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是在20世纪才产生的，把博弈论运用于分析经济行为更是近五十年的事，不过博弈的思想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拉·封丹寓言中有一则《两只母山羊》，其实就是现代经济学中常用的“斗鸡博弈”。

两只母山羊吃饱喝足去散步，分别走到一条河的两边，河上只有一座一只羊能通过的独木桥。两只母山羊分别走上桥的一端，神气十足地朝桥中央走，谁也不肯让一步。因为它们都有荣耀的家族。一只远祖举世无双，是“独眼巨神赠给海女神的礼物吉祥”，另一只“祖宗则是神羊，曾是主神朱庇特奶娘”。两只羊都不肯退让，落得个同样下场，双双坠河身亡。作者的感叹是：发迹之路花明柳暗，此类故事司空见惯。

拉·封丹大概没想到，三百多年后经济学家把他这个寓言演变为斗鸡博弈。只要把母山羊换为鸡，就是斗鸡博弈的故事了。不过有一点拉·封丹说得很对，那就是此类故事在今天仍然“司空见惯”。

当两个企业打价格战或广告战、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时，它们就都成了愚蠢的母山羊或斗鸡。

现代人当然比拉·封丹高明，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为斗鸡博弈设计了不同的解决方法，使这种博弈尽管得不到最优结果，也有次优结果。

这两只母山羊的博弈可能有四种结果：两者都退让；两者都不退让，结果两败俱伤；一方退让，另一方前进；或者一方前进，另一方退让。在这四种结果中，第二种结果—两者都不退让是最坏的，这就是寓言中两只母山羊的结局。命都没了，争一口气有什么用呢？博弈要避免这种结果。其他结果可以说都是次优的，最终会出现什么结果取决于具体条件。

如果一方优于另一方，比如一只母山羊出身更高贵或者力量更大，或者一个企业比另一个企业实力更强，或一国比另一国更发达，那么，结果只能是弱的一方退让，强的一方前进。强的一方既有面子（没退让），又有成就（过河了）。弱的一方失了面子（退让），没有成就（没过河），但保住了命，总比落水而亡强。因此，这种结果对强者是最优的，对弱者也是次优的。弱的一方在这种博弈中选择退让仍然不失为明智之举。对抗到底，强的一方仍会胜利，弱的一方灭亡，远不如弱者退让。

但在现实中更常见的却是双方实力相当不分仲伯。这时要避免的是双方对抗到底、一同灭亡这一最坏结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有外力促使双方让步，另一种是双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如果有一种外在的力量使双方都让步，这是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法。就两只母山羊而言，是天神出现，命令它们退让。就两个企业而言，则是有某种制度制约。当年美国的两家烟草公司英里斯公司和骆驼公司打广告战。一家公司做广告扩大市场份额，另一家也必然做。这两家公司为了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对对方增加广告的反应也是增加自己的广告支出。结果在市场份额不变的情况下，广告支出都不断增加，双方都受害，但没有一家会主动减少广告。当国会通过禁止香烟做广告的法律后，两家广告支出都节省了，但市场份额仍没变。可见在力量相等的双方进行对抗时，是需要一种强大的外力干预的。

如果外力不存在或不够强大，如联合国的力量不足以制止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双方也会认识到对抗双亡的结果，从而进行谈判。谈判会在以下两种方法中找出一个次优的解决方案：一是一方退让，另一方给以补偿，比如在苏美限制军备的谈判中，美国用给苏联援助的方式来实现苏联首先限制军备，然后美国也限制。两个企业之间也可以一个让步，另一个在其他方面得到好处。二是双方都让步，停止会使双方灭亡的竞争。企业之间的价格战之所以并没有导致两个企业都亏损，或者说从长期来看，任何一次价格战都不会引起零价格，正是双方都让步的结果。现实中，像母山羊那样的结局并不多，因为谁都知道那是最坏的结果，并努力避免。其实往往是双方都有退让之心，无非是如何寻找一个不太丢面子的解决方法而已。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矛盾体，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往往也是矛盾的。在独木桥只能过一只母山羊时，另一只母山羊就会受损失。这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性。但如果各方都坚持对抗性，互不让步，最后也就只能是各个利益集团都同时灭亡。封建社会中地主与农民的对抗引发了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对哪一个集团都是灾难（获利的只有极少数起义领袖）。因此，一个社会的生存之道在于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与让步。政府或议会的作用正在于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最低目标是避免共同灭亡，最高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推而广之，不同企业、不同国家，也都是这种情况。

拉·封丹“两只母山羊”的结局是同亡，博弈正是要在这种结局出现之前找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次优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最优是没有的，我们应该满足于次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