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难，说真话难，这是古人早就知道的。《伊索寓言》中的《旅人和名叫“实话”的女子》正是讲这个道理的。

有人在沙漠旅行。发现一个孤单的女子，她的目光凝视着地面。旅人问：“你是谁？”女子回答：“我的名字叫作‘实话’。”旅人又问：“你为什么要远离城镇，到这荒凉的沙漠中生活呢？”那女子回答：“因为以往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说谎，而如今你和人交谈，听到的全是谎话，再也没有实话的容身之地了。”作者评论说：“诳语盛行，实言遁迹，世风日下，民不聊生。”

如果不说这是伊索寓言，你一定会以为是当代哪个人的感叹，因为今日的假话也太多了，名作“实话”的女子大概在地球上都无以容身，只好随探索者飞船到火星上去了。

人总难免说点假话。有些是善意的，如某人得了绝症，别人告诉他不是什么大病，很快就会好。有些是无奈的，如迟到的学生总要编一点堵车之类的理由。只要不是像伊索所说的“诳语横行”，假话也没什么危害，说点假话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当老师从不揭穿迟到学生的假理由，他编点假话，无非要面子上过得去，没什么危害。但如果是关键问题上说假话，尤其是经济统计数字造假，那麻烦可就大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爆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则是这些国家统计数字造假。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一些东亚国家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值得怀疑。“通常，政府的高官都喜欢听好消息，而那些受他们恩惠的人，不只是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商业人士，向他们提供了原始数据，以供统计工作者采用。这样，就很容易出现粉饰太平的现象。”他甚至断言，有的国家“通过更为审慎地收集和分析的数据所显示的增长率，会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低一半以上”。虚假的数字给人们造成繁荣的假象，国外短期资本纷纷进入，这就产生了过热的泡沫。一旦真相大白之后，国外资本纷纷撤走，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统计数字造假和学生编个迟到借口完全不同，因为前者的危害极大。克鲁格曼指出，当年民主德国统计数字造假，其人均收入为联邦德国的80%，甚至比联邦德国农民的收入还高。但统一后却发现，民主德国其实只是第三世界水平。这种用统计数字造假来欺骗人民的结果就是失去人民信任，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统一。

谁都知道造假不好，连最爱听假话的人也常叫别人实事求是。但在现实中为什么名叫实话的女子却被赶到沙漠里，甚至火星上了呢？我想把这位实话女子赶走的是一种激励机制。人是理性的，行为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在做出某种行为决策时一定要有意无意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他们只从事收益大于成本的行为。把这个原理用于假造统计数字，那就是，当造假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造假必然成风，什么力量也抗拒不了。只有当造假的成本大于收益时，才会把名叫实话的女子请回来。假统计数字正产生于造假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这种激励机制。造假收益大而无成本，说真话成本大而无收益，谁还要名叫实话的女子呢？这些年来，像“大跃进”时代那样的群众性造假运动没有了。但在一些地方，统计数字造假现象却并没有灭绝。究其根源，还在于这种激励机制上。过去，我们习惯于把GDP增长率作为评价官员政绩的最重要甚至唯一指标。增长率“一俊遮百丑”。政绩又成为官员提拔的依据。官员希望提升是一种理性目标，无可厚非。如果这种机制能鼓励官员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造福一方，这种机制当然是有效的。但经济增长总是不平衡的。一些地方由于条件所限，增长率不高。于是，一些官员就在上面的压力（达不到某种增长率就免职）和动力（达到某种增长率就提升）之下，开始假造统计数字。这种造假的收益极大（火箭式提升），成本没有（即使被揭穿也不受处分），当然假造统计数字就是官员的理性行为了。民间所说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正是对这种机制的形象化概括。在这种机制之下，名叫实话的女子无生存之地，只好逃到沙漠、火星去了。

如何把名叫实话的女子请回来？当然是改变这种激励机制，让造假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我国已出台的“统计法”加大了对统计数字造假的惩罚力度，正是为了维护统计数字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当然，长期造假使名叫实话的女子走得太远了，太久了，要把她请回来非花大力气不可。但无论要花费多大力气，都一定要把这位名叫实话的女子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