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杰

内容提要：儒家的人生理想是深刻而复杂的。概而言之，就是通过自我修养，达到自我完善与自我完成，从而使人生成为有价值的存在，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王充闾及其散文的人生追求的核心，即在于此。

关键词：王充闾散文创作；儒家思想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嬗变交替过程中，虽然曾不同程度地遭到非议和否定，它的博大和深邃，依然铸造了一批艺术家的灵魂深沉的道德感和使命感使他们的目光执着地关注着此岸人生世界，肯定生命的伟大，肯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欲在积极的入世过程中求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最终达到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这是我面对王充闾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所产生的第一印象。

一

凡是了解王充闾内心世界的人，几乎无不感受到他那强烈的追求意识。

他似乎太看重生存的价值了，他的生命的活力又似乎过于旺盛，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处于强烈的追求之中。他要极尽生命之璀璨，让生命充分释放出自身的光华和热量。

王充闾是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人，他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自有其特定的内涵。存在主义的人生价值追求在于个人的绝对自由，人本主义的人生价值追求在于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充分肯定，而王充闾所追求的儒家人生价值则在于生命的道德意义。道德是生命的本质，也是生命价值的具体表现，他对生命的热爱不在于让生命作盲目的本能的冲动，而是首先进行道德意义上的选择，从而增进生命的价值。

这种道德意义上的生命价值的追求首先体现了群体意识和责任感。或许与他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关吧，他的视域确实不在常人关注的范围内，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思想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他的身上深深刻印着儒家的勤政、爱民、受言、纳谏、尊贤、使能、廉明、公正等观念的痕迹，他总是把个体作为关系的中心而不是与他人相分离的孤立的存在，因而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就成了他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追求的鲜明的体现。

只要是接触过王充闾散文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他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并满腔热情地赞扬和歌颂。写于80 年代初期的《老窑工的喜悦》和《东风染绿三千顷》通过农村生产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热情地歌颂了时代，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仙阁遐思》《柳荫絮语》则分别通过蓬莱仙境前那“恒河沙数”的铺路石和从异地移至辽滨的行行路柳，高度赞扬了劳动者的“艰苦卓绝，踏实坚韧”的高贵品质和“所取者少，所予者多”的献身精神。

作于80 年代中期的《永存的微笑》赞扬了一位老园丁的“红烛精神”和“春蚕品格”。《美的探索》在写黄山美景之余，也由衷地表示了对那些黄山奥秘的先行者和铺设路石、巧架天梯的英雄石工的敬佩。写于80 年代末期的《雅隆河，一首雄奇的史诗》和《南疆写意》借景抒情，分别热情地讴歌了藏族人民的勤劳智慧、真诚勇敢和历史上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长征万里矢志东归的坚强不屈。及至90 年代初的《冰城忆》《长岛诗踪》等，文中也渗透了对劳动人民的歌颂。

与群体意识相联系的是社会责任感，它突出表现在对人才问题的思考上。王充闾极其重视人才问题，他的那部“以文字的形式、史论的笔法，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情与事、诗与史熔于一炉”的《人才诗话》，就是对人才现象、人才思想、成才规律、人才制度等问题的思考。其中，《爱才尤贵无名时》充分肯定了潜在人才的可贵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才成长的优越性；《意足不求颜色似》说的是选拔人才要重其本质；《何前倨而后恭也》由唐朝一官吏贫时受辱入仕后备受逢迎的经历，独到地提出了负面刺激对人的成才未必不是一种有效的推动力；《南郭先生与“大锅饭”》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大锅饭这种社会体制及其对人才成长产生的不利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陆放翁为海棠鸣不平》则表现了对于社会上对人才求全责备现象的深深的忧虑。除了人才问题外，社会责任感还体现在对为官者的思想、感情、作风等的表述之中。《送穷》《小楼一夜听春雨》分别通过“我”对农村的送穷风俗的感受和久旱之后第一场春雨降临时的喜悦，表现了作者的与民同乐的情怀；《私谒》《茶余漫话》则分别体现了对古往今来的“走后门”之风的厌恶和对清高廉正的节操的称颂；《历史的抉择》《功过古今谈》通过时间对古代为官者的功过是非的鉴别评判，肯定了“为民兴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和作为官者的“我”相比之下产生的愧疚；《安步当车》《买豆腐》则分别体现出对为官者的俭朴作风的提倡和与人民群众思想感情上的融洽。此外，《淹城纪闻》《金牛山上古今情》是面对远古遗址而生的对历史上的成败与今人的责任使命的思考；《小鸟归来》《清风白水》中均发出了保护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的呼唤……事实上，这类表现出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品在王充闾散文中俯拾皆是，我们只是择其典型而言罢了。可以说，群体意识和责任感确实构成了王充闾散文创作的重要主题意向。

不难看出，这类作品的共同点是显示出很强的“客观性”和“向外性”。

此中，历史、社会和劳动人民等意向代替了自我形象，对历史的反思、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人民的歌颂代替了个体情趣的表现，散文的“主体”似乎被置换了。这类作品较典型者是否取代了自我？这是我们必须弄清的，而理解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如何把握作品中的群体、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不能否认，在这类主题意向的作品中，群体和社会确实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它们却不是作为外在于自我的表现对象孤立存在的，更不是对自我的代替。恰恰相反，作为一种高尚品质和人生修养境界、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代表的则是自我的追求与实现。因为，王充闾散文中所追求的自我价值不是抛弃世俗的活动去换取内心的平衡和平静，而是要成就伟大的“用”。这种“用”的实现自然不能摆脱充满人际关系的现实社会，而要以群体和社会为实现途径。在这里，群体和社会不是作为个人的外在强加力量而存在的，两组概念间不是互相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和谐融洽的结构。此中，作者的着眼点虽然在群体和社会，然而最终的落实却在个人，在于个人由对群体和社会的关注中所显示出的生命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显然，这种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本质上仍代表着作者儒家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这一人生目标的追求。

事实上，我们从这种主题意向几乎贯穿了王充闾散文创作的始终，和他对这种主题意向所倾注的极大的热情中，也可以看出，简单地对这类主题作品冠以概念化、模式化并不合适。概念化和模式化的根本特点是思想感情的僵化和虚伪，而王充闾笔下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却出自一片真诚。他的忧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上也无矫作之处。他执着地建设着他的理想王国并从中感受着劳动的喜悦。这种真诚和喜悦甚至不同于杨朔散文的规避自我而颂扬普通劳动者的光辉业绩（尽管他曾一度很喜欢杨朔散文），因为在这种规避和颂扬后面毕竟还隐藏了作者的认为自己没有“改造”好，生怕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冒出来犯错误、受批评的心理。

而王充闾散文中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则带有极大的自觉性。他时时没有忘记他的人民公仆的身份和责任，笔墨从不缠绕在个人情感的哀怨之中，而是致力于从更大的视域、更高的境界来把握散文的创作，这结果就是“文以载道”。他在《清风白水》后记中说：“创作本身也是一种诱惑，一种欢愉，一种享受，更是一种责任。”“好在感情是真实的，‘开口见喉咙’直抒胸臆。无论是状时代之洪波，写人情之欣戚，究世事之得失，发物理之精微，都是意之所适，情之所钟，从心泉中自然涌流出来。”读王充闾的散文，我们似乎同时可以听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热切的呼声，可以看到苍颜白发的欧阳修于醉翁亭“与民同乐”的情形，可以感悟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情怀。

如果我们结合作者的情况来读作品，便会对王充闾散文中的这种群体意识和责任感的深刻性、自觉性有更多的理解。王充闾自幼就读于私塾，曾用八年时间攻读经史诗文，可以说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此时作者虽尚年少，然而诗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以及进一步可使人获得的“近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效果对一颗未成年的心灵的影响却不可低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担负着相当一级领导职务的王充闾却有着一颗博大的爱心和炽热的情怀。他从小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友爱邻里，对于生他养他的故乡，更始终怀着一份眷恋之情。扩而大之，他又爱他的祖国，爱四海之内的兄弟姐妹。他叹息陆游、唐婉的爱情悲剧，他帮助素不相识的一对夫妇寻找失散已久的亲人，他同情异邦那些年过“耳顺”，或许大半生从未被爱神之箭射中过，却要在歌音舞态中表演爱情的圆满与幸福的女侍者。访日时，歌女的一支《渭城曲》，竟使他陡增思国之情，激动得差点儿迸出了热泪。性格的职业的文化的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他习惯于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去看问题，把个体融入集体之中，在道德修养中实现其人格理想，这是他的散文中的群体意识和责任感的根源。作为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自然流露，它的出现是无意识的；作为一种生命理想的自觉的追求，它的出现又是有意识的。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这种群体意识和责任感或许使文本与接受者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然而其意境却自成高格。

二

翻开王充闾的人生履历，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人生中的某些阶段的情形竟与儒家对人生过程的要求极为相似。他六岁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先是“三、百、千”启蒙，继而四书五经，左史庄骚，诗古文辞。

到了“志于学”的年龄，已完成了良好的早期教育。之后又接受了系统的学校教育，由中学而至大学。进入知命之年后，其文绩和政绩都已相当可观，及至今天成为海内外知名作家、学者和担负着相当一级领导职务的政府官员。这样，我们似乎可以说，王充闾的人生是实现了其生命的价值的人生，是有所“成”的人生。

但是，这种仅仅基于变化过程和外在形式来理解人的自我实现未免失之于肤浅，而传统儒家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深层含义则在于一个人通过持续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努力而进入最高的人生境界。《论语》载曾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儒家是将自我修养和自我实现当作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来认识的，是一件贯穿一生的事情。这种不懈的追求精神正合于王充闾的人生。

为了最终达到自我的实现，王充闾的大半生都是在持之以恒的追求中度过的。除了群体意识和责任感这种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注之外，他同时也极为重视内在的自我修养和自我人格的塑造。这种自我修养和自我人格塑造又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求知、惜时和对老年阶段的积极乐观。

强烈的求知欲在王充闾的人与文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所表述的不是价值的判断而是事实的陈述，于是出现了庄子的“以有涯求无涯，殆矣”。而王充闾却是反其意而行之的。他是散文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散文学者化”是他的散文风格迥别于他人的最为鲜明的标志。他的学识的渊博是惊人的。举凡左史庄骚、汉魏文章、唐宋诗词、明清杂俎，以及西方一些代表性著作，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面对他的散文中那星罗棋布的古诗文句的引用，人们在惊叹其渊博之余，或许以为它们也出自学者们常备的资料卡片，殊不知这些几乎全部出自他那储存丰富的大脑。他对知识的渴求到了惊人的地步。游览常州淹城遗址，他是带着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眼光来考察的：淹君是否奄被平服后流窜东南的一支？“龠”“淹”是否通假？吴语中，“延”“淹”谐音，淹君是否即季札公子？来到风光旖旎的西双版纳，他急于求索的是历经沧桑、闻名于世的“贝叶经”，即便面对三峡胜景，他也不由自主地把它当成了一部“上接苍冥，下临江底，近400 里长的硕大无朋的典籍夹读”当然，王充闾所求的“知”并不仅仅局限于书本范围内，也包括社会实践，某些时刻甚至超出了这两个范畴，而扩展为一种知识和直觉的智慧，一种对宇宙和人生之道的体悟。但是，他所求的“知”主要还是客观意义上的，是感觉之知与推论之知。这种经验之知的客观性与主体的追求之间构成一种张力，与生命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实现提供了契机。

而他的把读书视为享受、视为平生最大乐趣、视为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则标示着读书已经进入生命的层面。在《节假光阴诗卷里》，他借明人屠氏的“我于书，饥以为食，渴以为饮，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苦也”和孔子读《易》的“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更进一步表明了知识于生命之重要和伟大的人格与求知的关系之密切。知识在这里已成了人格的重要构成成分，生命在求知中变成了一种有意义的存在。

惜时，又从另一方面表现了王充闾对儒家人生理想的追求。或许是因为自然现象的盈虚消长，社会历史的更替嬗变，和个体生命的倏生忽灭都与时间相联系的缘故吧，古往今来的有志者无不高度珍惜时间。王充闾也不例外。某些时候，我们甚至会感到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有繁忙的公务在身，他有无法避免的世俗应酬，他还要读书、做学问、搞创作。如果时间在别人那里是以时计的话，在他这里则要以分秒计。他对时间的珍惜简直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散文中对此也有充分而又深刻的叙述和阐释。不要说那些散见于作品中的关于惜时的描写和议论，有几篇甚至专门写了珍惜时间。其中，典型的当数《逝者如斯》《我也会老吗》和《节假光阴诗卷里》。《逝者如斯》写的是一次跨海远航的感想。面对浩渺的苍波、漫无边际的大海，作者心中涌起的不是去国离乡的寂寥，不是对海上风光的欣喜，而是由一个关于儿时的梦境，引发出了对于时间——人生的思考。

文中那种“过去已化烟云，再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尚未到来，也无法供人驱使。唯有现在，真正属于自己”的惜时观，那种对人生的由童年少年而至中年的弹指之间的体悟，都颇为睿智、深刻。尤其是那段“金钱财富可以储藏起来，可以留给子孙或资助他人，丢失了可以找回，花掉了还能重新积聚，而世上绝没有储存时间的库藏”的议论，更打破了传统的以金钱喻时间的说法。“逝者如斯”原出自孔子之口，《论语》载：孔子曾站在河边望着流水若有所思地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中的深意在于以不断向前的流水象征人的不断进取持续的自我实现过程，王充闾笔下的惜时的实质也正在于这种人生的不倦的追求。《我也会老吗》集中体现了人生的紧迫感。由青年而老年，这中间既是漫长的也是倏忽即逝的。每个年龄阶段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优势和劣势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关键是要惜时进取。文中融激情和说理于一体，极富辩证精神，对于作为一种时间现象的生命的意义，思考至深，追求至切。《节假光阴诗卷里》则更具体地将惜时落到了作者的实践中。文中虽多谈读书之乐趣，读书于人生之重要，然而读书毕竟需要时间作条件，而日沉于文山会海之中，公务繁杂的王充闾自然会对时间深有感慨而珍惜分秒了。文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我写过一首词，中有‘时间常恨少，苦战连昏晓’之句。无论节假日、早午晚、一切工余之暇，我都攫取过来用于学习。即使每天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凝想；甚至睡前洗脚，双足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友人戏称其为‘立体交叉工程’。”显然，这种惜时精神源自对生命的价值的追求。孤立的时间本身或许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当人把自身的生命、事业的发展、价值的追求、理想的实现一一投注于时间的铸模中之后，时间便与人的生命、事业、理想、追求等有了同等的价值。故而，当我们感受着王充闾对时间的极度珍惜的同时，感受到的乃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

王充闾对人生的老年阶段所持的旷达乐观态度，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的强烈的追求意识和良好的自我修养。他的几篇明显涉及老年问题的作品几乎都写于1985 年以后。此时，作者已步入中年，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的追求意识和进取精神的人来说，他不会不想到老之将至甚至由此而生悲感，何况悲秋意识古已有之。然而王充闾对人生的中老年阶段却充满了旷达乐观。他现已出版的5 本散文集1 本诗词集都是他进入知命之年后面世的，其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也都写于这10 年里。他在散文作品中所表现的对老年人生的乐观感奋之情更为深挚感人。《为花欣作落泥红》充分肯定了老年人在经验、知识、修养、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老树春深更着花》则面对老年表现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积极乐观的情怀。尤其是《黄昏》一文，面对夕阳西下的黄昏景色，作者竟倍感精神的振奋，并以科学知识阐述了旭日东升与夕阳西下原本是同一事物的两种景象，从而否定了对人生的秋天的悲观衰瑟之感。

王充闾散文中对人生的老年阶段的乐观进取乃源自对人的精神和价值的强调。他对老年阶段的积极态度常常不仅单就老年阶段而论，而是将人生的少、壮、老这三个生命历程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体，体现出对人生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实现的完整的思考。在他看来，如果人在老年阶段中断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那么他的生命的最后阶段的意义就会丧失，生命也就失去了它的圆满的结局。

当然，这种积极的人生追求意识并不仅仅体现在求知惜时和对老年人生阶段持有的乐观精神，而是表现为多方面。诸如《梦雨潇潇沈氏园》《青天一缕霞》中对爱和真的寻觅，《美的探索》《心中的倩影》中对美与善的向往等等，都是这种追求意识的体现。如果说群体意识和责任感的表现层面在于社会的话，那么由求知惜时等表现上的追求意识则更侧重于个体生命本身。它们共同作为美好的品质参与国人的自我塑造，参与道德情操的培养和人格的建构。读王充闾的散文，你是能感受到一种近乎完美的人格修养，感受到一个巍峨高大的道德形象。它甚至超越了内中的“我”这一具体所指，而是某种精神、思想、道德、情操的凝聚，是个体生命形象的恢宏扩大，是作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寄托。

三

王充闾及其散文中的强烈的追求意识还充分体现在人对自然的观照之中。

王充闾散文中数量最多的是那些山水游记。对于这样一位理性极强的作家来说，他笔下的自然景物往往已经超越了客观存在本身，而是融心理境界、生活、人文历史、艺术创造于一体的“第二自然”，是主体的再创造。

因而，主体的精神追求自然要融入意象世界之中。王充闾笔下的自然景观极为丰富，这里有三峡画卷、本溪水洞、龙首初秋、黄山胜景、南疆风光、蓬莱仙境，有苍松、白雪、日出、黄昏……积极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意识使部分自然景物在作者笔下皆具壮美之特色。漫天飞雪中的天山山脉，宛如一条大约三至五亿年前从茫茫古海中腾冲出世的巨龙，“银装素裹，鳞甲飞扬，器宇轩昂，夭矫万仞”。九寨沟的瀑布，是“高悬天半，飞流直下”，“白浪翻滚，爆炸出生命的光华声色”。黄山松则是“冠平如掌，枝伸似臂，以低矮坚实的躯干，迎击着雷霆暴风的挑战”。日出是“东边的云脚慢慢移动，露出了一线曙光……渐渐地在天地交接处冒出一个红色的光点，随之金光四射……霎时一轮闪着金光的旭日跳跃而出”。就连那令多少文人墨客倍生萧瑟之感的黄昏，也色彩斑斓，颇为壮观！王充闾很少对景物作精雕细描的刻画，而是从大处着墨，寥寥几笔，自然景色的高阔、雄奇、强劲、伟丽便鲜明地凸现了出来，且多具一种动态感，生机勃发，至大至刚，具有一种“数学上的崇高”与“力学上的崇高”美（康德语），读王充闾的散文，你绝不会产生因物落泪、对景伤情的悲感，有的只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乐观进取精神。他笔下的世界是一创化而健动不息的大天地，宇宙间充满盎然勃勃的生机；生存于其间的个人也由此悟得生命的崇高与伟大，并决心实现其无限的建树。这种形象与意境显然是客观物象借主观精神而赋形，是骨气劲健的人格所洋溢着的生命力的焕发，是主体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意识的外化。

人对生命理想的追求融入客观自然景物，使景物蕴含了刚健勃发的生机，同时，自然景物也以其自身的特质作用于人，使人从自然中获得一种崇高的人格精神和蓬勃的生命活力。如烛天烈炬般燃烧在青翠的林峦中的龙首红叶，使“我”备感自然和人生的秋天的生机盎然；悄然开放，清香四溢的昙花，又使“我”体悟到一种淡泊自甘、多予少取的品格思想；五光十色、瑰奇绚丽的黄昏，激起的是“我”的旷达乐观、感发奋起的情怀；饮马河滔滔东去的清流，使“我”感受到的是200 余年前蒙古族土尔扈特部长征万里、矢志东归的顽强意志。苍松使“我”想起坚贞不屈的志士，辽滨之城的翠柳使“我”领悟到一种高尚的情操和献身精神……这里，与其说人是在欣赏自然景物本身，不如说是在欣赏由自然景物所体现出来的某种属于人并为观赏主体所欣赏的精神、品质，亦即人格，而这正体现了儒家的自然观。积极入世的儒家并不否认自然的美，然而同时又认为自然之所以能够为人所欣赏，并不仅仅限于自然本身的美，更主要的则在于自然景物所蕴含的精神符合人的某种美德。《说苑》卷十七《杂言》载：“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佝，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就是说，君子通过观水，可以获得德、仁、义、智、勇、贞等品格启悟，从而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王充闾散文中那种理性化的观照自然的方式正与此同。

不过，这种以物比德的观赏方式由于失却了真正的审美意义而往往显得牵强僵涩。因为，客观景物之所以能够成为审美对象，固然因其能以自身的某种特质唤起人的某种内心体验，但是，这种体验应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且物与人的联系原本是非常广泛复杂的，仅仅以道德来比附也不恰当，这是我们对王充闾笔下的部分自然景物的描写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感到生硬的原因。然而，内中体现的人从自然景物中获得某种精神，从而提升自身的人生修养境界，最终达到自我完成的追求，与在他的散文中居于主要地位的对儒家人生理想的追求则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80 年代末以来的一些游记散文。在这类作品中，自然景物已不再作为某种理义的化身而存在，人对自然的向往也不再是因为自然景物的某些特质可以象征人的某种道德品质，横亘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追求似乎已不存在，人对自然的观照趋于真正的审美境界。这一境界在《南疆写意》《雅隆河，一首雄奇的史诗》和《祁连雪》等篇中有着突出的表现。此中，外在的社会道德理性已内化为人的自然本性，个体的人已无须再去使自身合于某种道德，发乎情即止乎礼义。人不再是道德的主体，而是自由的主体，这从篇中人的游心于物，舒卷胸臆完全可以见出。但是，这种自由又是无往而不在规矩之中，无往而不合乎伦理道德的，因而人又是道德的主体，这种道德与自由的趋于完美的统一已接近孔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即“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它标志着人的最后完成，即立于性灵的个体性与伦理的社会性的自然统一，或曰诗性的动机与理性的节律的高度完美的和谐。这一境界是人在大地上的诗意的栖居，是人的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因而它常常借助自然界来表现，如孔子的独独首肯曾点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王充闾的生命中原是有着浓厚的诗意的，他的本我之生命力极其活跃，他也曾以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来约束它、扼制它。而他于自然中的这种圆融和谐的心态，正标志着诗意与居住在他身上已趋于和谐统一，也标志着他对儒家人生理想的追求进入了更高的层次，达到了更自觉的状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人生理想是深刻而复杂的。

概而言之，就是通过自我修养，达到自我完善与自我完成，从而使人生成为有价值的存在，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是对生命意义的充分肯定。王充闾及其散文的人生追求核心，即在于此。

这种不懈的追求不仅形成了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文化价值；不仅具有认识意义，而且具有审美意义。或许，这正是他的散文在当代文坛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