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革命的浪潮已经平息。那些摇旗呐喊激动人心的文学革命场景，在历史的布景上逐渐暗淡并最后消失了。对于文学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代，习惯于革命的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出革命的口号、话语甚至理由，平静的日常生活使文学永远失去了往日“红色革命”
的激情和理想，庸常，已经是当下文学可以概括出的最普遍的特征。于是，文学的边缘地位不再是文人夸大其词的自我凭吊，它最确切的地位是已经被人遗忘，只不过还没有彻底。但是，当我们有愿望检讨这一判断的出发点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抱怨背后所隐含的真正没落，或者说，当文学生产的实践条件发生变化和文学接受多样性即将成为可能的时候，我们却依然站在过去的经验和立场上去期待、要求已经发生变化了的文学生产和接受环境。而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对这新的文学实践条件做出有力的阐释。
常见的批判和指责几乎同出一辙，那就是商业化、消费主义霸权和精神处境的日益恶化。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商业文化是社会转型必然要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逐渐演变为文化消费的主流。对这一现象简单地不屑或斥责是没有意义的。既然它是商业和市场行为，它的存亡就应由市场的方式去解决。知识分子可以以精英的立场去批判，但它的无可阻止已经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批判的有效程度。
另一方面，在市场文化的覆盖下，“经典写作”或严肃写作从来也没有终止过。学院教育和严肃评论刊物所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基本上还是在这个范畴内展开。一个矛盾的现象是，惯常看到的对文学整体性的否定，一落实到具体作品中的时候，评价的态度和情感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对具体作品评价较高而对文学整体性的评价很低？整体性的评价应该是建立在对具体作品评价基础上的。如果有很多好的作品，那么，文学的整体悲剧就不应该发生。
事实上，只要我们耐心地深入到具体的作家作品中，就会发现，即便在这个红尘滚滚的时代，真正优秀的作品依然在顽强地生长，他们不再“抢眼”和轰动，是因为“文化闹市”对风头的热衷和对利益的维护，当然也与当下的阅读趣味不无关系。而文学批评有义务识别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有义务对他们在精神领域的持久叩问和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做出的文学贡献给予彰显和支持，这也是维护文学最后尊严的必须。散文家王充闾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大量的散文创作不仅证实着作家处乱不惊依然故我的处世哲学，在纷乱如云的文化时代对文化传统和现实问题处理得镇定和成熟；同时，也在他关注的文学和文化命题中显示着他纯粹的审美趣味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修养。他的散文可以概括在文化散文的范畴之中，但是，他在作品中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和情感深度。
他的散文所散发出的文学魅力给我们带来的崭新阅读经验，使我们有理由对文学的信念坚定不移。
一、心灵净土与唯美主义
王充闾首先是一个有良好传统文化修养的学者，他曾读过私塾，也接受过现代学院教育。他对古代经典作品的熟知程度，给每一个接触过他或读过他作品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更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所具有的“现代意识”才有可能使他对熟知的传统文化和自身的存在有反省、检讨、坚持和发扬的愿望与能力；而他的文学天赋为他要表达的思想又赋予了大音希声的形式和幽谷流云的飘逸。他有过教师、编辑乃至高官的丰富人生阅历，足迹曾遍及华夏欧美，遍访先贤胜地。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王充闾这里汇集为不断奔涌的文学源泉。他的深厚和独特，使他在二十多年来散文创作整体格局中，不在潮流之中却在潮头之上。
王充闾初期的散文多与山水游记相关。这一传统题材，古代文人的名篇佳作不胜枚举。越是来历悠久的题材越是难写。那些闲情逸致、借景抒情或辞官之后的独善其身寄情山水等，在这类散文中已沦为陈词滥调。王充闾是最熟悉这一文体的作家，但他在创作这类散文时却努力超越了传统文人的情趣。在他的散文中，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唯美主义倾向，不仅体现在他书写对象的选择上，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修辞和表达方式上。他的游记名篇《清风白水》《春宽梦窄》《读三峡》《山不在高》《祁连雪》《天上黄昏》《情注河汾》《神话的失踪》等，既有名满天下的名山大川风光胜地，也有僻陋孤山和闲情偶记。在这些散文中，他不只是状写风光的俊美旖旎或威严沧桑，而是更多地和个体心灵建立起联系。在红尘十丈的闹市喧嚣中，只有这些已“成追忆”的风光美景，才能让他心静如水并幻化为一片净土。或者说作家对这些纯净之地的心向往之，背后隐含的恰恰是他对纷乱世界和名利欲望的厌恶和不屑。一个作家书写的对象就是他关注和向往的对象。王充闾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正是他“跌入宦海”、“误落尘网”的时候，但他似乎没有“千古文人侠客梦”，兼善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勃勃雄心。他似乎总是心有旁骛志不在此。传统文论强调“文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这里讲的是文章之学，而非文学之学。在曹丕看来，文章要以国家社稷为重，否则就是雕虫小技。但文学并不一定或者有能力担当如此重负。文学更多地还是与个人体验、禀赋、情怀、趣味相关。它要处理的是人类的精神事务，它的作用是渐进，缓慢地浸润世道人心。王充闾的风光游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他在那一时代对文学的理解，但也似乎从一个方面佐证了他对淡泊和宁静的情有独钟。因此，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作家对栖息心灵净土的一种寻找，当然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性策略。
我们注意到，王充闾在状写这些对象的时候，以诗入景是他常用的艺术手法。这既与他的修养有关，也与他的情怀有关。但他以诗入景或以诗入画（风景如画），不是抒思古之幽情，发逝者之感慨，而是情境交融自然天成，无斧凿痕迹和迂腐气。这种手法超越的是“诗骚传统”，而凸现的则是书卷气息。“诗骚传统”始于话本小说，这一文学体式因多述勾栏瓦舍卖浆者流，四部不列士人不齿。为了表现它的有文化和儒雅气，故文中多有“有诗为证”。但王充闾的散文以诗入文却远远地超越了这一传统。
《清风白水》是写九寨沟的游记，他起文便谈诗词，以“豪放”“婉约”
形容风景的别样风格。泰山威严西湖如娥，但在王充闾的视野里，九寨沟似乎与豪放婉约无关，它“是少男少女般的活泼、烂漫，清风白水，一片童真”。文章切入于名词佳句，却又与词义无关，豪放婉约在这里仅仅成了他的一种参照和比较。《春宽梦窄》起句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磅礴气势与飞秦岭越关山奔向西域的漫漫长途和心中激荡的豪情相得益彰。
库尔勒作为古代边地，不能不使作家遥想当年，于是南宋词人姜夔在咏叹金兵压境、合肥几近边城的词句“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等句便油然而生。在《青天一缕霞》中，由呼兰河而萧红，由萧红联想到聂绀弩的“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的诗。这样的表现手法在王充闾的游记散文中几乎随处可见。但这些借用却使文章充满了浓烈的书卷气息，强烈地表现了作家对“美文”的追求和唯美主义的美学倾向。当然，“美文”不只是作家对修辞的讲求，更重要的是作家在文中体现出的情怀和趣味。即便是借用古典诗词，以诗词入文，王充闾整体表达出的风格是静穆幽远。他不偏婉约爱豪放，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中和之风文如其人。行文儒雅内敛而不事张扬。但他孜孜以求的不倦和坚韧，展示的却是他宠辱不惊镇定自若的风范和情怀。他对湖光山色的情趣，不是相忘于江湖的了却，而是对“天生丽质”纯净之地发自内心的一种亲和。
二、凝望历史的现代眼光
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历史是一个永远感兴趣又永远说不尽的领域。这当然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有关。无论人生或治国，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总是试图在窥见历史的同时能照亮未来的道路。大概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进入90 年代以后，所谓文化历史散文脱颖而出，在散文的困境中拓展出一条宽广大道。但同样是文化散文或历史散文，它们背后隐含的诉求是大异其趣的。我对那种动辄民族国家潸然泪下的单调煽情向来不以为然。但对王充闾在他的文化历史散文中所表达的那种检讨、反省和有所归依的诚实体会，则深怀信任。
一般说来，经过五四运动，特别是经过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革命之后，现代知识分子似乎就不存在困惑和犹疑，作为“现代”的产物，经过科学理性和民主文化的洗礼之后，他们的人生道路似乎是“自明”的。但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即便经过了五四运动和身份革命，甚至进入90 年代，知识分子经历了二次身份革命之后，他们内心的矛盾、犹疑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根除。90 年代曾有过出版陈寅恪、吴宓等现代学术大师著作和相关著作的热潮。这一热潮背后隐含了一种述说或指认：知识分子的道路已经解决了，这就是陈寅恪的道路。事实上，知识分子的去留取舍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尽管时代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力量仍然在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在“进与退”、“居与处”、“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问题上，这个阶层的矛盾心态仍然在持久地延宕着。但在王充闾的散文中，他不是以价值的尺度评价从政或为文，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对不同的对象做出了拒绝或认同。
就个人兴趣而言，王充闾似乎更钟情于淡泊宁静的精神生活。这不仅可以在他的创作自述《渴望超越》和明志式的散文《收拾雄心归淡泊》《从容品味》《华发回头认本根》中得到证实，而且在他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创作中表达得更为明确。他有一篇重要的作品：《用破一生心》。文章以曾国藩为对象，对曾的一生以简约却是准确的笔墨予以概括。这位“中兴第一名臣”的一生历来褒贬不一。但在王充闾看来，“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亲、可敬，倒是十足地可怜。他的生命乐章太不浏亮，在那淡漠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人们不仅要问上一句：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吗？”按说，曾国藩既通过“登龙入室，建立赫赫战功”达到了出人头地；又“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达到了名垂万世。他不仅是清王朝统治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权势、地位无出其右者，而且在学术造诣上的精深也“冠冕一代”。因此也难怪有人对这“古今完人”的推崇和尊崇。但是，在曾国藩辉煌灿烂的人生背后，却掩埋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不仅官场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是与夫人私房玩笑也要检讨“闺房失敬”。如此分裂的人格在王充闾的笔下被揭示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曾氏言行、表里的分裂和对人生目标期待的问题。虚伪和不真实构成了曾氏人生的另一个方面，而一个“苦”字则最深刻地概括了“中堂大人”的一生，“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
文中对曾氏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分裂的性格充满了不屑，但也充满了同情，他不是简单地批判和否定，同时也对人的历史局限性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他曾分析说：“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做好了精确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制成品。
于是，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
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用破一生心》）大概也正是出于对身不由己悲剧性的超越愿望，王充闾对“淡泊”的境界心向往之。曾氏也曾向往，对“名心太切，俗见太重”有过检讨，也曾欣赏苏东坡的淡泊。但在王充闾看来他只是“止于欣赏而已”。真正的淡泊“是一种哲学，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文化。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大体上涵盖了平淡、冲淡、素淡和散淡等多方面的意蕴，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胸襟与外在的风貌，但集中地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精神涵养”（《收拾雄心归淡泊》）。这种淡泊在王充闾这里集中体现在他对人生审美化的理解和向往。同是写历史人物的作品，《终古凝眉》对易安居士的情感却截然不同：“斜阳影里，八咏楼头。站在她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我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辞章的神髓。”这似乎是与易安居士在遥想中的有幸遭逢，是一次向一代词人致敬的肃穆仪式，是一次现实与历史的悄然对话。文字对易安居士的景仰和感佩溢于言表，在追忆李清照悲凉愁苦一生的时候，作家充满了同情和悲悯。词人的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多有不幸，不幸的生活却成就了她千古绝唱的《漱玉词》。面对放射着凄清之美的词人和作品，作家无限感慨：“一个灵魂渴望自由、时刻寻求从现实中解脱的才人，她将到哪里去讨生活呢？恐怕是唯有诗文了。我们虽然并不十分了解易安居士幽居杭州、金华一带长达二十余载的晚年生活，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就是她必定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文中去。那是一种翱翔于主观心境的逍遥游，一种简单自足、凄清落寂的生活方式，但又必然体现着尊严、自在，充满了意义追寻，萦绕着一种由传统文化和贵族式气质所营造的典雅气氛。”对这种审美化的人生是只可想象而不能经验的，但王充闾着意表达的，不仅是词人因社会、家庭等外在原因造成的多艰多难的一生，同时也揭示了她与生俱来的性格禀赋、深植于心灵的悲苦气质和孤芳自赏的内在的悲剧性格。
在这个意义上，《一夜芳邻》表达了作家相似的情感取向。勃朗特三姐妹的才华蜚声世界文坛，她们的作品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一部分。但她们都英年早逝，最长的也只活了三十九岁。作家有机会到三姐妹多年生活的哈沃斯访问，参观了三姐妹纪念馆。面对三姐妹的故居和纪念馆，作家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夜不成寐。于是走在三姐妹曾经走过的石径上，作家的想象闪现为夜色如梦般的幻影：“在凄清的夜色里，如果凯瑟琳的幽灵确是返回了呼啸山庄，古代中国诗人哀吟的‘魂来枫林清，魂返关塞黑’果真化为现实，那么，这寂寞山村也不至于独由这几支昏黄的灯盏来撑持暗夜的荒凉了。噢，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或三姐妹正握着纤细的羽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霎时，心头漾起一股矜持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三姐妹的生活贫病交加，寂寞凄苦。她们离群索居却早早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牧师父亲的教育影响下有了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表现力。她们创作了不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她们都有一颗金子般闪亮的心。作家动情地写道：“在一个个寂寞的白天和不眠之夜，她们挺着病痛，伴着孤独，咀嚼着回忆与憧憬的凄清、隽永。她们傲骨嶙峋地冷对着权势，极端憎恶上流社会的虚伪与残暴；而内心里却炽燃着盈盈爱意与似水柔情，深深地同情着一切不幸的人。”如果说易安居士的性格是内敛的，更关注个人内心的体验，那么，三姐妹的心灵则是开放的，她们把同情和爱更多地给予了并没有太多直接经验的不幸的人们。这种高贵的内心洋溢着宗教般的温暖和撼人心魄的诗意。对这些经典作家灵魂的旁白或独语，其实也是作家自己生命感悟或心灵体验的自述。他曾有过这样的自我诠释：“所谓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依我看，是指人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特定情况下，处于某种典型的、不可解脱和改变的境遇之中，以至达到极致状态，使自身为其所化、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情感经历。它的内涵极为丰富，而且有巨大的涵盖性。
它主要是指写作者自身而言，也包括作家对于关照对象在精神层面上的心灵体验，包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实际体验。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
这些作品对人生感悟所表达出的人性和情感深度，是王充闾散文最动人的一部分。这与书写的对象是女性作家有关，这倒不是说对女性的书写尤其能够表现出男性作家的情感投入或怜香惜玉的姿态，而是说，同是内心和情感丰富的族类，作家特别容易融入并且将自己对象化。在交织着情感和理性的表达中，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历史隧道中对历史人物的想象和相遇，作家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美学趣味获得了检视。如果说这类作品还是建立在个人兴趣或偏爱范畴内的话，那么，他的另一类历史散文则表达了他对历史重大事件的史家眼光和以文学的方式处理重大题材的能力。《土囊吟》《文明的征服》《叩问沧桑》《黍离》《麦秀》等作品，是对曾经沧桑的久远历史的再度审视，是对文明与代价的再度追问。在对陈桥崖海、邯郸古道、魏晋故城、金元铁骑等的追忆中，在社会动乱、朝代更迭、诸家云起、狼烟烽火的争斗和取代过程中，辨析了历史与文明的发展规律，识别了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土囊吟》和《文明的征服》，对一个强大和强悍民族统治失败的分析，不仅重现了历史教训，而且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它的现实意义尤为重大。一种文明无论出于主动的对另一种文明的向往，还是处于被动的无奈的被吞噬，都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解体或破产。文明的隐形规约和凝聚力是看不见的，但它又无处不在。这些作品，在真实的史实基础上，重在理性分析，在史传中发掘出与当下相关的重大意义。它显示了作家凝望历史的现代眼光和以文学的视角掌控、表现历史的非凡功力，它的宏观性和纵横开阖的游刃有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作家丰富扎实的历史学修养和举重若轻的文学表现力。
三、精神还乡和灵魂归宿
不断地回望来路、探索和拓展写作领域，在表达个人情怀的同时，深入地展现人的心灵风貌并探询人的精神归宿，即从外观（外部世界）、远观（中外历史）到内观（心灵世界）构成了王充闾已经实现的创作历程。
文学可以以个人化的方式处理历史和现实题材，那些已然发生的事件、人物和见闻应该是作家表达的对象，在这些题材的创作中，体现了作家的史识、修养、趣味和胸襟。应该说对已然事物的把握相对容易些，而对未然事物的把握就困难得多。特别是在社会转型、价值失范、方位不明的精神漂流时代。如何寻找精神家园和归宿，如何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不仅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同时也应该是作家焦虑探讨的核心领域。文学最终要处理人的精神和灵魂事务，它有义务回答人类的精神难题。这可能是我们面对的永远的困惑，但王充闾在可能范畴内的追问，有价值的探讨却为这个难题提供了可贵的参照和可能。
我们注意到，王充闾在探讨这一领域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从一个庞大的乌托邦框架出发，并没有提供一个普世性、终极的精神宿地，而是以相当个人化的方式，实现了他个人的精神还乡。这个精神故地，既是他亲历生长的地方，也是一个遥远但却日益清晰的梦乡。王充闾有一本散文集，他将其命名为《何处是归程》。这个命名隐含了一种沧桑、悲凉和困顿，同时也隐含了一种叩问和探询的坚忍。书前有两首七绝题记诗。其一：“世间无缆系流光，今古词人引憾长。且赏飞花存碎影，勉从腕底感苍凉。”
其二：“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语觅归程。”诗中确有对人生短暂苍凉的慨叹和难以名状的悲剧意识。但这种悲剧并不仅仅源于“无缆系流光”的无奈，它更来自诗人对“浮世嚣烦”，世人对功名利禄的争斗或倾轧。特别是诗人“人过中年”之后，似乎就有打点心灵归程的意思了。
当然，无论从作家对风光的状写还是对历史人物人性的开掘，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他对人生选择的理解和志向。但并没有像晚近作品那样更关注心灵去向的问题。这一写作倾向的偏移，既是作家对切近思考的反映，同时也纵向地联系着他的一贯的旨归和意趣，只不过没有像晚近这样突出和明显罢了。特别在他一些“忆旧”式的散文里，如《童年的风景》《碗花糕》《青灯有味忆儿时》《华发回头认本根》《灵魂的回归》《乡音》《故园心眼》《思归思归，胡不归》等作品中，抒发的是一种别样的情怀。
这是一种给人亲近、质朴、纤尘未染甚至有些“前现代”意味的生活图景。
王充闾对故土家园的眷恋和一往情深，与他出身于乡土中国有关，与他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熏染有关，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更与他经历了官场和世事的“乱云飞渡”有关。纷乱的现实使他心绪难平，他才萌发了“小窗心语觅归程”的心绪。于是，在作家的笔下，童年时节嫂嫂明亮阳光的笑靥，充满民间色彩的玩笑以及来自嫂嫂真心的爱怜、嫂嫂过早去世的痛心疾首（《碗花糕》）；房客靳大叔捉鳖捕鹰的本事和“笑婶”的先天痴憨（《西厢里的房客》）；读私塾时先生讲“找得”的故事和灵机一动的“对句”（《青灯有味忆儿时》）；和私塾先生女儿小妤姐的两小无猜私下“关照”的情景和没有实现的婚事（《小妤》）等，成为作家安顿心绪的驿站。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充闾与中国现代作家逃离乡村到都市生活遇挫之后，再度追忆乡村生活时将其诗化和圣化的民粹主义立场截然不同。他与当下世相比较时，宁愿重新体验未被污染的乡村的“童年记忆”，那里确实存在着诗意和美好，亲和的人间情怀。但是，王充闾的意义就在于，他在追忆前现代生活时，并未将其乌托邦化。他一贯的警醒和自我检视使他获得了另一种自觉，这就是对放大想象的检讨警惕。他曾说：“对于故乡的认识，游子们无一例外地都会夹杂着浓重的感情色彩和想象的成分。原本十分鄙陋的乡园，经过记忆中的漫长岁月的刷新，在离人的遥遥相望中，已经变作温馨的留念与甜美的追怀，化为一种风味独具的亮点，放射出诗意的光芒。在回忆的网筛过滤之下，有一些东西被放大了，又有一些东西被汰除了，留下的是一切美好的追怀，而把种种辛酸、苦难和斑驳的泪痕统统漏出。”
（《思归思归，胡不归》）这种敢于面对心灵诚实体会的表白，亦道出了“怀乡情结”相伴相生的问题。
但王充闾的这一努力的价值就在于，在这个困顿迷茫心灵家园成为问题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执意追寻的勇气，表现出了对“现代性”两面性认识的自觉。当然，“精神还乡”仅仅是一个表意符号，没有人会认为王充闾要退回到“前现代”或乡村牧歌时代。那个只可想象而不可重临的乡村乌托邦，在王充闾的反省中已经解决。他的这一追求背后隐含的是他对精神困境的焦虑和突围的强烈愿望。在物质世界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时代，在世俗生活的合法性得到了确立之后，人如何解决心灵归属的问题便日益迫切。王充闾只不过以“精神还乡”的方式表达了他解决精神归属的意愿而不是最后的答案。重要的是，对不同领域写作的开拓，一方面显示了王充闾开放的心态，他愿意并试图在不同的领地一试身手，将“关己”的灵魂问题提出，一方面，也展示了他在创作上“螺旋式”前进的步履。他没有将自己限定在所谓的“风格”领域，一条道走到黑。而总是在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中别有新声。这个现象是尤为引人瞩目的。这时，我想起了他最近的一篇命名为《驯心》的文章。文中对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驯化，或福柯所说的“规训”，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传统文化对士人的驯心，在于让这个阶层的价值尺度永远停留在一个方位和目标上，在于让他们永远失去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就像“熬鹰”一样，让志在千里的雄鹰乖乖就范。王充闾曾在官场，也生活于世界即商场的时代，但他仍然没有被“驯心”。他独立的思想和情怀，在温和从容的书写中恰恰表现出了一种铮铮傲骨，在貌似散淡的述说中坚持了一种文化信念。这是王充闾散文获得普遍赞誉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他能在散文的困境中矗起一座丰碑的真正原因。
我和充闾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是在辽大一位博士毕业生的论文答辩会上。充闾先生对古代文献材料的熟悉，让我感到极大的震撼和敬佩。这一面之缘印象之深刻几乎不能忘记。你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位学富五车的教授，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就是难以和权高位重的高官联系起来。读了他不断求索、独步文坛的大量散文创作之后，我多少迷惑的心情终于豁然：正是他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文章。这就是：“文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