而且还曾经光荣的获过普鲁士雄鹰勋章，所以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人能碰他的收藏品；在等待普鲁士军队到来的这些日子里，他一直穿着庄重的军服，在三间长长的展厅里徘徊来回。这三间展厅都是国王赐给他的。花园如同是巴黎的王宫，但是比王宫更加绿、更加忧郁，四周围着围墙，墙上雕镂壁画。在这阴沉幽暗的宫殿里，珍奇异宝被贴上标签陈设起来，组成了博物馆的藏品；所有的这些满面愁容的东西都来自远方，离开它们原本安居的环境。就连老斯耶波尔特本人好像也是它们当中的一员。
我天天都来看他，我们共同度过很长的时间，翻阅那些装点着版画插图的日本手稿。那些科学或历史书籍都镶有金边，纸张精美细致，十分珍贵；它们有的又大又厚重，必须平摊到地上才能舒展开来；有的却仅仅只有指甲那么长，只有凭借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上面难以辩识的文字。
德·斯耶波尔特先生不是让我欣赏他珍藏的九十二卷日本百科全书，就是将《百人颂歌》翻译之后读给我听，那是一部有名的著作，甚至它的出版还引起了天皇的关注，收录了这个国家一百位最著名的诗人的生平、画像和部分抒情诗节选。接着，我们又一起整理他收藏的武器：有宽大护颏的金头盔、护胸甲、锁子甲，还有两只手掌宽的大砍刀，这让人不禁想起寺庙里的武士，毫不犹豫地用它切腹自杀。
他向我解释刻在镀金甲壳上的爱情箴言，并将我引进日本房屋的内室，对我展示他在江户的房屋的模型。那是一个涂了漆的小模型，包括了房子里的一切：从丝绸窗帘到小巧玲珑的花园假山，花园里还种上了可爱的植物。
最让我震惊的是日本的祭祀器具，那些彩绘的木制小神像、祭披、圣瓶，还有一些可移动的祭台，仿佛就是完全真实的木偶舞台，好像每个信徒都会在家里独辟一个角落来放置这些东西。红色的偶像被有序地放在最里面，一根带结的细绳配戴在前面。在祈祷开始之前，日本人会真诚地弯下腰，用这根细绳敲打一个响铃，响铃在祭台脚下，熠熠生辉；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引起神灵的关注。一瞬间，我就仿佛变成了孩子，我不知道倦怠地敲打着这奇妙的响铃，让我的梦想随着这声波肆意远行，一直飘到东方的亚洲国家，在那里，就好像是初升的太阳给所有东西都气镀上了一层金色，从宽大的砍刀到小书的切口……
当我从他那儿出来的时候，眼睛里还残留着着生漆和玉器的光泽，和地理图鲜艳的颜色；尤其是他为我朗诵一首圣洁、高尚、脱俗而深邃的日本颂歌的那些日子，慕尼黑的街景会让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但是日本，巴伐利亚，这两个对我来说陌生的国度，我差点难以同时认识它们，我通过其中的一个认识了另外一个，它们在我的脑海里朦胧、混杂，融为一个虚幻的国家、一个蓝色的国家……
我刚刚在日本茶杯上看见过这条蓝色的旅行线路，就好像云彩的模糊线条、流水的无界轮廓，现在我又从围墙的蓝色壁画上找到了它……还有那些身着蓝色军服的士兵，戴着日本式护面面具，在广场上操练；还有那一望无垠的、蔚蓝的、宁静深远的天空；还有那个雄赳赳地把我拉回蓝葡萄客店的马夫!……
第五章 泛舟斯塔因贝格湖上
这个在我记忆深处泛着粼粼波光的湖泊，也是属于这个蓝色的国家。就算只是在写下斯塔因贝格湖名字的时候，我都好像看到了慕尼黑周围那一大片平静而宽阔的水面，水波不兴，水天一色，一艘小汽船沿着湖岸轻快地驶过，冒出的蒸气令湖显得既亲切而又灵动。湖的四周，是一个个广阔的公园，里面长着茂密的深绿色森林，森林常常被隔断开，就像绿色的别墅在那里开的天窗。向山上望去，小镇的房屋成排地建在峡谷之间，鳞次栉比；再往上看，远处的蒂罗尔山好像是透明的，在空气中飘荡。
在这幅有点传统、但是却十分迷人的画卷一角，有一位很年长的船夫，他打着长长的护腿，身穿镶嵌着银纽扣的红色背心，高兴地载着我在这湖上游览了整整一个星期；能在自己的船上接待一个异域法国人，他好像十分骄傲。可是这样的荣誉并不是第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一点他的记忆十分的清晰，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将一位法国军官平安渡过了斯塔因贝格湖。那是在六十年以前，从老人对我说话时候那种毕恭毕敬的神态中，我体会到了一八零六年的法国给他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印象；这位第一帝国的军官似乎名叫贝尔·奥斯瓦尔德，他身穿紧身裤，脚穿软皮靴，头上戴一顶巨大的翻皮帽，一副胜利者目空一切的样子!……
如果这位斯塔因贝格湖的船夫如今还健在，我怀疑他是不是还会对法国怀有那样无比崇敬的感情。慕尼黑的富人们就是在这迷人的湖上和湖的公园里度过轻松愉快的星期天的。就算是战争也一点儿都没有令他们改变这一生活习性。我经过的时候，湖边的客栈全部都住满了；草地上，几个丰满的女人围坐在一起，裙子被她们弄得鼓鼓的。树枝交叉卧在蓝色的湖面上，成群结队的年轻女子和学生从中间穿梭而过，身体被笼罩在烟斗的袅袅青烟中。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一群农民正在马克西米利安公园的林中空地上为人举办婚礼，他们吵闹着，声音嘈杂，而又十分引人注意，在临时搭起来的长桌前大吃大喝。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猎场看守员神采奕奕地站在那里，手握钢枪，摆出要射击的姿势，向人们展示着无比神奇的撞针步枪，普鲁士军队把这种枪使用得十分成功。
我真的只有看到这场景，才能想起在距我们几里远的地方，还有人在坚持战斗。您必须相信这个事实，因为那天晚上，我回到慕尼黑，在一个貌似教堂一般宁静而不起眼的小广场角落上，看到圣母玛丽亚的雕像旁边燃着一支支蜡烛，烛光微弱，女人们真诚地跪在那里，祈祷声常常被长长的呜咽声打断……
第六章 巴伐利亚雕像
虽然多年来人们不停地描绘法国的沙文主义和愚蠢的爱国主义，说我们爱慕虚荣、自吹自擂；可是依我看，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比巴伐利亚人更喜欢自吹自擂、更好大喜功、更自命不凡。巴伐利亚短暂的历史只不过被看作是从德国历史书上随意撕下来的十页纸罢了，它却被陈列在慕尼黑的街头炫耀；这历史全部被用绘画作品和纪念碑写就，规模宏伟，但不成比例，就好像新年里送给孩子的礼物书：文字极少，图片却很多。巴黎仅有一座凯旋门，可是慕尼黑却有十座：胜利门、元帅廊；而为骁勇的巴伐利亚战士修建的方尖碑究竟有几座，我也不太清楚。在这个国家做伟人真的很荣耀；你能够确定石头上、青铜上，到处都会雕刻有自己的名字，至少会有一尊您的雕像被竖在某一个广场的正中央，或者被安放在某一建筑物的门楣上方，与那些用白色大理石做成的美丽胜利女神像为伍。
这种对雕像、对荣誉和纪念性建筑狂热追求的行为，在那些善良的人们身上发挥到了极点，以至于在有些马路的路角，你都能够看见很多已经竖好的空雕像架，它们是为那些现在尚未成名而以后即将成为名的人准备的。如今，可能所有的广场都已经安排满了，因为一八七零年的普法战争为他们贡献了那么多的英雄，提供了那么多的光荣事迹!……
我很愿意想像一下著名的冯·戴尔·汤恩将军的雕像，被竖立在一个郁郁葱葱的广场中间，好像古人一样半裸着身体，站在一个镂有浮雕的底座上；浮雕的一面描绘的是巴伐利亚士兵放火焚烧巴泽耶村的景象，而另一面则讲述的是巴伐利亚士兵在伍尔斯枪杀救护车中法国伤兵的简练故事。这将是多么气势恢宏的纪念碑呀!巴伐利亚人不单单满足于将伟人布满整个城市，他们还把这些伟人聚集起来，放置在慕尼黑门的一幢寺庙里，称其为“光荣的殿堂”。一条巨大的大理石柱弯曲萦回，绘制出正方形的三条边，在这条柱廊下面陈列着很多托架，托架上放着帝侯、国王、将军、法学家等人的半身像。
目光向前一望，耸立着一尊巨人一样的雕像，在所有巨大阶梯的顶端，这些阶梯尽管看上去阴沉凉寂，在公园的一片葱茏中却没有遮敝地上升着。青铜巨人雕像肩披狮皮，一手握剑，一手端持着荣誉之冠(又是荣誉)，我看到它的时候恰是八月的一个黄昏，雕像的影子延长在地上，长得有点不成比例，它那夸张的动作差不多填满了宁静的平原。雕像周围，沿着廊柱方向，名人们的半身像在夕阳中各自做着鬼脸。整个寺庙空旷而死寂!我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回荡，这又让我重新体验到了这虚无中的伟大，自从我来到慕尼黑，这种印象就一直围绕着我。
巴伐利亚雕像里面，有一座盘旋上升的铸铁楼梯。我心血来潮一样一直爬到顶端，在巨人雕像的脑袋里休息了一会儿，其实那只是一个小圆厅，阳光穿过两扇窗户——也就是巨人的两只眼睛——射进来。虽然这两只眼睛一直朝阿尔卑斯山蓝色的地平线瞪着，可里面依旧很十分热。太阳把青铜晒得滚烫，又用让人窒息的热气包裹着我。我就只能赶紧下去了!……
可是这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次登高足以让我认清你了!我看到你的胸膛里没有心，你那歌唱家一样粗犷而自负的双臂不曾有肌肉挺起，你的剑是用压花的金属造成的；我感到在你那空洞的脑壳里，只有沉重的醉意和喝啤酒成瘾的人的麻木不仁的思维……
一八七零年，当我们被卷入这场被疯狂肆虐的战争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家将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你身上呢。啊!要是那个时候他们也能够费尽精力登上巴伐利亚雕像该多好啊!
第七章 盲人皇帝!
到慕尼黑已经有十天了，我却还没有听到什么有关于《日本悲剧》的消息。我几乎快要绝望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一家小酒馆的花园里吃晚饭，上校神采奕奕地来了。
“我拿到了!”他高兴地对我说，“你明儿早晨去博物馆……我们一起读它，你将会感受到这悲剧写得是如此的神奇和壮美。”
那天晚上他特别的开心，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是特别的炯然有神。他大声的朗诵了悲剧的几个片段，还试着唱出其中的合唱曲。有那么两三次，他的侄女就只好小声的提醒他：“叔叔……叔叔……”我想，他是如此的激动、如此的兴奋，这些几乎都是因为感情洋溢的作用。的确，他给我朗诵的那几个片段真的是十分壮美，我恨不得马上得到这部杰作。
第二天，我来到宫廷花园，惊奇地发现藏品馆的门关着。上校竟然不在博物馆，这可真是不同寻常，我马上向他家跑去，心中突然隐隐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他家的那条路位于城郊，很短，也很静谧，路边坐落着很多花园和矮房子；但那一天，马路却比平时显得更加骚乱。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房门口谈论。斯耶波尔特先生家的门关着，百叶窗却开着。
很多人进进出出，可都是一脸的悲伤。这里肯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悲痛的气氛从房屋里溢出，一直绵延到路上……我一到，就听到哭泣的声音。哭声是从一条小走廊的尽头传来的，那里有一间比较宽敞的房间，里面特别拥挤，可是却十分明亮，好像是书房。书房里放着一张白木制长桌，有很多书和手稿，还有撂满藏书的玻璃柜、用金银花纹丝绸封面装帧着的册子；墙上挂着日本兵器、版画及一幅巨大的地理图。上校安详地躺在床上，在杂乱的旅行纪念品和书籍之中，他那长长的胡须笔直地铺陈在胸前，可怜的侄女一面叫着“叔叔”，一面瘫跪在墙角里哭泣。德·斯耶波尔特先生于昨天夜晚突然与世长辞。
我没有勇气为了文学上的一个梦幻而去打扰所有人的悲伤，因此我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慕尼黑。就这样，对于这部杰出的日本悲剧，我知道的将永远都只是一个名字：《盲人皇帝》……
但是，我们却目睹了另外一场悲剧的上演，我从德国带回的那个名字似乎和这场悲剧十分类似；那是一场灾难一样的悲剧，充满了泪水和鲜血，只不过它并不是发生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