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中山

内容提要：对古典美学的迷恋与寻索，使王充闾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了思想者与诗人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这种冲突与协调既表现为儒道思想在他身上的对立和互补，又表现为对东方传统的回归与对西方现代思想的拥抱的对立与统一。

王充闾的散文写作，无疑是今日文坛上独立运行的一个奇迹。在这个名家辈出、佳作纷呈的散文艺术新格局中，其创作自标高格、独树风仪，因而郭风、冯牧、谢冕、徐中玉、蓝棣之、张毓茂、雷达等著名散文评论家纷纷撰文，予以高度的评价。对于王充闾这样意理融会、厚积薄发的美文，你从中任意抽出一个话题，都能写成一篇颇具规模的论文，而任何一种概括和分析，又都难以涵盖其全貌，这给我们研究和把握王充闾的散文创作增加了难度。本文只就王充闾散文中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所透露出来的文化精神作一探寻。

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一直保留了传统文化影响的基因，人们将其称之为东方文化精神。其中包括了儒家、道家和佛教三家的思想，尽管他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儒家兼济的思想，把人引向现实，体现为一种积极入世、充满忧患意识的儒者情怀。佛家和道家的出世信念，则使人退回到内心或将人引向自然，体现为或掲示内在心灵对尘世之外的自然的神秘感悟，或寄兴山水，追慕外在自然之美。这种东方文化精神在王充闾的散文中是显见的。儒家的济世情怀，表征为他的作品中的浓郁的道德感、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恰如冯牧先生所评论的那样：“使我迷透过字里行间感到了一种深沉的历史自豪感和忧患感，听到了一个心地纯朴的人、一个具有书生本色和诗人襟怀的作者对于祖国大地饱含深情的咏叹和倾诉的声音了。”当然，其作品中氤氲着的浓厚的书卷气、文人气，让人感觉到一点“士”的情调，但它并无“庄”“玄”的避世之意，而是充满了传统式知识分子的进取意识、执着精神和历史使命感。因此，在对祖国山川的歌咏之余，他总是在充满热情的叙述与生动的描写之中，表现他的道德理想，力图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与传统儒学中，寻找一种新的道德秩序。儒家的这神理性精神框架，使他的心胸常常拘执于俗世的境遇之中，因而其想象力常常被束缚在常识的世界里而不能自由地驰骋，这就影响了作者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和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正如人们所评述的那样：“我认为，有时候他的个体生命被过重的文化负荷与历史理性压倒了，压缩了。有时候他看上去缺乏一份对人生的欣赏之情。尽管他也说自甘淡泊，但他很少用置身事外的、欣赏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苦乐。如果他稍稍把文化与理性的因素抑制一点，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就会从压抑中释放出来；如果他对人生（包括他所喜爱的文学创作）稍存一点欣赏玩味的态度，如果他真正放松一些，他就会发现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他的散文创作所发掘到的社会人生的层面，就会更加丰富、深入了。”对此，我是深有同感的。但王充闾的本质是诗人，诗人的真诚及其对自由和诗意人生的追求，使他不可能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或囿于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烦”的境遇而不能自拔，于是作为思想家的王充闾与作为诗人的王充闾出现了冲突。作为一个热情的入世者或此在的关怀者，其生活的意义是应该在此在之中得以解决的，但此在不在，生活的意义不可能在现实境遇中得以彻底解决。儒家思想内部的这种深刻的不协调性使他的追求陷入尴尬境地。从逻辑上讲，这种困境是无法解决的，但儒家适中的情感方式，偏要人往开处想，以求得一种心理的补偿或慰安。于是出世信念和超越之思便随之而来，而道家的出世思想作为一种价值的转换填补了这一空位。这样就出现了两个王充闾，一个是热情的入世者，一个是寻求超越的出世者。这种分裂的痛苦，使他转而在自然之中寻求消解。于是，自然成了王充闾创作中颇具意味的抒情形式，成了他诗意栖居的处所和生命意义敞开的窗口。

王充闾对大自然充满了爱慕之情。在他的笔下，大自然忽而是婀娜多姿、情意绵绵的少女，忽而又是飘飘欲仙、秋波流转的情人，你看：“那淙淙飞瀑，飒飒松风，关关鸟语，唧唧虫鸣，那水中五光十色、迷离扑朔、绚丽多姿的碧波，山上宛如娇羞不语、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笑眉的杜鹃花萼，那隐现在水雾氤鱼瀑面上，酷似七彩神龙，夭矫天半的虹彩，那原始森林中绿茵茵、暄蓬蓬，绒毛地毯般的地衣和悬在枝头的一丝丝、一缕缕，随风飘荡，如新娘头上轻柔的婚纱的长松萝，那五角枫、高山栎、黄栌木、青榨槭的如霞似火，燃遍天际的醉叶，那充盈着质朴的美、粗犷的美、宁静的美的梦之谷、画之廊，都在人类感情的琴弦上奏起美妙的和声，不期而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清风白水》）这种对自然的爱慕“真像裸体的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生发出一种重保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笼，返回精神家园，与壮美清新的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建（《清风白水》）。

王充闾笔下的自然，不仅是人化了的自然，同时也是可以唤起他生命理想和文化情调的自然，是作者的心灵将自然提升后所达到的一种境界，是他对自然的精神征服，是形象化了的象征世界。他在《祁连雪》中说：“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恋人、挚友般的亲切。千里长行，依依相伴，神之所游，意之所注，无往而不是灵山圣雪，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一种相通相化相亲相契的温情，使造化与心源合一，客观的自然景物与主观的生命情调交融互渗，一切形象都化作了象征世界。”这个形象化的象征世界，构成了他心灵自由驰骋的文化时空。因此，自然在王充闾笔下是颇具意味的：“三峡，这部上接苍冥、下临江底，近四百里长的硕大无朋的典籍，是异常古老的。早在语言文字出现之前，不，应该说早在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之际，它就已经摊开在这里了。它的每一叠岩，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镂刻着岁月的屐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和眼泪。……作为现实与有限的存在物，人们徜徉其间，一种对山川形胜的原始恋情与源远流长的历史激动，会不期而然地被呼唤出来。”但作者在寄情山水，追求文化与历史的同时，更深层的原因是要透破时空和理性的束缚，在自然中培养自己开放的心灵。从而超越此在世界的有限性，并在广大的宇宙规模上把握人类的生存，安排人生的活动。

也就是说，他回到自然的目的是给心灵寻找到诗意栖居的处所。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给自己的心灵留下一块绿洲，以便心灵在这里自由地休憩、徜徉、思索、翱翔。

王充闾居住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里，却不愿与那些熙来攘往、行色匆匆的人群为伍，常常喜欢一个人在自然之中负手闲步，“徜徉于林荫路上，湖畔河边，花木扶疏的庭园曲径，风俗画面一样的僻巷街头。”这样，“可以使心胸获得扩展与超脱，精神上进入一种新的境界，无论是精力高度集中所造成的疲劳，案牍劳形沉积下的闷倦，还是‘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以及无法摆脱的干谒、请托所带来的重重烦恼，都可以借助缓步徐行，抛诸脑后，排遣无疑。”（《安步当车》）在际兹工业化声威无远弗届的今天，在扰攘红尘中居然有这样一块清虚之域，确实应该算是鲁殿灵光了。

可见，自然确实在他陷入此在的“沉沦”时给他带来了安慰，消除了他内心世界中“入世”与“出世”的冲突。但这种冲突不可能彻底解决，它只能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因此，他在自然中，一方面寄寓了那种超然、淡然、淡泊的闲适情趣，同时又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关怀现世，因此，他的“告别尘嚣”是为了回归自然，而回归自然又是为了更好地回到现实。

在王充闾这些醉心描绘大自然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基本命题，就是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大自然孕育了人类，然而人类却忽视和忘却了大自然对人类深厚的恩泽。由于技术理性和科技文明的污染，使得人与自然亲密的关系日渐疏离，并且产生了矛盾冲突。过去的那种人与自然的“相看两不厌”的心情，渐渐失落了，淡薄了，他主动亲近自然，通过艺术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追求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显示了对中国古典美学意境的迷恋与寻索，这种迷恋与寻索使他在回归东方传统的途中与西方现代思想相遇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同物我、超时空与西方现代的主客融合、心理时空牵起了手，他在《清风白水》中说：“自然界有其合法的权利和独立的价值。我们每个生活在地球母亲怀抱中的现代人，都应该对生态环境有一种深沉的眷恋意识和自觉的责任感。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但成为文明人后，便一天天远离自然，掉头不顾了。

在这红尘十丈的喧嚣世界里，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应该去掉那种极为近视、极为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多为人类、多为子孙着想，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这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基，珍惜这新鲜的空气，净洁的水源，明媚的阳光和未经污染的土地。认真汲取西方工业国家先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后再想爱护自然、恢复自然，结果事倍功半、百难偿一的沉痛教训，设法超越人与自然分裂、对立的历史阶段，从现代化进程伊始便早自为计，尽力保护自然生态平衡，莫待那些最珍贵的东西一去不复返时，再来哀叹，悔恨和痛惜。”这与西方的诗人哲学家的思想正相契合，尼采说：“如果你想引导青年人走上教育的正轨，那么就不要破坏他与自然间的天真信赖和亲密无间的关系：森林与绝壁、暴风雨与鹫鹰、花朵蝴蝶、草场和山腰都有自己的语言；他置身于其间就如同置身在无数零零散散的反射与自省之中和多彩的富于变化的现象的旋涡里；这样，他便自然而然地赞成自然界里万物归一的这一形而上学的观念，与此同时以万物的永存与必须镇定自我。但是有多少青年人被允许在成长过程中与自然保持这样亲密无间的关系呢！他们早早就学会了另一条真理：人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征服自然。这便意味着纯真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而动植物的生理学、地质学和无机化学迫使青年人改变初衷。他们所丢弃的还不仅是诗意般的美景。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那种本能的、真实的、独一无二的理解：而作为替代的却是对自然的精明的算计及巧妙的征服。所以，正确的教育是赋予青年人一件无价的礼物，即使他有能力始终忠于而不是违反童年时的思考的本能，以达到平静统一而和谐一体的境界……”

王充闾对自然的这种态度也和海德格尔反对技术理性给人们带来的无家可归的命运，把自然视为未受任何技术污染的精神栖息所相一致。如同海德格尔把对与人类此在疏离已久的大自然的怀念、与古希腊的理想联在一起一样，王充闾把对自然的渴慕同自己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连在一起。

王充闾对自然的这种亲和态度，其意义是深刻的。尤其是在今天，大都市的生活几乎被人自己所生产的各式各样的产品和现代生活的紧张所包围，这种人类自身发明创造的都市生活形态，用人自身的发明、计划和目标来阻挡人与自然的亲近，不能和自然作获益匪浅的对话，只能和自己的产品做无聊的独白，使都市人的人生沦入了“紧张”和“虚假”，于是王充闾的与自然的“真实”的相遇，与自然的整体的美丽的对话的意义便凸现出来，他的诗意的人生理想和对自然的亲近之感不仅使他的生命的意义得以敞开，更给那些停留在疏离、无聊、挫折、恐惧之中的现代人摆脱困境提供了示范。

当然，对传统的迷恋很可能是一种美学冒险，尤其是对道家思想的回归，很可能落入道家的消极厌世、脱离社会的思想之中。王充闾避免了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忘掉现实，即使是回归传统，也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的现代意义的揭示。就是说，回归传统，是为了拥抱现代。所以，他回归自然乃是为多数人、整个时代或整个社会指出一种积极的路向，进而在自然之中悟见人生的真理，增强返回现实的生命力量，并借此充实人生。由此，我们可以说，他回归自然的思想，不仅是道家的，更是儒家的。与其说是道家思想的承袭，毋宁说是儒家思想的一种补充，也可以说是孔子的“吾与点也”的态度的重新提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脱尘世的襟怀和回到自然的风度，大概就是朱子的“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吧。在这里，人生的志趣与大自然融成了一体。当然，子路、冉求、公西华诸人志趣皆在朝廷，尽管孔子深许曾点，却并无逃避人生之意，他对子路诸人的人生志趣都给予了相当的赞许。我想，也许孔子已经意识到了曾点的回到自然的态度是充实人生、提高人生，是做人与从政所不可或缺的学养与精神境界。这大概也是王充闾所追求的吧。

王充闾说：创作是一种诱惑，一种欢愉，一种享受，更是一种责任。

这种自觉的责任感，使他努力将人从此在“烦”的境遇中拯救出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股新的升力，给由于后现代解构思想所造成的泛价值观、泛方向感的生存现状提供了新的一元性，使漂浮不定的生存现实朝着既定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