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中记载：“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这就是滥竽充数的来源。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把南郭先生作为以次充好、以外行充专家的典型，但却很少有人考虑产生南郭这种人的制度原因。

南郭这种人产生的原因不在于南郭的本性懒或爱诈骗，而在于制度的不合理。人是理性的，即要在付出劳动既定的情况下利益最大化，或者在获得利益既定的情况下付出的劳动最小化。齐宣王实行的是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廪食以数百人”，无论竽吹得如何，付出了多大劳动，都得到同样的一份食物，吹竽者当然要出力越少越好—装出一副吹的样子而不用力吹。吹竽是一种集体行为（合奏），因而南郭先生就可以“搭便车”了。如果齐宣王继续活下去，甚至万寿无疆，可以设想，这个吹竽团必定垮台。南郭处士不吹而仍可获得同样食物会作为一个榜样，引起更多人效仿，或者真正吹得好又出力的人离去，剩下南郭这样的人，这时看似有300人在吹，实际却一点声音没有，齐宣王也会解散乐团。这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所引起的集团无效率。如果只有南郭处士一个人在混，其他299个人仍在用力吹，那也罢了，但南郭的示范效应会使每个人都成为南郭处士。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坏的制度使好人也会做坏事—许多勤奋而有才华的吹竽手变懒。

我们对齐宣王的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并不陌生。计划经济下收入分配的特点，正是这种平均主义。当时人们收入差别很小，基尼系数仅为0.17左右，只要进入一个单位就可以混下去，甚至可以做一天和尚不撞一天钟。整个社会效率低下，人们处于共同贫穷之中。其实不仅仅是计划经济，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实行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都会有同样的结果。美国著名的宝丽莱公司以生产一次成像的照相机而辉煌了几十年，但却在进入21世纪时破产了。它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实行齐宣王一样的大锅饭分配方式。该公司的销售人员实行固定工资，而不是其他公司通常所采用的按销售额提成。这样销售人员中必然就会出现南郭处士。时间一长，不愿当南郭处士者走了，留下的都是南郭先生，在一次成像的照相机遇到其他替代品竞争时，没有销售人员的努力，自然会失去市场，最后破产。

要使南郭处士这样的懒人变得勤劳，靠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制度的改变。当齐湣王改变了制度，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吹竽时，南郭处士只有两条路，或者努力学吹竽，或者被淘汰。南郭处士没有吹竽的天才，只好逃之夭夭。淘汰了南郭处士这样的人，就激励了其他人，效率必定提高。其实人的懒惰或勤奋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引导的结果。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可以把勤劳者变为懒人，一种有效率的激励制度也可以把懒人变为勤劳者。一位美国记者20世纪50年代到韩国时发现韩国人很懒，他对韩国感到失望。但当他80年代又到韩国时，韩国人的勤劳却感动了他。韩国人的本性并没变，使他们由懒惰变勤奋的不是思想觉悟的提高，而是制度变了。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另一句话，好的制度使坏人也会做好事—懒惰的南郭处士不得不勤劳，否则就被淘汰了。如果当时齐国都采用宣王那样的方法，南郭处士就不得不学点其他技能了。

哲学家经常爱讨论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讨论毫无意义。“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人性中有恶的一面，如利己、贪婪等，也有善的一面，如同情心、奉献等。而且，人性的善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行为。引导人的行为的是制度。制度规范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对制度的一种反应。这就是说，制度给人以激励，人的行为是对这种制度的反应。用道德说教去改变人性是无用的，要用制度去引导人性。在合理的制度之下，恶的人性也会产生好的行为；在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善的人性也会产生坏的行为。市场经济制度把人利己的本性引导向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独裁制度下善良的明君也会危害社会。产生南郭处士的不是南郭本人的人性如何，而是齐宣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使南郭处士逃跑的也不是他良心发现，而是齐湣王改变了制度。

在设计制度时不是假设人性好，而是假设人性坏。在这种假设前提下设计的制度才能使善的人性充分发挥，恶的人性得到制约。齐宣王的错误在于假设每个吹竽者都同样会吹竽而勤奋。齐湣王的正确在于假设每个吹竽者的技能不同，勤奋程度不同。假设每个吹竽者技能都差、都懒，一个个地吹，他们就不敢不努力了。制度不同，结果完全不同。

在滥竽充数这个故事中，该指责的不是南郭处士，而是齐宣王。过错不在南郭处士滥竽充数，而在齐宣王的制度引起了滥竽充数。明白这一点，滥竽充数这个故事就有了更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