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勇

王充闾先生的散文，我已关注多年，只是作者本人至今未曾谋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然而，我竟从不觉得先生生疏。除了与先生偶有通信以外，我想主要还是归因于充闾先生文字，他在描摹自己眼中的世界的同时，也清晰地勾画着自身的影像。实际上，没有一部作品不在描绘着“作者形象”。“作者形象”并不等同于作家的自画像，它是作家灵魂的投影，是展现在文字中的一种境界，是写作视角和阅读视角综合的结果。

“作者形象”无处不在。如歌德所说，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学者郭小聪最早提出“作者形象”的概念，他指出：“实际上，写作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印记。你以什么样的口吻写作，用什么样的调子诉说，表现出什么样的情怀，总会给别人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直觉印象，即使是那空洞无物之作也不例外。作者形象不同于风格本身，而是在风格背后起统驭作用的那个东西。”

我想起《死屋手记》中的那个囚徒的口吻，想起他对监狱环境的描述，特别是对于天空的感喟——在囚室里，他只能看到天空的一个呆滞的局部，然而他却设想，假如多少年后重返这里，那时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遥远的、自由的天空了”。囚徒的思绪在不同的时空中游动，使得叙述者“绝望的心境与对自由的渴望互相渗透”（郭小聪语），他一出场，我们便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了。

那么，王充闾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首先想到的词汇，是“平易”和“善意”。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精神价值的反思，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全都包裹于平易的姿态中，都充满了真诚的善意。从充闾先生身上，我们感觉不到那种指点江山、盛气凌人的骄狂之气，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终极关怀；同样，我们也寻找不到那种僵涩生硬、拒人千里的学究气，尽管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他以从容不迫的笔触描绘、解剖和思索，而所有的答案又都通向那充满善意的终点。这看似简单，但对于作家来说，却又是不可多得的品质。

充闾先生当初是以他的历史文化散文进入我的视野的。这类散文，弄不好就“掉书袋”，呆板滞闷，了无生趣，或者拿腔拿调，一副教训人的架势。然而，即使在大的历史主题面前，充闾先生也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平易的姿态。他的历史散文中，最好的是《土囊吟》。一万二千字的长文，将他的视线投向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被掠北国前后的心路历程，作品选取了一个很独特的历史切片，行文却绝无卖弄。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幼年就从史书上知道，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有个五国城。可是，只因为它太偏远、太闭塞，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这块土地。”

语气出奇的平静，然而，接下来笔锋一转，就切入千年之前山河破碎、道德沦丧的历史图景中。

他眼中的山水与遗址，不再是文人自古以来注释个人情感、纾解心灵焦虑的习惯性场所，不再是一幅可以随意涂抹修改的主观构图，而是真实的历史遗物，它的每一个残片、每一丝划痕都在开口说话——它们是借作家的笔，述说历史的隐秘，那是它们必须说出的内容，是岁月交给它们的使命。

有趣的是，当这所有的一切，一行一行地出现在充闾先生的笔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张平静的面庞，从他身上，看不到历史裁判者的张狂与自我膨胀。

充闾先生试图将历史的局部放大，而将自己隐藏起来。他的姿态越是平朴，越会形成语言张力；举手投足越是刻意，形态就越荒唐可笑。倒是在自然平和中，会流露出思想者的深刻和高贵。

这一点在充闾先生的散文新集《何处是归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沧桑无语》不同，《何处是归程》是一部展现作家生命状态的书。在这里，充闾先生由关注历史转为关注现实，由关注整体转为关注个体。

在《何处是归程》一书中，特别是在其中的《疗疴琐忆》这类文字中，我们还是很容易发现充闾先生同其他散文作家的不同。《疗疴琐忆》是一篇讲治病的作品。

在作家那里，疾病无疑成了现实痛感的一种象征，它仿佛一个专制者，让所有人臣服于它的残酷。充闾先生讨论了痛感与智慧的相互关系，论证了压抑与创造力的交互作用，由对肉体的疼痛医治，转为对关注内心的创痛的抚摸，而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却以作者在病室中同小护士的对话为主线。我们知道散文不是华丽的装饰品，而更加接近哲学。充闾先生行文，带有明显的文人风格，但是他同时又摆脱了写作者的自我圣化，将他的机智隐藏在朴素的词句中，这一点他有别于余秋雨，尤其他给小护士讲“文革”

治病的故事，说到关键处，“住了口，卖个‘关子’，顾自在一旁悠悠地喝着开水”。在这个真实的动作中，作者形象已经脱颖而出。

对于一个内心确有思想力量而又有才华的作家，艰辛的心路历程反而使他不会成为技巧的囚徒。他的深广的思想往往与一种从容不迫、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相结合，并最终通过作品中平易的语言形象表现出来。这样的作者形象，是平等精神在写作中的贯彻和体现。充闾先生凭借他哲学般的平易和宗教般的善意实现了这一点。他确立了散文的形象，从而也确立了他自身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