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伊索写了一则《有钱人和鞣皮匠》。

这个寓言说的是，有钱人凑巧和鞣皮匠相邻而居，由于受不了鞣皮匠作坊里散发出来的臭气，就几次三番地催鞣皮匠搬家。鞣皮匠嘴上答应不久就搬，却一再拖延，没有动迁。就这样，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有钱人闻惯了臭气，也就偃旗息鼓，不再和鞣皮匠纠缠了。

伊索得出的寓意是：“令人生厌之物，一如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是劝人“忍”的。伊索没有看不出他讲的这则寓言的经济学意义。

有时，一项经济活动不仅会影响到与这项活动相关的生产和消费者，还会影响到与这项活动无关的第三者。这种对第三者的影响称为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好的，称为正外部性。例如，一个人种花为生，既不买花也不卖花的邻居可以免费享受到花香。如果这种影响是不好的，称为负外部性。

有钱人并不从鞣皮中受益，也不买皮，但他要闻臭气，这就是鞣皮这项活动的负外部性。

两千多年之后，科斯才解决了鞣皮匠对有钱人的权益侵害问题。

科斯认为，如果产权是明晰的，有钱人有权享受清新的空气，鞣皮匠有权从事鞣皮活动，他们就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私人解决这个负外部性问题。

假设有钱人对享受清新空气的评价是1000元，鞣皮匠从每月鞣皮中得到的收益是2000元。他们俩可以就臭味问题进行谈判。如果鞣皮匠愿向有钱人支付1500元，以补偿他闻臭味带来的痛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有钱人对清新空气的评价是1000元，现在他放弃清新空气可以得到1500元，或者说放弃享受清新空气赚了500元。鞣皮匠鞣皮的收益为2000元，他为污染空气的权力付出1500元，得到这种污染权也赚了500元。在这次污染权的交易中双方都有500元的收益，交易当然可以进行。鞣皮匠可以继续鞣皮，污染空气，有钱人也会习惯臭味，安然接受。这就是外部性问题的私人解决方法。谈判中污染权还可以有其他价格，只要高于1000元而低于2000元，双方就都可以接受。最后定在多少，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艺术。

如果有钱人对享受清新空气的评价是2000元，鞣皮匠从鞣皮中得到的收益是1500元。低于2000元时，有钱人不愿放弃享受清新空气的权利，高于1500元时，鞣皮匠也不愿购买污染权。这时，鞣皮匠只好停业或搬到其他地方，有钱人能享受清新空气，外部性问题也解决了。当然，如果鞣皮匠治理污染的代价低于1500元，他也会自己消除污染，外部性问题也解决了。

这就是说，如果双方的产权都很明确，他们就可以以市场交易方法来解决外部性问题。而且，这种解决与产权的最初配置无关。我们以上假设的是双方都有同样的产权。如果只有一方有产权，结果也相同。例如，有钱人有享受清新空气的权利，鞣皮匠无权污染，这时鞣皮匠就可以向有钱人购买污染权。只要有钱人认为出卖他这种权利有利，高于他对享受清新空气的评价，交易仍可达成。如果有钱人认为鞣皮匠的出价低于他对清新空气的评价，不愿出卖，鞣皮匠只好搬走或停止工作，外部性问题也就解决了。反之，如果鞣皮匠有污染权，有钱人无享受清新空气权，他可以向鞣皮匠购买这种权力。如果鞣皮匠认为有钱人的出价高于他鞣皮的收入，就愿意出卖污染权，搬走或停业。如果鞣皮匠认为有钱人的出价低于他鞣皮的收入，不愿出卖污染权，有钱人只好搬走或忍受。

最初的产权分配并不影响外部性问题的解决，而只影响谁收益。如果双方有同样的权利，则双方受益。如果只有一方有权，有权者受益。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有钱人有享受清新空气权，有钱人出卖污染权受益。如果鞣皮匠有污染权，鞣皮匠出卖污染权受益。从社会来看，总收益是相同的。

当然，这种交易方式也并不能解决所有外部性问题。例如，如果受污染的不是一个有钱人，而是许多有钱人，而且这些人对享受清新空气值多少钱的评价不同，那么他们在与鞣皮匠谈判之前就要自己先谈判，以达成一个共同的价格。有钱人之间进行谈判需要付出的费用是交易成本。如果这种交易成本高于鞣皮匠可以接受的价格加他们出卖污染权要求得到的价格，交易就不能达成，外部性问题无法解决。同样，如果鞣皮匠人数多，达成一致接受的价格交易成本高时，交易也达不成。当然，如果双方人数都多，交易成本更高时，交易也无法达成。所以，使双方交易无法达成、外部性问题解决不了的是交易成本的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并不是零，而且有时交易成本还会很高。这时私人通过市场方式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就需要政府起作用。例如，政府对鞣皮匠征收污染的税收（经济学中称为庇古税，因为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或者用法律禁止污染。政府如果认为鞣皮匠对经济重要，也可以自己出资治理污染，或让有钱人搬迁。

伊索提出了外部性问题，科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人类思想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