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吟
一、诗性激活历史
王充闾的散文有自己的品格，这是不用怀疑的。自1986 年始，他先后出版了《柳荫絮语》《清风白水》《春宽梦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和《成功者的劫难》等多部散文集。在这些散文集中，作家一大半的篇幅是关于祖国山川历史文化人物的畅想，另有部分篇幅是关于故乡生活与亲情的记忆，这些散文都充满了很强的文化历史韵味。作者虽无明确而坚定的思想目标，但从字里行间仍可隐隐看出：作者力图寻求那飘逝的文化诗魂。什么是那飘逝的文化诗魂？在我看来，就是本真生活的意义与真理，就是那充溢在民族精神生活深处的生命激情，就是自由诗人世代追寻的生命文化理想。
王充闾不是一个纯任感觉自由漂流的作者，也不是一个随意发表想法的书写者，而是受到一定的文化观念或理性思想支配的创作者。作家一开始可能受到激情的鼓动，也许并不知道自己为何书写。但是，当作家意识到个体的自由理想与生命兴趣之后，他的书写就是自觉自由的审美过程。
在我的理解中，王充闾是一个对历史充满诗性理解冲动的书写者，他自觉不自觉地被历史往事或民族文化诗魂所吸引，或寻访历史，或探求诗人心灵，充满着永远的乐趣。所以，就本源创作意向而言，王充闾的散文可以理解为对那飘逝的文化诗魂的追寻。
寻求那飘逝的文化诗魂离不开对历史与自然的理解。就创作而言，历史抒写与自然抒写虽有关联，但二者毕竟有着明确的分工：纯粹的历史抒写更喜欢追问历史的因果，追问英雄的悲剧或喜剧构成因素，企图从历史的抒写与追问中引发出人生的感喟；纯粹的自然抒写重视山川的秀绝与奇美之趣，重视生命的最本质的体验，勾画自然本身的雄奇壮美或秀丽神奇，寻求生命自由的极境。当然，也可以将二者关联起来。王充闾的散文致思方向：似乎就是想将历史抒写与自然抒写结合起来，寻求民族生活中的飘逝的文化诗魂。
不过，王充闾散文的重心在于历史叙述，而不是自然抒写。历史的诗意叙述或者诗性历史的重构是许多作家乐于抒写的主题。在文化历史时空中，到底散落着哪些有价值的碎片，如何去捡拾这些富有黄金质地的碎片？
历史抒写并不容易，如果作者没有独特的历史体验，没有经历大事变的传奇，没有独自寻访历史的机缘，仅就公共历史或大历史进行感情抒写，往往很难超出读者的想象空间。以公共历史或大历史作为抒写主题有其优势，即可能与读者的期待视野易于形成思想融合，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危险，即如果没有独特的历史观察，公共历史的情感抒写很容易陷入虚假的言辞与思想聒噪之中。
飘逝的文化诗魂藏在历史深处，而且被现实的浊潮一次次淹没，作者只能通过历史体察与感悟接近这诗魂。对此，王充闾有两种基本的书写方式：一是基于私人经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抒写，一是基于公共历史的审美理解与情感抒写。王充闾在这两个方面皆有深情注目，不过，他的主导叙述方向似乎是后者，即通过寻求历史名胜，发思古之幽情，兴家国兴亡之浩叹。我们可以从他的散文集中找出代表作：《用破一生心》（以曾国藩作为叙述中心），《一夜芳邻》（以勃朗特姐妹为叙述中心），《终古凝眉》（以李清照作为叙述中心），《撑篙者言》（以朱熹为叙述中心），等等。诚然，智慧的叙述可以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新理解，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其庄严性与非诗性，不是情感的抒写所能充分把握的，因而，散文家虽有灵光闪现，但基于历史的文化散文，不许创作者过度诠释与发挥，只能就历史本身进行深度发掘。
王充闾是否找到了那飘逝的文化诗魂？从他现有的散文集中的诸篇什而言，王充闾似乎找到了，也触摸到了，但他的叙述本身有得有失。即在公共历史叙述上基本上是平凡的，而在私人历史叙述上则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按照王充闾的看法，“散文激活历史”。“散文如能恰当地融进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峻目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与人生的意蕴深度，往往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和审美感，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其实，何止是散文激活历史，小说戏剧更能激活历史，但由散文小说戏剧激活的历史与历史学构拟的历史是不同的。文学所激活的历史就是“让死人活着”，“让死去的生命历史与活着的人进行精神对话”，但是，一旦失去了分寸，就不是激活历史而是游戏历史。当代文学中的历史游戏主义倾向的危害正在于此，好在散文比小说和戏剧更重视“历史的真实”，也许正因为如此，散文所激活的历史就没有小说和戏剧那般生动。王充闾的散文意向则是真实情感的表达，即通过生命感性抒发来激活人们对历史的怀想，不过，王充闾有关公共历史叙述的散文并没有多少成功的篇章。就此而言，他所寻找的飘逝的文化诗魂还不够形象生动。因为文化诗魂是丰富的混整的，你可能触及某一方面，但难以把握全部。只有真正的心灵探险者能从独特的生命活动中把握文化的诗魂，触摸到那自由的本质。
我承认王充闾的“散文激活历史”的主张的合理性，但我以为散文所激活的历史既应是公共历史或民族心史，更应是隐秘的历史或个人的心史。
历史如何有诗性？因为那杂乱的历史中散落着飘逝了的诗魂。应该说，作者对历史极有兴趣，而且是对英雄历史有浓厚兴致。看得出来，王充闾有一种对历史的诗性体验意向。这是许多散文家乐于釆取的一种书写方式，即借历史怀古抒发生命的情感。这里，不妨提一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部作品就是借历史文化怀古而暴得大名，我曾从学者散文的视角评价了这部作品的积极意义。但我对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取向不以为然，就因为这种文化散文源自历史书，只是对历史的浮表感叹。结果，不是对历史的真实而深刻的叙述，而是由历史怀古而引发的一些空洞情感。余秋雨的生花妙笔和典雅语言是其散文成功的关键。其实，这种优越的散文纪行可以表达风流才情，但并不适合表达悲愁和忧患情怀。余秋雨享受着文化的优越和舒适的待遇，却引发着悲情愁绪，无疑有其虚假性。大历史或公共历史的散文叙述虽然有很大影响，但公共历史的体验性叙述几乎很少有成功者。
对待宏大历史事实，散文作家在对材料的处理上不如历史学家，在思想情感的感发上又不如哲学家。因而，不少文化散文的叙述者尽选择公共历史遗址或公众亲熟的历史人物作为表达对象，结果，由于接受者与作者的期待视野不一，文化散文就无法引起读者的真正感动。
寻求那飘逝的文化诗魂，本质上要求作家运用高超的理性反思判断力。
在我看来，决定作家散文深度的文化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作家的理性思想把握力。理性支配作家的限度最终决定着散文的思想深度。王充闾的历史叙述意向应该说也是在作家的理性自由意识支配下完成的，他对历史人物有着特殊的思想兴趣。这从他的长篇反思性散文《散文激活历史》与《渴望超越》中可以获得有力的证明。他受着理性的支配，就不肯一任感觉自由奔泻，而是强调理性沉思的力量，企图从历史叙述中显出思想与历史的双重意蕴。毕竟，散文作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既不如历史学家的实证说理，又不如哲学家的反思批判深刻，因而，散文家的自由意愿与情感体验常常使历史叙述流于个人理解，而缺乏真正的反思力量。为何同样是对历史理性的推崇，作家与史家和哲学家有了如此明显的区别呢？这是因为理性虽然支配着作家的写作，但从根本上说，作家的创作屈从于情感或感性体验，而不是寻求理性的思想论证。诚然，历史学家有着自己的深刻性，但历史叙述与哲学叙述，皆把“历史”看作是静止的死的没有生命活力的对象，只有文学才能“将死去的历史重新激活”，因而，散文或文学更容易将读者带入到历史深处，所以，历史诗性与散文叙述有着天然的精神联系。
不少作家试图通过历史理性反思来寻求那飘逝的文化诗魂，但同样受历史理性的支配，不同的历史散文作家所获得的成就是不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散文作家的创作是受经验理性支配，还是受自由理性支配。
同样是受历史理性和自由理性支配，我认为张承志与王充闾、余秋雨等的创作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由于张承志的历史叙述，基本上是汉语读者非常陌生的历史地理文化事件，这就使得他的叙述不同寻常。即使是公共历史或历史人物怀古，张承志也有绝对不同凡响的个人体验与反思，因为他的历史叙述只关心他自己关心的问题，而不在乎公共叙述的基本主题或传统思想定势，这就使得他的历史叙述总有新鲜的思想发现。王充闾的文化散文在进行历史叙述时，似乎缺乏真正的历史洞见，过于重视情感的力量，只能以真挚的情感将读者带入到他的叙述世界之中而不能引人深思。
王充闾的散文，照顾自由理性是不够的，这就使得他不是受历史理性和自由理性支配去找创作，而是基于在祖国山河游历之中的直接生命体验，生发出直观的历史文化情感。自然，这涉及创作中的核心命题之辩：即到底是理性支配创作情感与生命体验，还是生命体验与情感支配自由理性？应该说，这两种叙述方式都是合法的。但是，由自由理性支配的散文写作更能显出自由的思想深度，以体验与情感支配创作理性选择的散文写作则更容易表现感情的丰富细腻。这两种叙述皆有价值与合理性，但源于自由理性的思想散文无疑更值得重视。
王充闾的山川寻访，以三峡，以江浙古道，以武夷山，以新疆草原和大漠，以辽东故土，以长白山，以东北大平原作为叙述背景，所以，他的散文中充满着对祖国山河的自由理解。应该看到，这不是王充闾的独立创作取向，而是许多中国散文作家所遵循的思想路线。不过，这种宏大叙述比较多的是浮光掠影的印象，而不是深入骨髓的对特定的山河大地的眷恋，所以，这种宏大叙述易于显出豪华的思想情感，但缺乏细致的情感与真实的血肉般的思想脉动。王充闾的大气魄散文叙述亦有此病，因为作家的山河行走需要更为投入和真诚持久。只有扎根在山河大地深处，与山河大地上生存着的民众同卧同眠，才能写出带血的带土腥味的散文。当然，才子的散文会为山川增色，即使是才子的散文也必须与自然丝丝入扣，这是朱自清的《梅雨潭的绿》《荷塘月色》感人之处，是俞平伯的《西湖七月半》具有甜美情趣之处，也是徐志摩的散文优美动人之处。
应该说，王充闾的山河叙述常有闪光的灵性优美之处。在历史寻访中，王充闾最重视的是他心仪的文人墨客，他对李白颇有会心，最是精心体验。
在这类历史寻访中，他一方面借名山大川而寻访，另一方面借诗人或英雄来寻访，即使是海外游踪，他最重视的依然是千古文人的寻访。在潜意识中，这是作家自觉地追摹他心仪的精神风范。从他的独白中可以看出：王充闾心仪的是庄子的诗魂，心仪的是李白的诗魂，这无疑增加了王充闾散文的抒情力量。不过，王充闾的山川历史巡礼过于重视大人物大气派，结果，细致入微的生命情感就缺少了，与那底层生活中的文化诗魂就少了些直接触摸。
二、语言震颤心灵
寻求那飘逝的文化诗魂，一定要全身心地求索，要用整个生命与灵魂去呼唤，唯其如此，散文抒写才能震颤心灵。在与王充闾的散文照面时，我的基本出发点是：质问自我心灵，我是否被作家作品所感动？如果我受到了感动，我就会将这种感动说出来，并探究是什么使我受到了感动？如果我没有感动，那么作家作品的局限或我的局限在哪里？这就要求在作解释时：以心会心，以心问心。
老实说，王充闾的一些散文真实地感动了我，另一些散文则使我无动于衷，这是真实的接受心理。其实，这也很正常。一个作家的作品总能使一些人感动，但不能要求一个作家的作品让所有的人感动，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是纯粹个人性作品，只可能是全民族的诗章。实际上，从人类大背景意义上说，没有作品能使人类全都受到感动。所以，作家的任务就在于让作品给心中期待的读者感动。如果文学作品不能感动人，就是失败的创作或危险的创作。
作家不要时刻想着与全人类共担当，其实，创作本身让热爱生命者受到感动就是作家的至上幸福。就王充闾的散文作品而言，他寻求那飘逝的文化诗魂的方法，在我看来，就是与故乡、与亲人亲近，这是一种返回本源的精神探索方式。我喜欢他那出自生命感情深处的亲情体验与散文诗章，这些作品在《何处是归程》这部散文集中很容易见到。王充闾的宏大叙述散文，尽管看上去气势非凡，文辞醇厚，义理丰富，但并没有使我真正受到感动，所以，《成功者的劫难》这部散文集中的诸篇什，尽管给我的解释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但我私心以为，作者的人生哲学感悟并没有真正的原创性，也未有达到真正的精神深度。他的散文美感主要源于作家的诗性语言不同凡响，脱尽铅华而呈现诗性本质。
语言是切近那飘逝的文化诗魂的关键，必须承认，作者的抒情叙述话语是让我心灵震撼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作家的散文语言有自己的魅力，它的激情洋溢的散文语言能够带给我自由而美丽的享受。实际上，对于写作者来说，语言就是他的生命风神与精神气度。语言对于作家来说，就是思想的灵魂，就是让他癫狂激动和背叛理性的至美的情人，生死相依的知己，自由的生命意志的化身。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就是找到了生命的灵魂，就是找到了生死相依的情人，此时，语言死心塌地为主人服务，并创造生命的辉煌与奇迹。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语言，语言充满了灵性，也充满了吝啬，她似乎只偏爱那些灵性的生命书写者，对于功利者没有慈悲之情。一个作家拥有神秘而富有生命的语言，就如同打开了生命的一道神秘大门，心灵向作者敞开，历史生命秘密向作者敞开，生命文化神韵向作者袭来。语言如同精灵的舞蹈，构造着奇妙的生命世界。
王充闾的散文语言能够感动我，就是因为它清纯与宁静，其中有一种从容与质朴，也有一种灵性与典雅。看得出，作者小心翼翼地触摸着有质感的语词，尽量使语言具有诗性的品质。他努力使语言包容理性与思想，也努力使语言与文化保持着内在的联系。他的散文语言没有匆忙奔突的迹象，也没有恣意的夸饰和胡闹，一切保持着优雅与宁静。据作者自述，他极留意古典诗词，也许正是得益于古典诗词，他的散文语言就有诗意的魅力。事实上，他的古典诗词写得自然而灵动，并没有生硬的思想直白，更不是顺口溜的胡诌。
应该说，从一切活着的语言和有生命力的语言中寻找创作养料，是所有成功的语言抒写者的经验。对于现代中国作家来说，过多的人从翻译语言和现代散文语言中寻找灵性，只有少数聪明的抒写者还愿意从中国古典散文语言中吸收灵性。对于王充闾来说，他不仅从古典诗词中吸收诗性的语言蜜汁，而且特别留意从庄子散文中吸取语言与思想的蜜汁。不论他是否获得了真正成功，但应该肯定，正是这种寻求使他的散文语言有不同凡响之处。诗性散文语言是作品的美丽面孔，是吸引人的重要方面，这是散文的灵魂，因为美丽的语言可以使叙述优雅而生动。但是，真正能拨动人心弦的，还是美丽的思想与情感，这才是散文的灵魂。也就是说，散文语言所传达的思想与情感，或散文语言所要契合的精神事件是散文能否真正成功的价值标尺。
以诗性语言来表达乡土亲情，作者似乎触摸到了那飘逝的文化诗魂。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私人生活历史及其对家乡的情感体验是让我感动的另一个原因。应该说，创作就是要让人心灵震撼。要想让人震撼，你就必须把你的整个生命和灵魂交给读者，你要用真心让作者感动。这一切只能来自于真情实感，任何虚假的叙述和感情夸张都不能让心灵真正震撼。
王充闾最让我心灵震撼的，还是他怀念家乡与亲人的文章，这是他独有的思想财富，谁也不能代替。其中《碗花糕》就是一部感动人的作品。真正的散文并没有什么精心的语言构思和结构玄想，它如同小溪的流水，清纯而自然地表达，因为一切已在心灵长期酝酿，生命的感悟与体验已化作了创作者的精神血脉，如同最自然的果实，只待作者用语言命令这个心灵的作品的诞生。作者写的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妇女：他的嫂子。这本来是很难写的作品，因为作家写自己的嫂嫂成功的作品并不多，但作者就是从平凡的生活小事入手，将亲人间的情感写得细腻而真实。嫂嫂对小弟的爱是真诚的，小弟对嫂嫂的敬爱也是发自内心的。嫂嫂后因哥哥之死而改嫁，失去了关照公婆和小弟的机会，一家人对嫂嫂的思念，因为嫂嫂的病逝而更加深情。作者的运思极其真醇感人，结构和叙述也极富诗意，是一篇把生命表达和文化诗魂结合得很好的佳作。我笨拙的评述语言，自然无法传达原作的美丽，我相信，这种将人性深处的美丽传达出来的作品必有感动人心之处。
王充闾是一个真情的叙述者，他真实地叙述他之所感、他之所爱、他之所愿，在他的抒写中，看得出来，没有矫情。他将生命中体验到的一切，或如弦歌倾诉，或如黄钟大吕，激热而又沉着地进行体验性表达。生命中的一切，在他的笔下变成了真情诉说。是的，一个作家只有把心交给读者，把智慧交给读者，才能让读者感动，这里，容不得一点隐瞒，也来不得一丝虚假，一切只能是真情与真情的交换，一切只能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语。
类似的作品不只一篇，而是一组，包括《童年的风景》《西厢里的房客》《化外荒原》《胡三大爷》《我的第一个老师》《青灯有味忆儿时》《母亲的心思》等等。王充闾正是通过诗性语言和真情诉说两种方式，部分地寻求到了那飘逝的文化诗魂，那让我们心灵真正感动的艺术真理。这是王充闾散文的自由价值证明。
三、比优雅更重要的
王充闾的散文语言有一种高雅与从容的东西，至少，在他那里，俗气的思想与情感是受到排斥的，尽管作者在不经意间要受到时尚的思想与情感的影响。王充闾的散文抒写中有沉着与智慧的东西，看得出来，他的每一篇散文都是用心在写。应该说，王充闾还有些古代文人的风范，按照他在宦海的成就，大约可以算得上是“古代的知府”吧！现代的官僚或政治家，写抒情华章的能有几人？假如多一些官人或政治家能自由地抒写优美的散文，也许，现代政治就能多些人性关怀。多些人情味的政治家或许能给中国现代生活带来些诗意，给我们的文明保存些自由的灵魂。在我看来，王充闾散文中令人感奋的原因应该包括这一点。但是，我们要求作家的散文应有比这更丰富的东西，因为那飘逝的文化诗魂不仅停留在诗性叙述中，不仅停留在真实的本真的生活中，还隐藏在那神秘而丰富的精神生活之中，这就需要创作者以真正的诗思来抵达那灵魂的彼岸，去劫获生命与艺术的真理。
作为一个后生晚辈，对一个老作家指手画脚自然是不厚道的，更何况王充闾待人极为仁义。但是，作为一个批评者，我又不能不与作家一道探讨文学与生命的真谛，因而，对作家的创作局限自然也想发表个人的看法。
在我看来，王充闾尽管是一位成功而有影响的散文作家，但他的散文与大多数散文一样，还缺乏比美感、比文化怀乡更为独立真实的思想情怀。要知道，在体味散文的精致、优雅、才情和趣味之后，比这一切更为重要的问题就上升到了首位，那就是：思想。从创作意义上应该反思：深刻的思想如何通过情感来表达，自由而丰沛的情感如何表达深刻的思想？“思想高于一切”，我越来越坚信这一点在文学中的意义。一切优秀作家的创作竞赛最后都应该是思想的竞赛，只有思想深刻、语言优美和想象自由的散文，才能最终俘获接受者的心灵。王充闾是在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长，通过个人的奋发苦斗，由底层生活世界步入精神生活的殿堂的。我们自然不能要求他写作梁实秋式的风花雪月散文，也不能要求他像周作人那样表达文人雅致的思趣，他更愿意像秦牧、杨朔、峻青那样，立志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文化歌唱，也可以说，他是以时代和文化自任的散文作家。尽管如此，他的散文除了优雅而醇正的诗情，我总感觉到他的创作中还缺少点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思想意愿。
王充闾以优雅而正统的思想文化情愫来寻求那飘逝的文化诗魂，事实上，王充闾的散文充满了优雅的思想情调。实际上，优雅是中国散文的内在审美追求，也是中国散文的自由精神特性，而且，优雅确实能给人以深深的感动。
首先，优雅是一种语言的雅化，追求语言的诗意韵味。也就是说，一定要通过书写表达汉语言的美。只有扎根在民族母语中的现代书写才是充满魔力的，只有扎根在生命深处的语言才是美丽的语言，也只有扎根在文化交融的自由精神之中的语言才是美丽的语言。母语、生命、灵魂、真理、人道和正义是铸造美丽语言的基本元素。没有作家能具备自由语言的全部特质，这既是神圣天赋，又是自由灵魂的追求。王充闾的散文语言是他精心打造的，尽管不够才情灵动，但确有理性抒情的厚重。
其次，优雅是一种文化趣味。在这里，王充闾的思想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情怀，他热爱家乡的土地，热爱中国的大江大河和高山流水，所以，他的散文主题选择就充满了优雅情调。也就是说，他只选择美丽的事物作为散文抒写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作者认为他热爱庄子，庄子散文是他的散文效法的精神榜样。确实，庄子的艺术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飘逝的文化诗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的选择是自由的，但是，从文化气度上而言，我认为作者的思想情调更接近古代士人的精神情怀。他们有着思想的雅趣，坚守生命的正义。就此而言，王充闾的散文有些儒家精神，但王充闾在散文中表示自己不喜欢儒家的有为与功利。其实，儒家除了有重功利的一脉，也有自由独立人格精神一脉。他们忧世伤生，保持着自己的高洁人格，在自由与独立之间表达着生命的自由与信仰。
在《渴望超越》中，作者侵入了他不熟悉的“思想领地”。因为在散文沉思中，他多次表示自己不喜欢儒家的功利，而崇尚道家的逍遥。所以，他对自己的思想选择做了三个划分：即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说，把道家与儒家分开。二是就道家自身来说，把庄子和老子分开。三是就庄子自身来说，把他的消极避世的一面同他的艺术精神区分开来。这种探索意向可以看作是作者对那飘逝的文化诗魂的直接理解，但从这个直白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完全把握那飘逝的文化诗魂，或者说，充满了对民族文化诗魂的误解。作家为何不能充分把握那飘逝的文化诗魂？在我看来，这是由于作者的审美判断力和理性反思力还不够彻底，或者说，作者还没有切入到生命文化的深处。缺乏正本清源的思想勇气，还受到时尚思想评价模式的影响，没有真正遁入到儒家和道家的精神世界之中。
在我看来，作家对儒家的负面思考是有价值的。“儒家过分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看重等级地位与调适合作，却忽视个体存在的自由与真实，习惯以共性为前提，而不承认个性是人生的依据。”不过，这只是儒家的—个侧面，而不是儒家的全部。其实，如果深刻地思考，就不能不承认，儒家的狂逸文化精神，为天地立心和为生民立命的担当情怀，都是中国思想中的伟大精神，也是那民族文化深处的飘逝的诗魂。也就是说，理想的儒家与现实的儒家是不同的：现实的儒家强调秩序、尊严、等级和地位，理想的儒家则强调心志、伟大而自由的人格。其实，如果真正按照理想的儒家来构建社会，那么，中国人文精神和自由人格精神就会得到真正的尊重。
所以，王充闾的评价是有局限的，我私心以为，现实中国社会不仅要强调道家的逍遥，更要强调儒家的理想情怀。历史上少有真正的儒家，多有伪儒家和僵化的儒家。同样，我以为，王充闾对老子的理解也充满了不彻底性。
老子不是“阴谋家的祖宗”，更不是“南面术之王”，其实，他是一个“母性中心主义的守护者”，他所要构建的是自然与人生的伟大生命和谐。只是，他的思想被历代文人和政治家扭曲了。庄老精神有其一致之处：老子更重视自然思想的本质把握，庄子更重视生命的自由想象；老子更像诗人哲学家，庄子更像富有想象力的自由奔放的诗人。显然，思想的理解需要独特的心灵经验，也需要灵性顿悟与反思。如果说王充闾以理解庄子的思想艺术精神为己任，那么，作家还应该更投入地去体验去省思，我相信，以此思想为动力所创作出来的散文，一定会更有生命与文化的淋漓元气。
第三，优雅是一种文化现实气度，即对诗性生活的热爱。这一点在王充闾的散文中有切实而具体的表达，正是这种诗性气质使他的散文中具有了美感。事实上，优雅者是自由者。优雅是生活的美，人类没有优雅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但是，优雅有时可能是粉饰太平的工具，优雅也可能让人丧失警惕。除了优雅，还需要带血带泪带笑的真实呼号和自由力量。优雅者有着自由的理想，有着独立的生命文化精神理想。但优雅者不一定与底层世界有更亲密的接近。所以，我们也应反省历代文人散文的局限，除了优雅，我们还需要真实。真实、真理、真知，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踏山浮水所可能把握的真理真知。诚然，在祖国的高山大河之间行走，可以获得美的自然的启迪，但真知、真实并不在自然之中，而在人的生活之中，人的生活并不像自然那样只有美丽与公正，在人的生活中，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不同于自然的真实。人的生活更需要美的抒情，人的生活更需要自由的真实体验。也许，我们没有优雅，也没有理想，只有苦痛或快乐的生活真实，只有生命的负重与追求。
寻求那飘逝的文化诗魂，就必须获得生命的真知。显然，要想获得这样的真知，写出带血带泪带笑的散文，仅有优雅是不够的，我们不乏自由的写作者，也不乏欲望的表达者，但我们需要真正的自由写作者。他们关心正义与人道，关心真理与自由，他们有着真正的伟大理想。比优雅更重要的，是真实的和真正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散文的叙述就是为了更好地接近对真知真实真理的认识。对于王充闾来说，人们还期待他的散文中有比优雅更伟大的力量存在。作家的生活、学识、思想、境遇决定了作家的选择，我始终认为，创作绝不是纯粹幻想的产物，幻想可以展示心灵的奇妙，但只有真实的思想与情感才能代表人民的心声。
可以肯定地说，比优雅更重要的，是思想与心灵，是独特的生命理想、信仰与自由的精神意志，是伟大而永恒的生命真理。“思想高于一切”，作为一个散文评论者，我愿与作家一道共同探讨生命、文化与真理。只有源自思想的情感，或源自情感的思想，才是活着的思想，才是永远充满着生命力的思想。只有保持这一精神特性，散文才会具有真正的超越性，中国作家才能从情调中冲出，提供深刻而优美的思想性散文。寻求源自生命体验深处的艺术真理，寻求那飘逝的文化诗魂，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永远的生命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