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以节俭为美德，反对奢侈。《韩非子》中对商纣王的批评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商纣王使用了象牙筷子，他的叔父箕子就开始担忧。箕子认为，用了象牙筷子，就要用犀牛角和美玉做的杯盘，也不能吃普通饭菜，要吃珍馐美味。吃了这些饭，就要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其结果必然穷奢极欲而亡。以后商纣王果然酒池肉林、荒淫无度而使商灭亡。

这个寓言是讲腐化亡国的道理的。商纣王不顾国家安危，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供自己一人花天酒地，不亡没有天理。商纣王也成了千古的反面教员。这个寓言的寓意是深刻的。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如果是某人用自己合法赚来的钱进行高消费，对一国的经济有利还是有害呢？我们应该提倡富人的高消费呢？还是用政策限制他们的高消费呢？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就有人争论过。清代乾隆三十三年，被任命为两淮盐政的尤拔世上书，指责盐商们生活奢侈，望皇上让他们崇尚节俭。乾隆皇帝批示：“此可不必。商人奢用，亦养无数游手好闲之人。皆令其敦俭，彼徒自封耳。此见甚鄙迂。”这就是说，乾隆皇帝认为，富商们奢侈还养活了一批人，能增加就业，何必让他们节俭呢？乾隆并不是主张富人高消费的第一人。起码在他之前，明末的上海人陆楫就写过一篇《禁奢辩》。他认为，综观天下“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富人“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他的结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鼓励富人消费，有利于其他人致富。

在现代经济学中，这种消费刺激经济的思想已经被凯恩斯理论化了。凯恩斯认为，经济状况在长期中取决于生产能力，即供给，在短期中当生产能力既定时，则取决于需求。经济危机的原因正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需求包括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由此可以得出，增加消费，增加需求，可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

凯恩斯还说明了，需求增加所引起的GDP的增加一定高于原来需求的增加。这被称为“乘数效应”。比如说，需求增加了1亿，但最后GDP的增加一定大于1亿。这是因为各种物品有互补性，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是相关的。比如，富人买别墅花了1亿，GDP增加了1亿。住在别墅里一定要有汽车，买车又用了5000万。买汽车要买汽油，买保险，购买各种服务（使用高速公路、维修等）又要用5000万。仅就这些支出已达2亿元。用于买别墅的1亿元带动了建筑、装修等行业，这些部门的人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用于买汽车和相关物品与劳务的支出1亿元也带动了这些行业的人收入和消费增加。住房和汽车又带动了钢材、水泥、机械等行业。这样一轮一轮带动之下，整个经济GDP的增加肯定不止原来买别墅的1个亿。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了，所有的人—无论是作为股东和高层的富人，作为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中等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工人—都会受益。

当然，任何人的消费都有同样的作用，富人买别墅和穷人买食物都是需求。但为什么要强调富人的高消费呢？我们应该承认，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收入差别，有贫富之分。尤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别更大。收入决定人的购买能力，富人的购买力强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别墅、汽车这类奢侈品，主要还是富人消费的。在整个社会的消费支出中，富人所占的比例高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富人的消费对增加消费和总需求更为重要，对推动经济的发展也更为重要。

还应该指出的是，富人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会更多地支出于劳务和其他文化消费。这些部门在GDP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美国GDP中占四分之三），而且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对增加就业意义重大。

提倡富人的高消费也是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致富”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之路并不是《水浒传》上的“杀富济贫”。历史早已证明，杀富济贫是一条共同贫穷之路。富人杀了，穷人并没有富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进行投资，增加社会生产能力，他们进行高消费，创造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不断增加，更多的穷人才能脱贫，并一步步致富。富人的收入只要是合法的，他们的高消费就对整个社会有利，也包括对穷人有利。这与商纣王剥削国民的挥霍浪费完全不同。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限制富人高消费的事却仍常有发生。美国1990年曾对富人消费的豪华车、游艇等商品征收高税，想用这种收入来帮助穷人。结果富人不消费这些东西，生产这些东西的工人也就失业了。这种扶贫其实是害贫。这样的事我们不也做过不少吗？

商纣王是昏君这个案不能翻，但他的高消费还给了我们一点启示。这就是坏人做坏事，给我们留下的另一种有益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