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杰
内容提要：《面对历史的苍茫》是王充闾散文创作中的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它既表现出对其以往的创作的超越，同时也预示了未来语境的转换。
我读王充闾还算得上早。从《柳荫絮语》到《人才诗话》《清风白水》《王充闾散文随笔选集》，乃至那部古体诗词集《鸿爪春泥》，都曾陆续进入我的阅读范围。一部《春宽梦窄》，使他的创作走上了峰巅，那浩大的气魄，驰骋的才情，深刻的哲思，悲悯的情怀，都不由得使我感到王充闾是真正成功了，而他日后的散文创作大概很难跨过这个高度。乃至当我从他独有的语境来推测他日后的散文的发展时，心头竟感到有些迷惘。
三年后，我见到了他的散文新著《面对历史的苍茫》（以下简称《苍茫》）。
读罢《苍茫》是一个春日的黄昏。太阳还没有落，暮色已渐渐围上来，我望着天地间这凝重静穆的景色，心中竟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原因固然缘于作品本身，是作品产生的阅读效应。这一表述的含义并非指通常所说的文本使读者感到沉重、压抑，而是面对成熟我觉得最明智的选择乃是无言。然而搞评论的人似乎天生就是一个聒噪的角色，于是，我和主张不立文字的禅师们一样，终于又写下了这样一篇文字。
一
《苍茫》是成功的，其成功的程度甚至让人在思考到它的必然性之前先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惊异。如果说《春宽梦窄》放射的是青春的绚丽的辉光，《苍茫》则展示出成熟的魅力。因此，若从王充闾个人的创作过程史来看，它无疑是对过去的超越和发展。
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超越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中可见出主体审美需求的变化。王充闾是带着一身清纯进入文坛的。他1935 年生于闾山脚下一户农民家庭，4 岁初识“之无”，6 岁进入私塾，于工作岗位读完大学后，又做新闻记者和副刊编辑工作，他的散文创作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初涉文坛的王充闾带了一股单纯和热情。他写自然，也写社会生活，但这些都归结于对时代的礼赞和歌颂，虽然不乏清新明丽，却也流于单薄浅显。这种情形很快被作家意识到了。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他开始下大力气研读马克思的哲学著作、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美学，以期从哲学高度认识世界，感悟人生。他的80 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也确实较前明显丰厚。我以为，这是《春宽梦窄》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若是用挑剔一些的眼光看，便不难发现，这些已得到文坛充分肯定的作品似乎还缺乏一种东西——一种对生命固有的悲剧感的展示，或曰，在思想和文化的绚烂背后还缺乏史的悲怆和深沉，这使得他的作品的内涵仍然显得有点儿“单”。而在《苍茫》中，我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沉和厚重。我激动、沉默，生命的悲怆和负重感使我体验到了诗与史的力量。
王充闾是以重温和反思的方式走进历史的，导致他进入历史的直接原因是近年的几次出行。1993—1997 年，他先后访问了河南、安徽、云南、黑龙江以及山西等地。耳闻目睹，加之对有关史籍的研读后，发而为文，于是便有了《苍茫》中的主要篇章。熟悉王充闾的人都知道，他以前的散文包括《春宽梦窄》多是以游记方式写成的。在自然景观中融入时代精神和人文思想，是他的艺术思维的基本特征。因而，作品所凸显的是一种文化情境。而在《苍茫》中，历史是主体审美观照的重心。对历史的重温与思考构成了文集的基本主题。在这里，自然风物、人文景观与历史是叠合在同一层面上的，而诗词、轶闻、佳话则是引发作家的激情与联想的珠子，经由一根心思的贯穿，衔接古今，沟通内外，使主体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进入苍茫的历史深处，于是，尘封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便在古今相接的一瞬间汩汩而出。洋洋五六千字的代序“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说的就是王充闾的创作心态、情感特征和他把握人文、历史与自然的艺术方式。
《青山魂梦》是对诗仙李白的沧桑人生的观照。它是文集的第一篇，也是至为重要的一篇。在王充闾眼中，李白既是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形态，一个死了1200 多年的诗人，同时更是一个文化历史现象，一个伟大的存在，一个生命与自然化在了一起的永恒。于是，面对李白晚年活动的当涂、宣城、秋浦、泾县一带的自然山水和历史遗址，作家不禁百感丛生，诗仙的诗词佳句及其有关轶闻史话也纷涌而来，乃至神游古今，与这一古代精魂做了一番倾心的交谈。王充闾从政治抱负与政治才能的矛盾，从政要求与个性特色的冲突，现时情形与不明于知己知时，文坛的万古留名与仕途的落拓穷愁等几个方面，解读了李白的悲剧人生。一个伟大的灵魂，就这样带着历史固有的纵深感、文化的凝重感与生命的沧桑感伫立在了“青山”
这块现实的土地上。作品融诗、史、哲、文于一体，其深刻与全面，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文学界，均为罕见。《陈桥崖海须臾事》《存在与虚无》《狮山史影》三篇分别通过有宋一代的兴衰史，魏晋时代的历史变迁及明初三代君王的行藏史迹与传说，表明了存在与虚无、永恒与瞬间、必然与偶然、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关系。繁华富贵转瞬化为废墟泥土，威威赫赫倏忽无声无息。作家谈成说败，谈兴论亡，似乎不经意间便道出了一分历史的沉重。
就连那篇叙述陆、唐之爱的《爱的悲歌》，也饱含着世事的变迁与人世的沧桑。“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而今沈园柳树、墙上墨痕焉在？便是诗翁自己，也化作泥土了。“濠濮间想”一组中的几篇谈到了艺术、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天涯寻觅”一组以轻松之笔写人间情事，均不乏深沉与厚重，而人生之沧桑感仍以“青山魂梦”一组为重。面对历史时空的无情与这种无情予人的无奈，王充闾立足于现代的高度，以哲人的眼光，解读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做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历史的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销蚀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了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引发一种宇宙的悲剧性与无常感。”（《面对历史的苍茫·代序》）于是，个体生命便在对历史的嬗替、流转、变迁的体悟中，产生了对有限的存在的无限超越感。
叔本华曾经这样说过：“我很希望有人来写一部悲剧性的文学史，他要在其中叙述：世界上许多国家，无不以其大文豪及大艺术家为荣，但在他们生前，却遭到虐待；他要在其中描写，在一切时代和所有国家中，真和善常对着邪和恶作无穷的斗争；他要描写：在任何艺术中，人类的大导师们几乎全部遭灾殉难；他要描写，除少数人外，他们从未被赏识和关心，反而常受压迫，或流离颠沛，或贫寒疾苦，而荣华富贵则为庸碌卑鄙者所享受，他们的情形和创世纪中的以扫相似。”王充闾没有去写人生这类具体的苦难，他甚至无意于对真善与邪恶做道德上的区分，只是着眼于在有限的存在面前人的生命的奋力挣扎，以及最终不可避免地归入虚无。于是《苍茫》揭示了与价值和意义相对的生命和人生的另外的一面，一种悲剧性的存在。“悲剧是最高形式的艺术”（朱光潜语），它以自身独有的力量，唤起人对宇宙人生最深刻的感受，《苍茫》予人的悲怆感，正缘于此。
二
由美的追寻到史的探索，喻示了作家理性的强化。
凡是接触过王充闾及其创作者，几乎无不对其极强的理性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太冷静，太透彻，乃至散文作家常有的直抒胸臆，都被他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来了。这一感觉固然不错，然而我们若是把理性由心理学范畴置于哲学范畴，便会发现事情其实并不这么简单。循着作家的足迹回溯，当不难发现这一点。王充闾是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进入文坛的，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受到了特定时代的影响。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个人参与革命的一种方式。对作家的社会主义立场的庸俗理解，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片面强调，使作家除了“歌颂”别无选择。因此，王充闾早期散文表现为一种人们非常熟悉的文学模式便是十分自然的了。这种模式的显著特点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认知和表现历史及现实，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代替个人体验和个人话语，因此，事物本身固有的真实和复杂便在一种模式的规范下消失殆尽。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4 年前后，作品多辑于《柳荫絮语》。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作家当时投注的满腔热情，正如他在《柳荫絮语》后记中所说：“无论是状时代之洪波，写人情之欣戚，究世事之得失，发物理之精微，都是意之所适，情之所钟，从心泉中自然涌流出来的。”然而，对虚假的热情和真诚，正说明主体理性的缺失。所以，从王充闾早期散文里，我们常读出对自我的规避，对生命的扭曲，对情感的矫饰。
现在看来，那一时期的创作未尝没给作家留下痛苦，因为任何虚伪都不能恒久。而当作家一旦发现了这种真诚的虚假后，必然产生灵魂深处的震颤，进而在否弃中开始新的探求。我想，这当是80 年代中期以后王充闾散文发生明显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一变化是以王充闾对西方哲学和美学的投入为起始的。哲学的基本意义是给人智慧，使人明智，西方哲学和美学也确实使王充闾在认识世界、感悟人生上有了大的飞跃。这一时期王充闾笔下的审美客体包罗万象，活跃的文化氛围和勃发的创作激情使他持续地醉心于对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做美的观照，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此一时期的表现中心。这种由对时代、社会的歌颂到对人生、文化的审美需求的转化，不能说不是主体理性强化的结果。但是，此一时期王氏的思维显然带有知性分析思维方式的特点。在这种思维方式主宰下，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被高扬到了不恰当的程度，因此，这一时期王充闾散文的一个主要命题便是顽强的追求便可实现一切理想。文中的自然风物和人文景观几乎无不洋溢着勃发的生机和活力、绚烂多彩和阳刚之气。尽管他也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走近，却并不占有”，“美好的境界就在过程本身”的说法，但其根底正在于为追求保留一份余地。这里显然有以想象代替实际，以激情代替理智的成分。所以，我们从他这一时期的散文里常常可以感觉到人与自然景物间的隔离。其实，正如印象派画家莫奈所说，真实的东西都和“瞬间”“特定时空”有关。而瞬间和特定时空是什么？是有限。当然，王氏并没有让他的激情走得过远。面对“春宽梦窄”的现实，他还是承认了人的有限。他在《春宽梦窄》题记中这样说：“‘春宽梦窄’原是一句宋词，现在把它摘取来作为书名，意在说明大千世界和人生旅程是丰富多彩的，是无限的；而作为现实与有限的存在物，人的想象能力、认知能力、表现能力，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则是有限的。因为人的思维都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不能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这是作家理性作用的结果。这一表述对于王充闾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他此后的创作中的变化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里。不过，若是说句带些揣测色彩的话，我觉得王充闾在说这番话时有些悲哀，有些无奈。真正表现出作家足够的理性的还是《苍茫》。
体验并承认“春宽梦窄”之后的王充闾会走向哪里？这是我在读过《春宽梦窄》之后一个时期内集中思考的问题。我曾想过他会不会也归入宗教，因为在思维的混沌之处，在命运的迷茫之点，人往往祈灵于神的救助，何况他以前的作品中已流露出一些消沉意绪。然而，一部《苍茫》使我大出意料：王充闾走向了历史。
历史是什么？是自然和社会的昨天和前天，是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
作家对确凿无疑的史实的认定，宣告了与一切虚幻的终极实体的绝缘。因此，投入历史本身，就显示了理性的力量。面对历史，王充闾不再局限于触景生情，对客体作美的感悟；也不再迷醉于生命自身，追寻无尽的青春活力，而是在事物的关系中去分析、肯定、批判、叩问，于是，历史便在理性的冷峻的审视下现出了真实面目。《土囊吟》揭示的是历史的教训。
在叙述了宋朝徽钦二帝的惨痛遭遇、金代海陵王的重蹈覆辙之后，作家借唐人《阿房宫赋》中的话语，沉痛地说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可谓深透警辟。《文明的征服》所阐发的是历史的规律。作家写罢金人接受汉文明而又在接受过程中丧失了一些自身固有的优势后，慨然叹道：“呜呼，遐方禹域，依旧是天淡云闲，铁马金戈，都付与荒烟蔓草。谁是最后的征服者？不是拿破仑，不是亚历山大，也不是完颜三兄弟，而是文明。”这样的表述是极深刻的。试想朝代变迁，新旧递嬗，几曾脱离这一道理？非有至深的理性，绝难道得出来。对历史的形而上层面的思考甚至使他于不知不觉间淡化了形象思维的特质，而釆用了分析归纳的方法，于是，作品于记人叙事之中，又深存着一层理论色彩，纵横着逻辑思维的轨迹。一篇《青山魂梦》，围绕着一个伟大的文化存在，从一般与特殊、主观与客观等多方面，全面地辩证地分析了李白的人生，读来令人心折。《文明的征服》通篇以史实、理论为文，以平实深刻见长，无异于一史论也。就连那篇极易使人生慨的《狮山史影》，也皆是作家理智的叙述。理性是建基于感性之上的思维活动，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和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正是由于理性的作用，历史才在创作主体的选择、判断、结构、想象中显得格外深邃和厚重。其至真至深处则是存在后的虚无。纵观一组“青山魂梦”，可以说空幻虚无是王充闾笔下的历史的根本含义。他在《陈桥崖海须臾事》中说：“前人何希齐有这样的两句诗：‘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它把我引到了开封附近的陈桥驿。漫步古镇街头，想到诗中说的，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到末帝赵昺在崖州沉海自尽，宣告宋朝灭亡，300 多年不过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看看大千世界，依旧是天淡云闲，仿佛古今都是一样，不禁感慨系之。”在《存在与虚无》中，面对皇家累累荒冢又写道：“无论是胜利的、失败的，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被杀的，为敌为友、是亲是仇，最后统统都在这里碰头了。像元人散曲中讲的，‘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虚无有时是主体对客体的虚假的把握，是客体呈现给主体的一种假象。但是，相对于时空的无限与永恒来说，历史的某一特定的时空无疑会以其瞬间有限的“曾经存在”给人以虚无感。
面对历史的苍茫，王充闾广征博思，综观宏论，他对虚无的把握让你觉得没有一点儿回旋余地，却又绝不使你迷陷其中，而是面对虚无，依然平和、冷静，且又每每生出一份乐观，一份愉悦，一份豁达，一份幽默，一份俏皮。
虚无原本就是切切实实的存在，而一切存在也终将化为虚无。存在是相对的，空无是绝对的，于是，作家面对“春宽梦窄”而生的感伤和无奈消失了，他把“神”安放到了作品的深处，安放到了一个智者的心里。这就是理性，是理性对真实的牢牢把握。面对历史的苍茫，他甚至远远置身其外，只是对历史作审美意识的同化。这样，作家便经由理性的力量，实现了对此岸人生的超越。
三
然而，我们若因此而以为《苍茫》缺乏一己的情感色彩和生命体验，是不确切的。或者说，这样的看法有些表面化，有些简单。这种判断常常和我们对王充闾以往的创作的印象有关。
王充闾散文中到底有无个体生命情感体验？这是每个阅读王充闾的人都不能回避却又至今缺乏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睿智的人说他把一己的情感体验隐藏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之后了，为过重的文化负荷和历史理性压倒了，其实本质上还是否定了其一己情感体验的存在。这样的看法不无道理，然而，我们若是把这个问题还原到作品深处，从历史的角度作一纵向透视，便会发现问题还不能一概而论。当作家的创作处在为祖国而歌，为时代而歌的阶段的时候，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时代社会、群体、责任是完全将自我替代了，一己的情感便是时代的情感，一己的生命体验便是对时代和社会的体验。因此，严格说来，此时王充闾散文中没有一己生命的情感体验，尽管当时作家本身并不乏创作的热情和真诚。当作家的笔触由歌颂转向审美之后，再说其作品中没有一己生命情感体验便不合适了。他感悟自然，赞叹造化，实际上也是在感悟、体味生命、人生。只是这种情感体验仍有寓情于景的倾向，且具有一定的群体性、单向性和表现性，因而往往显得抽象、浅显、浮泛。而至《苍茫》，情形则有了大的变化，即以其主体部分《青山魂梦》一辑而论。若是从表面去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苍茫》中几乎没有作家的个体生命情感体验的表现。这里只有历史，有朝代更替、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经历了长期的求索和折磨的作家似乎有些疲惫，有些淡漠，有些看破，而再无意于做内心情感的表露，只是立于历史之外，对其做冷静的打量，平和的叙述。于是，历史便以其亘古长存的实在性，占据了《苍茫》的整个艺术空间。然而，纯粹的文化历史静观似乎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因为无论如何的超然冷静，也难以掩盖住另外一些东西。当然，首先你必须具备一颗善感的心灵和良好的悟性。《青山魂梦》中的李白不仅是一个文化历史存在，更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生命。文中对其不适于从政而合于为文的性格的把握，体现出惊人的准确和深刻。作为一个与今人相隔1200 多年的文化精魂，无论是其入京时的欢欣，蹉跌时的郁悒，还是借诗言情时的愤懑，弥留时的悲怆，都一一得到了历史的还原。其真实的程度绝非靠艺术的表现手段所能达到。文中描写李白的孤独时有这样一段绝妙的文字：“他通常只跟自己的内心情感对话，这种收视反听的心理活动，使他与社会现实日益隔绝起来；加上他喜好大言高调，经常发表背俗违时的见解，难免招致一些人的白眼和非议……这更加剧了他对社会的反感和对人际关系的失望，使他感到无边的怅惘与孤独。‘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寥寥20 个字，把他在宣城的孤凄心境绝妙地刻画出来。
大约同时期的作品《月下独酌》，对孤寂情怀的反映尤为深刻……孤独，到了邀月亮和影子来共饮，其程度之深不言可见。”这是诗仙心境的写照，也是古今两颗心灵的默契。若是没有对孤独的切身体验，如何能够摹写得出？《土囊吟》中关于苦难的阐述，也堪称精彩：“其实，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缺乏悲剧体验的人，其意识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换句话说，他们与客观世界处于一种素朴的原始的统一状态，既不可能了解客观世界，也不可能认识自己。”这是理性的认识，更是亲历苦难之后的生命所特有的体验。在叙写爱情、亲情、病痛的散文《爱的悲歌》《母亲的心思》《疗疴心史》等几篇中，情更浓，意更切，一句“从此已经和母亲人天永隔，再见面只能在魂梦中了”，何其真挚，何其感人，简寥中极具伤痛之情，读来甚至催人泪下。即便抛开这些具体的篇章语段而不论，在全书总体上的世事人生的沧桑中，在兴衰成败的虚无中，以及作家谈古论今的平和中，你难道感受不到他那至真至切的悲喜哀乐？这种情感体验已不同于以往，是一己的，又是人类的，是抑郁的，又是至深的，是源自对世事人生深层体悟后的哀乐。“哀乐过人，不同流俗”（宗白华语），是以作家有意将一己之情感体验融入宇宙人生，与宇宙人生作同一生命的律动。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作家一己的情感体验借助对历史文化的叙述做了转换。历史的悲哀即是作家一己的悲哀，历史的欢快即是作家一己的欢快。
这样，我们不妨将其称为“隐性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及其表达方式本身是深沉的，也是压抑的。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作家性格因素，不如说是由于作家自身特定的文化的、职务的、创作的因素所致。我们知道，王充闾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举凡左史庄骚、汉魏文章、唐宋诗词、明清杂俎，几乎为他熟烂于胸。因此，古人所身体力行的“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就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王充闾的创作观念和实践了。而且，这种传统的“言志”“载道”观，又恰恰颇适合于一个从政的作家的创作，这样，文化的职务的双重因素，就形成了其“隐性情感体验”的决定性因素。
而他的散文创作如果不是起始于那样一种“文学模式”，情形或许还会不同。因为任何有着创作体会的作家都知道，起始阶段的实践对于一个作家日后的发展是多么重要。有趣的是三个方面的因素在王充闾身上竟是如此的和谐一致，乃至从表面看来，无论是早期个体情感体验的替代，还是近期个体情感体验的转换，都见不出作家有多大的痛苦。长期的修养使他面对自然和历史更习惯于做形而上层面的思考，于是，在宇宙人生的深处，他体验到了无限、大美、至悲，而对一己的情思乃至形而下的衣食住行之类，则显得不那么有兴趣了。这种情形导致了他的散文的独特性，显示了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形成了与当代主流散文观念和实践的疏离。散文的特点是什么？众说不一。但真实地抒写作家个体情怀则是从未为人所否认的。郁达夫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是带些自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是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这一自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年）这说的是现代散文，其实当代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只能说更加个人化。浓郁的个体生命情感体验当然更容易使读者产生艺术感知，经由审美判断而进入接受的最佳境地，从这一点上说，王充闾散文不是大众的，它与大众的审美接受有着距离。它对读者的文化修养要求更高，对读者的审美能力要求更强。这，也许是学者散文的共性吧。
而从王充闾近年愈发引起文坛的瞩目看，他的散文倒也并不寂寞。
当然，我们也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作家回归到散文的直接表现自我，情形会是怎样的呢？而且，这种设想有无变成现实的可能？那么，我们不妨看一看《苍茫》话语方式上的特点。
四
对历史的反思，形成了《苍茫》特定的语言氛围一一回忆。这种整体的回忆性，是他以前的作品中所从未有过的。回忆是人所特有的心理机制，是经由心灵架设的现实与过去之间的一道桥梁。在老年阶段进入回忆，几乎是人的天性。当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回忆又总是伴随着一种文体样式而存在，在王充闾的笔下，就是“文史结合”。他在《苍茫》代序中这样说：文学与史学“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上，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文学的青春的笑靥，可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和美感，带来想象力与激情；而史眼、哲思的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又能使文学倩女变得深沉、凝重，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心灵的撞击力，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感到生命的沉重。”这段话，可见出王充闾对“文史结合”这一文体的自觉的欣赏与追求。其实，文学也好，历史也罢，在“回忆”这一语境中都是借助“人类的记忆”这一共同特点存在的，记忆是王充闾给定文学与历史的具有个体认知色彩的定义。所谓“沧海惯经，风霜历尽，百般磨折过去，世事从头数来”，正是一位智者在黄昏的景色里叙说世事人生。
回忆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心境。它常常与墙边晒暖、树下纳凉相联系，因而也就难免带有一种闲聊的意味。《苍茫》的话语方式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闲谈”，它重性灵，重率真，重闲适，是兴之所至，是随心所欲。“与二三知己开怀畅叙，无忧无虑地披露心迹、个性，把襟怀、气质、追求、取向赤裸裸地交出去，毕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走向大自然》中的这段话是王充闾对“闲谈”方式的最典型的感受和阐释。他在《下午茶》中就经营了这样一种闲谈的氛围：时逢炎炎夏日，午梦初回，趁节假之暇，邀二三知己，或凉亭小憩，或雅座消闲，一壶沸水，数盏新茗，在紧张、喧嚣、变动、浮躁的现代生活的间隙，寻得一方恬静的憩园和几丝温馨的抚慰。此刻，澄心静虑，意兴悠然，伴着袅袅茶烟，畅叙着万般情事，在粗犷里品尝细致，在浮荡中享受宁静，在刹那间体会恒久。确实是，暂得半日消闲，可抵十年尘梦。
其悠闲淡雅，可见出明清散文的影响。可惜，这样的“闲谈”，在《苍茫》中并不多见，只在《车上文化》《下午茶》《疗疴心史》几篇中可以觅得。
虽不算多，却是对人生的悠闲一面的转移，其结果正和王氏一贯的拼搏求索相映成趣。因为“悠闲也是人生的一面，其必要正和不悠闲一样”，（朱自清语）以我之见，王充闾若是回归自我，“闲谈”很可能是他首选的方式。
然而，王充闾首先是个思想者。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群体、社会、价值、责任等等重大主题。而当他的视角逐渐由外向内，由现实问题转向终极关怀时，他不可避免地看到了人生那荒谬的一隅。“数千年来，人类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不过是为了摆脱自我的局限，走出自己立足的那个有限的时空交叉点。”王充闾在《代序》中这样说。
而结局又怎样呢？不过是空幻、虚无。于是，求索者的心灵几乎无一避免地陷入孤独，表现这种孤独的是“独语”方式。它不是王充闾的创造，而是对文学话语的继承。独语是孤独者必然选择的一种话语方式，是孤独的心灵的本能。它没有倾听的对象，是心灵自己在诉说，自己在倾听。因而，独语又常常与缅怀有着内在的联系，体现的是寂寥和沉重。《青山魂梦》中的李白是个独语者，他那“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句，是典型的独语；“1000 多年前，李白慨叹汉代的梁园转瞬成灰……于今，不要说梁园、万岁山，连那滔滔滚滚的汴水也已荡然无存”也是独语，是面对存在与虚无的自我言说。尽管王充闾每到一地都不乏喧嚣与热闹，然而你在他的散文中却很少发现同游者的足迹。他只是独自漫游于自然山水之中，踯躅于历史废墟之上，于静默的思考中，与心灵做无声的交谈。从这一点看，他醉心于文史的交融，实在是别有深意。
因为独语永远也离不开冥想，而文学与历史却以其心灵的记忆性为独语者提供了独语的环境。独语是孤独痛苦的，但又是最深刻最自由的，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走进王充闾孤独的内心，但是我们可以感受他的独语的魅力。
不过，在理性极强的王充闾笔下，独语又不只是孤独的心灵的自我言说，而主要体现为一种“叙述”。它不在乎倾听者的有无，只是要说出一种客观真实。因而，既不同于“闲谈”的率真闲适，也不同于心灵独语的孤独奇崛，而是更倾向于平实、冲淡、理智。其审美价值主要在于“真”——一种经由心灵的烛照而显示出的客体对象的真。比如《走向大自然》中的一段话：“无论如何，山水万物与我们同在。诗人何为？诗人使人达到诗意的存在。似乎读懂了庄子，也读懂了海德格尔。又似乎与荷尔德林长谈，吟着他的诗。”这说的是诗意的居住。是自言自语，却又何曾有孤独寂寞？
《狮山史影》中的那句结语：“我总觉得，西哲的那句名言：‘历史，就是耐心等待被虐待者获救的福音。’确是有些道理。”也只在揭示一个哲理。这种举例纯属多余，因为一部《苍茫》无论是状自然之景，还是写世事变迁，所用多为这种平和的叙述性独语。此时，作家已不仅是在痛苦中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而是置身自然之中，“与天地精神往来”。（《代序》）它奠基于作家的思想、学养和情趣。余光中谈及学者散文时所说的“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孙犁谈及散文时所说的散文“不需要过多的情感，靠理智就可以写成”的深层含义，都可在独语的叙述性中见出。
虽饱经沧桑而无悲感，虽阅尽世相却仍平和，只是在冷静的观照中去选择、判断、结构历史，这大概就是叙述性独语所独有的魅力吧？
其实，闲谈也好，独语也罢，都不只是艺术形式问题，而是主体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因此，既深怀孤寂又追求恬淡超脱的王充闾短期内显然不会以一种话语形式为归属，只是他的独语的叙述性，几篇作品取材的日常化趋势，他对“闲谈”的津津乐道，都说明他老年的创作很有可能趋于闲适性灵。
在《春宽梦窄》中的《三道茶》中，王充闾借对“三道茶”的品味说过一段很有意味的话：“它也宜于老年。沧海惯经，风霜历尽，百般磨折过去，世事从头数来，绚烂归于冲淡，浮躁化为澄静。”其实这种老年的成熟境界在《春宽梦窄》中尚未得到整体体现，倒是对《苍茫》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王充闾是走过60 余年了，从初识“之无”
到现在的著名作家，他一直在知识、创作、人生的旅途中艰难跋涉，苦苦求索。他经历过了现实和内心的诸般磨难。如果说《苍茫》以前的作品的主旨在于追求、寻找，那么，《苍茫》则喻示了作家创作上的转变。它是寻找后的答案、磨折后的收获、勘破后的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