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易

最近读到王充闾同志的《人才诗话》，耳目为之一新。他在品评人才诗时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深而且透；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引用的历史经验、艺文典故来丰富诗意，博而见精；行文又论不滞板，叙有风致，情满笔端，美能感人。确实是一册佳作。

“诗话”，是一种研究诗艺的理论著作。但并不是研究诗艺的理论著作都称为“诗话”，因为“诗话”有自己的特殊体式和风貌。像钟嵘的《诗品》，虽是我国研究诗艺的第一本理论著作，但它不是“诗话”；至于像宋元间刊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其名虽曰“诗话”，实际是故事性的七言赞诗，其离文学史上特指的“诗话”就更远了。为了说明“诗话”

的特殊体式，不妨做一个简要的探源。

我国诗歌创作源远流长。其内容之深广，形式之精美，数量之丰富，举世罕见。有创作必有鉴赏，基于鉴赏就有评论。早在先秦，就有孔、孟等人论诗的片言只语。到魏晋南北朝，就出现比较系统品评诗歌的理论专著，这就是钟嵘的《诗评》，也称《诗品》。其所谓评，是为显示诗作的优劣，所谓品，就是将诗作定出上、中、下三个品第，这本著作专论五言诗，涉及作者122 人。因偏重于理论批评，故持论严肃，系统分明，条理清晰。

这开创了我国诗歌理论著作的一种体制。至唐代诗歌大盛，评论者对诗歌的感受也更为精微丰富，时时有艺术的妙悟、精到的见解表达。但要将这些串联成为一个严密的理论系统很不容易，而且对诗歌的评论也不需要都是这样。而随笔式的精言品评，感深而发，语语中的，也能见到熠熠闪光，同样受到读者欣赏。所以又出现一种新的诗歌理论专著体制，其创始之作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在这本诗话的开头，作者自题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这就点明了旨趣。所以它不做严肃而系统的理论阐述，也没有严密的结构体系；只是唯意所欲，随笔发论，无论述古叙今、论辞评事，都显得轻松自如、毫无拘束，活泼幽默、自成风趣。由之，钟嵘的《诗品》和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成了我国诗歌理论专著两种体制的创始，以后各有承接者沿着各自的方向去做新的发展。

“诗话”这种体式，表面看容易撰写，其实随笔式的论著要做到精言独到，深而透彻，并不是率尔操觚的。它需要作者有高深的学识和精湛的艺术见解。所以郭绍虞先生说：“欧阳修的《诗话》正是在唐人论诗著作上提高一步的。”这就道出了个中原委。当然，不具备学术功力的评论者，贪图省力，轻率釆用“诗话”这种体式入于滥的也有，不过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诗话”选评古今诗作，一般不做内容的分类，但专论的也有。如郑方坤的《全闽诗话》、陶元藻的《全浙诗话》专论闽、浙地方诗；沈善宝的《名媛诗话》、梁章钜的《闽川闺秀诗话》专论妇女诗；另外如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专论反英诗；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专论改良派诗作等等。王充闾同志的《人才诗话》专门品评人才诗，这未见前人做过，大概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专题诗话。

作者专门选评人才诗，是为适应当今的需要。人才，是创业、兴国之本。

正如晩唐诗人张九龄所唱：“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所以历代的开明君主、贤臣良将、有识之士都重视人才，于是就有文王迎子牙、萧何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等历史故事，许多诗人也留下不少题咏人才的诗篇。然而，选用人才是个社会问题，不是只靠少数人重视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它与“世道”密切有关。近代思想家龚自珍指出，世有三等：治世、乱世、衰世。“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如果适当衰世，从表面看“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实际上“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驱，薮泽无才盗，则非但船君子也，抑小人甚尟。”这原因是：“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这就到了可悲的境地。所以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的才能的发挥，起着关键的抑制或促进作用。

当今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宏伟事业中，亟须各种人才为之奋斗。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已是一种国策大计，需要动员各方力量加以促进。有鉴于此，王充闾同志从美学鉴赏的角度，在几十部历代诗歌总集和选本中，精选了专咏人才的近300 首含蕴丰富、见解深刻、寄怀深远的优秀诗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很见功力的品评，集为诗话。

这从政治上看，显示了作者以邦国为怀，高度重视人才的远见卓识，也是多途径宣传马列人才思想的一种开拓；从文艺上看，又表现出作者研究古典诗词有素，能从时代的高度对古诗探幽析微，以自己的撰著发展“诗话”

这种传统体式，这是艺术探索上的一个创新。

正如作者所说，古代很多人才诗，能给我们启示，供我们鉴赏。但“这些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问题。一是限于篇幅，拘于声律，不能像文章那样，曲折尽意，析理入微；二是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古代诗人未能对人才学各个方面问题作全面论述，涉及人才对象也只有政治、文学、军事方面的，而对科技、经济方面的人才绝少论及；三是一些诗偏重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言行，忽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揭示历史规律、认识客观事物方面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反映了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四是有些诗干涩枯燥，忽略形象性，缺乏艺术感染力”。虽然这些缺陷对本诗话的写作会有一定的制约，但由于作者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诗与事，对古诗在思想认识上的缺陷已有正确的分析；也由于作者以诗话的形式评诗，对古诗的意蕴、哲理作了深入的发掘，又举史实典故、轶事趣闻加以释注和丰富，使读者对古诗的鉴赏，会有更深刻的感受。这就体现了品评诗作的时代高度。

作者在品评古今中外人才诗时所阐发的议论非常精辟，很能启人。此文不能一一罗列，只举其有关育才、选才、用才等方面的精言佳论，以飨读者。

育才是用才的基础，历来称为百年大计。作者指出，为了促进人才成长，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作为前辈，要有“为花欣作落泥红”的精神，对年轻人精心地培养扶植。但是有些人尽管处在良好的条件、优越的环境中却没有成才；相反，有许多人是在逆境中成才的。

作者就道出了其中的辩证法：人在安逸的环境中，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进退雍容，优游岁月。如果自觉性、自制力不强，就会渐渐颓唐、松懈下去；而在逆境中，却有一种紧迫感、危机感，容易激发出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从而发挥极大的潜力，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就是环境对人才成长的两重性。而且“环境如何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决定因素还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作者强调年轻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明确的追求目标。

“一个不明白把自己的理想横杆应放在什么高度的运动员，是永远跳不到理想的高度的”，要将自己的理想化作“内在动力”“勿贪机遇”“莫轻岁月”“集中精力”去奋斗，使自己成为栋梁之材。这些谆谆的诱导，颇为警策，对年轻人很有启发。

选才是否妥善，直接影响着事业的成败。作者引孔子说的“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段话，说明选才是项严肃而崇高的工作。选才者本身应该是以邦国为怀，仁义为心的贤者。像杨敬之荐项斯，祝枝山提掖唐寅，李斯特巧举肖邦，就成为选才的历史佳话。过去向帝王荐贤，还得冒些风险，宋初的赵普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没有以邦国为心、仁义为怀，是做不到这点的。所以作者说：“不具备这种品格和胸怀，就见人之善却不以为善；或虽知其为善行，但因为怕贤者超过自己，也故意缄口不言；甚或颠倒是非，指善为恶，蓄意倾陷。”这些议论是多么尖锐而深刻。

作者认为，选才不能只看周围，而要广泛选拔。“‘素门平进有英豪’，这是真理。古往今来无数英豪起身于草莽之中”。但“人们的习惯往往只注意‘显才’，只承认成功，而很少关心与注意‘潜人才’在成功道路上的奋斗与挣扎”。而要解决这类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伯乐功能的社会化，制度化”。

对人才，作者有一个基本观念，即“世无完人”。他指出，所谓“人才，无非是那些在某一范围内，某些方面显示了比较突出的才能，做出了优异贡献的人”。因此“人才的范围十分广泛，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若以完人、全才来要求，必然无才可选。选拔人才只要看本质、看专长，不能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如果一个领导者喜欢求全责备，那么，他周围的人，可以说肯定都是一些平庸之辈。为什么呢？这犹如世上罕有无瑕之玉，而多有无瑕之石，见瑕而弃玉，只能得无瑕之石。这种议论充满了辩证法，是多么精彩！

用才，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品德。说是一种艺术，就是能知人善任，用其所长，说是一种品德，就是要以事业为重，任人唯贤，容人惜才。育才、识才、爱才、用才是一个系统中的几个层次。有德有艺的领导者，对人才就能做到育而识，识而爱、爱而用；用中爱，用中识，用中育。在用人问题上，作者特别强调“知人善用”。他说：“高明的领导者，对下属既深知其长，又熟悉其短，因而能够做到因材器使，合理安排。”而“昏庸的领导者不谙下情”“乱点鸳鸯谱”，必然演出笑剧。他据清代陈皋“以凤司晨不若鸡”“用违所长适足怜”等诗句发论：“‘用违所长适足怜’，堪怜之处，在于弃长取短，结果糟蹋和浪费了有用之才。管理科学中有句颇为警策的名言：‘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人才’。反转过来，也可以说，人才如果放错了位置，有时也会成为无用的垃圾。”这种无形的人才浪费，要比有形的物质财富浪费严重得多。”作者将问题说得十分中肯和透彻。

这种精辟的议论、深刻的见解，充满整本著作，本文只能举其一二，欲窥全豹，望读者自阅。

从文艺角度看，王充闾同志的《人才诗话》对传统的诗话体式有所创新。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著作不外两种体制：一种是本于钟嵘《诗品》的体制；另一种是本于欧阳修《六一诗话》的体制。此著属于后一种“诗话”的体制。这种体制因为随感而发，轻松行文，如过于随便，易入于滥。但此著却兼有前一种严肃持论，条理清晰，重于说理，和后一种唯意所欲，精言评点，轻松行文的优点。所以开创了“诗话”的一种新风貌。

传统的“诗话”，每则无标题，一般数语短论，点到即止，不作过多发挥，也不计说理的深透。此著已将过去每则数语短论的格式扩展为篇；且每篇列出标题，如：“用人莫待两鬓丝”“爱才尤贵无名时”“莫倚儿童轻岁月”“丈夫未可轻年少”“草萤有耀终非火”“莫教苍蝇惑曙鸡”等，既凝练又警策，颇为醒目。

本书每篇集中一个议题，中心突出，说理透彻。作者所选诗作，也典型妥切，与议题配合紧密。如引顾嗣协的《杂兴》论说人有所长，也有所短，“用人必须知人善任，做到随才器使，用当其才”，引袁枚的《成败》说明对成败要做具体分析，如“笼统地以一时成败量才论事，难免失之偏颇”；引陈与义的《水墨梅》议论看人要抓本质，看主流，“不以一眚掩大德”。

这些引诗和作者据诗发论，都很为确切得体。

作者对古诗有独到的鉴赏力，所以持论公允，剖析入微，深解诗中的言外之意。试举二例：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之二：“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有的论家说，此诗“给予人们的不只是秋天的生气和素色，更唤醒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而作者品评说：“诗人把使人清醒的秋光和惹人迷乱的春色相比较，形象地说明了艰难的境遇使人头脑清醒、意志坚强，而舒适安逸的顺境却容易令人沉醉昏庸，消磨斗志，从而提出了一个逆境与顺境在成才过程中的辩证关系问题。”这种见解要比前者中肯，也更深刻。杨巨源的《城东春早》：“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一般论家都认为这是一首谈创作的诗，“即诗人必须感觉锐敏，努力发现新东西，写出新见解。”而作者认为，此诗“实际上，作者是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手法论述选拔人才问题的”：写诗“应抓住新春时节，及时写出那些清丽、活泼的新鲜景物”，喻示“选拔人才必须有卓识远见，不失时机地把那些确有才能但暂时还处于卑微地位、尚未被人注意的人发掘出来”。这品出了新意，表达了一种新的见解。

对古诗评析时，作者又以流畅之笔，说古道今，引史举典地加以注释丰富，这样使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得到较好融合。读者可从中受到思想启示，也得到艺术享受。

这本《人才诗话》在结构和艺术手法上也值得称道。由于作者对人才诗能从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品评，所以全书70 篇无一重复，这很不容易，足见作者并不是随意选辑，信笔行文的。在70 篇中还有几个小辑，如四说《李贺的〈马诗〉》《〈诗经〉中的人才思想》《古代歌谣中的人才论》等，这又显示了与传统诗话不同的特色。不仅全书有精心的结构，即在每篇的内容安排上，也能做到据诗发论，主旨鲜明，博引不散，步步深入，顺于思维逻辑。即以《事在人为》为例。此篇首先引用希腊神话中雕刻家皮格玛利翁钟情于自己雕刻的女神，竟使石雕变活，成为他妻子的故事，从正面说明人对追求目标的深切期望是一种促使奋发的内在动力；又引马克思的名言，从反面指明“自暴自弃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啮着心灵的毒蛇”。

接着引聂夷中的诗议论“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的道理。至此，已将旨意说得很明白了，然而为了深入一层，作者又提出顺境奋斗和逆境成才的问题，就以宋代方子通和孔武仲的两首诗作了回答，所作的结语是：“你如果希望获得优越的条件、顺利的环境，就应首先立足于不利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去努力争取，等是等不来的。”由此篇可见作者诗话的深透。

总之，这是一本读了可以受益的好书。

我不认识王充闾同志，常言“文如其人”，读了他的《人才诗话》，我认识了他也是一位孔子所说的重视人才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