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寓言中赞美诚信、斥责骗子的寓言都有很多，这里随手引用《战国策》中的一个。魏文侯和管理山林、狩猎的官员约好外出打猎的日期。到了这天，文侯和臣子饮酒作乐，外面的雨下个不停，文侯起身要走，周围的人疑惑不解地问：“今天饮酒这么痛快，天又下着雨，大王要到哪里去呀？”文侯说：“我与管理山林、狩猎的官员有约，今天和他们一块儿去打猎。现在虽然很痛快，岂能不按时赴约？”于是，他冒雨前往，搞得精疲力竭才回来。魏文侯讲信用，得到大家信任，魏国就慢慢强大起来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无信而不立”之说，是一个讲诚信的大国。晋商历时五百年的成功靠的就是诚信两个字。义和团事件中，晋商北京的票号被毁，账本库存全无，但票号对持有存单的人全部照付，称得上不惜血本得信用。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一些人金钱欲暴发，官员造假数字，商人造假产品，学校卖假文凭，诚信问题更加突出。恢复诚信，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已成为市场经济成败的关键。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以诚信为基础的。魏文侯以诚信立国，这是我们的榜样。

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交换的基础是双方信任。如果伪劣产品横行，连交换媒介—货币也是假的，谁还敢去交换？而没有交换就没有分工，这样社会岂不要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了吗？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货币经济，货币是资源流动的媒介，银行的信贷与信用在英文中本是一个词（credit），没有信用，社会的资金如何流动到最有效的地方？这些都是大道理，也许会有人认为，这些与我无关，我只要赚到钱就行。但没有信用真的能赚到钱吗？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魏文侯不去赴约，国人会信任他吗？没有了国人的信任，他又如何能强国？

有人想的是能骗一次就骗一次，把十几亿中国人每人都骗一次也就够了。但是要记住那个说“狼来了”的孩子，也要记住周幽王烽火台骗诸侯的故事。西方有句谚语说，你能永远骗少数人，也能暂时骗所有人，但你不能永远骗所有人。不讲信用的人最终害的是自己。山西人造假酒，搞得现在山西的酒都抬不起头来。南京冠生园用隔年的月饼馅，也以自己破产宣告结束。没听说过哪个人是靠骗致富的，也没听说过哪个企业是靠骗成功的。

这点道理也不深，但为什么在现实中就实现不了呢？我想这就要探讨信用的基础。信用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有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讲信用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只有讲信用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人们就会讲信用。如果不讲信用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背信弃义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人们就会不讲信用。

保护信用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是制度。

我们来看魏文侯的案例。魏国是他的私有财产，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魏国兴盛不仅使他自己富贵，而且可以使他全家代代享福。如果魏国衰亡，他就死无葬身之地。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权责利统一于他一身。他深知自己讲信用，国才可兴，自己失信，国必亡。这就是说，他讲信用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因此，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要守信赴约。这个案例说明了，产权是信用的基础，产权明晰是讲信用的制度前提。在现实中，成功的民营企业之所以比国企或个别地方政府讲信用正在于产权的不同。私有制下比传统公有制下更重视信用也在于此。信用的成本—收益计算是长期的，产权保证了长期收益大于成本。但在短期中，也许不讲信用的收益大于成本，所以，一些打一枪换个地方的个体户或者“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的国企或政府部门没有长期的利益保证，也才会不讲信用。他们获得短期诈骗收益，成本要别人在长期中去付。产权保证了长期的收益与成本由同一主体承担。

制度保证信用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方法就是惩罚。严厉的惩罚加大了不讲信用的成本，或者说增加了讲信用的收益。所以，必须有严惩不讲信用的立法，才有社会诚信。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也充满了欺诈和背信弃义。欠债、假冒伪劣横行也曾严重干扰着经济。但当把债务人送进监狱，把造假者罚得倾家荡产再加坐几年牢时，不讲信用的成本太高了，收益是负的。当年魏文侯是一国之君，国内立法当然无可奈何他，但外敌的存在对他就如同今天头上的法律一样。他不讲信用，国家衰落是要受敌国惩罚的。

产权明晰对利益的保护，立法对背信成本的加大，是信用的基石。魏文侯不是天生守信，当守信利益显著，背信成本巨大时，他能不守信吗？把这种制度放在现代人身上，他们能不向魏文侯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