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杰

内容提要：历史文化散文是王充闾散文创作的辉煌阶段。他以“叙述”

揭示了人的有限性和世事的虚无，肯定了出世这一人生之路；他笔下的历史实际上是被改写了的历史。诗、史、思的融合使他获得了散文创作形式的超越。

一个创作时间较长的作家，相对而言总有他自己的一个辉煌阶段，王充闾散文创作的辉煌阶段当是他20 世纪90 年代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历史文化散文表现出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诗与史的高度融合，代表了他的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也为理论和批评提供了最佳文本。

一

当“叙述”作为文学批评术语之一频繁地出现于东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时候，它已经越来越脱离了传统的“再现”性制裁，而倾向于主体对“意义”的表述了。对于一个官员作家来说，捕捉“叙述”内涵的“意义”

尤其适合对他的创作的把握。那么，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的“意义”是什么呢？从文本出发，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人无法摆脱人自身的有限性。

这一点，最突出地反映在《青山魂》中。1500 字将李白的人生写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李白生性洒脱、聪慧、酷爱自由，具有高蹈、超拔的精神世界。这些，都体现了他作为卓越的诗人的优异资质；然而，他更热衷的是做一个雄才大略、经世济民的政治家。他的诗人的资质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必然失败，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反过来又促成了他在文学上的辉煌的成就。看得出，王充闾从一开始就想摆脱简单的陈旧的言说方式而力争从人性的角度进行阐释。在他眼里，李白是一个不朽的文化存在，是中国几千年来“士”的性格和命运的集中反映，但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固然高蹈，却也世俗；固有才略，却也无知。他的悲剧其实是性格的悲剧，或曰人作为有限的存在物的悲剧。这种有限是与生俱来，无法挣脱的。《青山魂》的深刻之处也就在这里。文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自身的有限性。

《青山魂》是独特的。在王充闾的整个历史散文中《青山魂》都无以类比。李白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也不是倒转了历史车轮的罪人，他只是一个文人。他的也孤芳自赏、也热衷仕进的人格的两面性使他更具普通人的特点。与李白庶几有些相近的是《寂寞濠梁》中的惠子。惠子是庄子最亲密的朋友，他博学多才，著述甚丰，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素质，思想与庄子也有一定的相近之处。这样一个才识超群的人，也极看重官位，任梁国宰相期间，甚至担心前去看望他的老友庄子夺了他的相位，被庄子比喻为怕被鹓雏夺去口中的腐鼠的猫头鹰。王充闾将李白、惠子这类在传统的历史观念中与历史的前进和倒退并无多大干系的文人作为历史人物来写，而且无情地解剖着他们的与普通人并无本质差别的内在的真实，正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历史观的变化。历史并不都是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历史中也有由这些普通人的愿望和行为所构成的经验、教训。正是这些普遍的具体的人性因素，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入与出、进与退，也才集中地反映了人的本质。

第二，一切存在皆是虚无。

与对人性的看法相应，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叙述中还表现出鲜明的虚无主义思想。虚无总是以实有为前提的。十几篇历史散文，王充闾极写了“有”。铁马兵戈、刀光剑影、阴谋诡计、高权显位、宫廷楼阁、山珍海味、金银珠宝、谄言媚语，不都是“有”？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实实在在的“有”却都化作了“无”，于是，人生世界的荒诞也便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显现出来了。当然，这是要借助时间的功能的。王充闾总是在时间的流变中来观照历史，即将历史放在广袤的时空之中，于是，历史在他的眼前便显出苍茫一片。邯郸的丛台始建于2300 多年前，原是赵武灵王阅兵观阵、习武宣威之地。可是，2300 多年后，当“我”登台远眺，临风吊古时，但见高台上下寂寥空旷，碑碣暗淡，廊榭萧然，“只剩下青苍的雉堞、淡绿的苔痕，一任徐缓的清风和悠悠的淡日拂煦着”（《邯郸道上》）。漫步陈桥驿古镇街头，作家亦感慨万千。“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末帝赵昺在蒙元铁骑的逼迫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300 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今都未曾发生什么变化。”昔日北宋都城汴梁的千般绮丽、万种繁华，也早已被埋于地下，“只剩下‘汴水秋声’四个字作为汴京八景之一留存在方志里”（《陈桥涯海须臾事》）。宋太宗赵光义心思用尽，威风显尽，最后只落了个“无字碑”（《无字碑》），显赫的金都城上京，于今也已荡然无存。“除了四座大土墩中间，依稀显现出皇城南门的三条门道外，其余已全部夷为平地”（《文明的征服》）。

最典型的要数《叩问沧桑》了，立于汉魏故城遗址之上，作家阅尽了沧桑嬗变。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大兴土木，广建宫苑；北魏孝文帝时，洛阳再次修复扩建，盛况空前；后虽为尔朱荣之乱所毁，隋唐两代又加以恢复，规模也堪称显赫。而今呢？登高俯瞰，但见天野苍茫，只剩了故城遗迹依稀可辨。

作家的虚无主义思想不仅仅体现于“物”，还体现于人，体现于人的悲剧命运的不可逆转。《叩问沧桑》中，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裕代晋，西晋的争权夺势更为激烈。结果呢？“无论生前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指北邙山——笔者注）碰头了。像元人散曲中讲的，‘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作家的立场显然不是在胜负的某一边，也超越了矛盾的是非判断，而是赋予毁灭以绝对性。文中借对马东篱的套曲《秋思》的阐述所说的一段话，格外精辟，让人倍感看破后的冷静：

他分明在说，历史，存在伴随着虚无；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的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看来，谁也不是，而是历史本身。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王充闾总似不经意般地拈出命运的偶然性、相似性、循环性，说白了，就是宿命论、因果报应。他的浓厚的虚无感本身就含着一种无边的宿命色彩，他笔下的“历史”一词其实完全可以置换为“命运”。以感悟的方式去读他的历史散文就会体会到，他的写作总是围绕着这样一个规律：他将一切都建立在了虚无的基础上，而虚无，则是无法逃避的宿命。这样评价王充闾的散文创作或许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但却恰恰是符合文本的真实的。

第三，出世才是解脱之路。

面对着世事的纷扰，人世的沧桑，终极的虚无，人应该怎样活在世上呢？王充闾的观点是：出、隐。十几篇历史散文，上百个历史人物，他写得最多也最倾心的就是那些隐士，可以说，如同一切存在皆会化为虚无一样，出世、隐世，构成了他的历史散文的又一个重要主题。

《青山魂》中，作为一个“不朽的存在”的整体构成，王充闾是辩证地看待李白的现实人生和诗意人生的。他认为：正是现实人生和诗意人生的共存，才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李白。但是，二者相比，他显然更欣赏他的诗意人生的一面。《春梦留痕》极写了一代文豪苏轼被贬之后的旷达情怀。

苏轼是王充闾最喜爱的古代文人，他曾通读过他的文集、研究过他的思想，在为人与为文上都深受苏轼的影响。文中写了苏轼和当地百姓的情深意洽，写了他和“春梦婆”之间关于“世事不过是一场春梦”的田头对话，写了他的饮酒赋诗，更写了他对海岛风光的深深的眷恋。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晚年以衰迈之躯谪居海南这一偏远荒蛮之地，是不敢抱生还希望的。但是，他乐天知命，顺应自然，“寄兴山水，放情吟咏，找到了一个与污浊、鄙俗、荒诞的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诗意世界”。这些饱含情意的叙述，处处都可见出作家对苏轼的旷达、超拔的心态的敬佩、向往。

如果说，李白、苏轼还只是侧重于诗意的生存，是“出”，那么，另外一些人则是“隐”了。《桐江波上一丝风》写了汉人严光。严光的好友刘秀坐了天下，严光却更名易姓，高隐不出，最后，寿登耄耋，安然故去。

文中重点写了严子陵钓台，当然是借物说人。《邯郸道上》借沈既济的《枕中记》、蒲松龄的《续黄粱》再次表现出人生虚幻、世事无常的遁世思想，有一些普通百姓和民间生活的味道。相形之下《狮山史影》中建文帝的遁世则有些特殊了。建文帝不似从未入仕的严光，更不似穷书生卢生，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本是万人之上、富贵无双，却被逼无奈，遁迹禅林。

几十年后，百般折磨过去，世事从头数来，这位白头老衲也终于勘透机锋，尘心消尽了。对于这桩皇家公案，王充闾甚至用佛教的观点道出了自己的看法：

佛家认为，功名富贵不过是因缘合和的一种偶遇，用终极关怀的眼光看，并不具备真正价值和实际意义。建文帝王冠落地，遁入空门，由大起大落而大彻大悟，在佛家看来，当然要比不择手段地追逐权位的永乐帝高超百倍。

这类散文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出世与入世总是形成鲜明的对照。

《桐江波上一丝风》是严光的出与刘秀的入，《陈桥涯海须臾事》是杨升庵的出与赵匡胤的入，《寂寞濠梁》是庄子的出与朱元璋的入，《狮山史影》是建文帝的出与明成祖的入，《青山魂》则是李白自身的出与入……而无论是哪一篇，怎样写，王充闾的情感立场总是在“出”的一面，这是极其耐人寻味的。出世、隐世的价值取向是智慧，是超越，是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无限的追求。既然一切存在终归都会化为虚无，出、隐又何尝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呢？

二

叙述“意义”的获得，提示我们对王充闾笔下的历史应做另外一种表现上的思考。

王充闾是接受了多年正统教育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人们的想象和印象中，他的历史散文似乎只能总结类似历史教科书上的且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规律”，他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似乎也决定了他难以越出主流意识形态和公众记忆的樊篱。他在谈及历史散文创作时也确实这样说过：“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难以计数的代价。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

因此，聪明的人总要努力战胜对于历史的多忘症，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历史规律是史学家对于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导致某些现象与过程多次出现的内在因素、外部联系的描述与归纳。人类不能忘记自己的过去，过去是人们借以判断未来的立足点和依据。”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人传统的重史意义：以史为鉴。他的历史散文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

这样说也并不意味着对这种以史为鉴式的创作进行简单的否定，何况历史毕竟是人类的过去。在人类立足于现在而迈向将来的时候，历史可以说是他的行动确立的唯一可靠的依据。著名哲学家罗素不就这样说过：“我认为，为了使我们这个迷醉的时代恢复清醒，历史可以起到一种重大的作用……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应该接受康福德的论点，他说修昔底德的历史是以雅典人的悲剧为蓝本的。但是，如果真的如此，他所记载的事件足以证明他是正当的，而雅典人，如果他们在一个可能的悲剧中通过演员看到了他们自己，也许会有防止悲剧后果的智慧。”我只是想说，这种规律式、镜子式的观照往往会令人产生作家只是一味恪守史实和定论的双重真实而缺少自己的东西的印象，他的较强的理性思维和学者型创作风格也容易使他这样做。况且，在历史散文创作上，他也确曾一再强调“历史是既成事实”，“历史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客观的，不易变易的”，要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问题是什么才是客观真实呢？或曰客观真实到底存不存在？当科学的发展日益将对客观真实的怀疑提到人们面前的时候，史学界也越来越倾向于所谓的历史真实是不存在的观点了。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就这样认为：企图发现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并将其当作永恒不变的真理的做法，实际上“是要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种种概括构成的上层结构”。其根据，便是历史事实已经由历史学家所确定。但是，这一根据乃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因为，“他据以建立其归纳推论的所谓事实，实际上并不可靠，不足以承受搁在它们上面的重量，因为根本不存在历史研究在任何时候下过定论的任何特定事实”。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了。它和我们过去对历史的看法可以说格格不入。难道我们常说的“铁一般的事实”不是客观存在吗？难道史书上的记载已经变得不可置信？不过，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对历史的获得和认定，就会发现这类说法确是有它的道理的。后人，包括我们现在所认定的历史，都是修史者笔下的历史，它与那些客观真实意义上的史实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掺杂了史家的主体因素，更遑论文学家笔下的历史了。文学家写史不同于史家写史，他会带着文学家特有的思想感情去观察它、体验它，他会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去撷取、组合、加工、整理材料，他会推断出符合他的创作意图的结论，在这些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会使史实带上感情色彩，甚至想象。由此，历史在他的笔下成了“新的理想的存在”。

导致作家进入历史并重建历史的直接原因是一场重病。1993 年7 月，王充闾得知自己患了癌症。这对于他这个正处于人生的顶峰阶段的人来说简直是个晴天霹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心里充满了对死的恐惧。他能够逃脱这场灾难吗？

他到底还能活多久？紧随着生理的伤痛和精神的恐惧而来的，是对一些定理、公论的疑问，更进一步，他产生了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怀疑。

疾病是一所最好的学校，它能切实地让人领悟到健康人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领悟的东西。每天，面对着白色的天花板，精神却在做着无休止的漫游。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到底能够拥有什么？在这最后一点上，他总是逾越不过去。实际上，他是在借史抒怀，无论是沧桑也好，虚无也罢。

三

诗的叙述与史的改写构成了诗、史的融合。这种融合从深层说应该是无意识的，是作家思想感情的需要；但若从文体特色的追求上说又似乎是有意识的，这主要见之于作家对其历史文化散文创作的论述。在《沧桑无语·附录》中，王充闾这样说过：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一是应有强烈的主观感受……如果说，史学是史家心灵的历史……那么，历史散文作家就更应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对象领域……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要在历史的观察中，凝铸创作主体敏锐的目光，看到他人所未曾看到的东西。历史散文中对象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折射着作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是不是可以说：创作历史文化散文，首要的忌讳便是丧失自我？二是溢满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既是散文，总离不开抒情。真情是史笔的灵根。三是闪现着理性的光辉。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性。缺乏深沉的历史感，就无所谓深刻，也无法攫攫人心。因此，在散文作家的笔下，向来都是思想大于史料的”。总而言之，他认为主观感受、真情、理性，是历史散文创作必不可少的。

其实，我们还可以从中提炼出“诗、史、思”三个重要概念，以及三者融合所构成的文体的超越。

王充闾是有着强烈的文体意识的作家。从创作伊始，就体现出鲜明的文体追求意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前，他主要是歌颂时代，歌颂社会，歌颂群体，即理论界所说的做“时代的抒情”。那时，他是在语言和意境上下功夫，文体追求主要体现为语言的雕琢和诗的意境的营造，风格清新但流于浅显。80 年代中期以后，他主要是写游记散文。此时期的创作是在结构、语言、知识含量上下功夫，追求美文的文体特色，目光往往停留于对象的表面。而到了90 年代初期以后的历史文化散文阶段，他的创作则第一次融入了真正的人生感悟和个体生命体验，深入到了对象的意义世界，投入了史家的穿透力很强的眼光，却又不乏诗性的思考和哲性的探求，于是，诗、史、思三者形成了完美的融合。其中，史是最具物理意义的，是人类漫长的过去的凝固。它沉默、厚重、饱经沧桑，披着厚厚的尘埃，等待着作家去感受、解读、揭示；诗则空灵、跃动、富于浪漫气息和感染力，使史获得了灵性。而思呢？寓于诗、史之中又高居其上的思，是对历史之思，对存在之思，更是对人如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思。它使史与诗获得了灵魂。诗、史、思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并最终实现了三者的相契相合。成功的文体获得使作家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喜悦，甚至不无得意，这不奇怪，因为任何文体意识都是植根于生命之中的。好的文体可使作家体验到一种完满、和谐、舒畅、迷醉的情感，这或许就是王充闾不倦地言说着他的历史散文创作的原因吧。“文学的青春的笑靥，可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与美感，带来想象力与激情；而史眼、哲思的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又能使文学倩女变得深沉、凝重，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心灵的撞击力，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感到生命的沉重。”诗、史、思的高度融合，标志着他的散文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