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恩信

王充闾先生有两重身份，第一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第二是作家、诗人、学者。王先生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通晓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了然于心，对现代文学游刃有余。有了这两个先决条件，那么其所著“人文三部曲”之一的《文脉》，必然具有相当的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史料性和可读性，大可开导读者心灵，启迪灵魂。通过这部书，我们可以历阅中华民族文明“禅变”过程。

如果把历史纵向当作经，把各个朝代当作纬，我们可以看到，此书脉络清晰，经线连贯。再联系到各个朝代，则是经纬交织，互相连贯，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画卷。从思想角度看，此书具有见解独到、观点独特的特点；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此书是就历史说历史，就人物说人物，评价科学合理，没有任何事后诸葛亮之感；从知识角度看，此书是一个智慧库，开阔人的眼界，启迪人的灵魂，增长人的见识；从文学角度看，此书是通篇珠玑，有诗的华丽，有散文的深邃，有哲理在闪光；从写作方法上看，此书有取有舍，有详有略，突出重点。

本人读过此书后，大有感慨，现分述如下：一、释禅

一说到禅，人们往往要和佛教联系起来，其实这是狭隘的偏见，也是知识性的误解。

禅的基本释义是人类锻炼思维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静”的行为，源于人类的本能。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就是为了生存，一切生活方式、方法，都是为了生存或更好地生存。最简单地说，就是“事物更代”，也就是发展变化的意思，是一个对事物的认知不断深化和拓展的过程。

事物怎么更代，无外乎就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从低级走向高级，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但是无论怎么取代，都是在前边基础上的进化，不会是倒行逆施的退化或返古。这个过程不是每次变化都是直线或匀速前进的，有迂回，有快、有慢，也能走弯路，但总体是渐进地向前发展的。

这个时间脉络是可梳理的。

考察禅的历史渊源，我们就会发现，“禅”是“中国制造”，是上古五帝的创举，尧帝是首推禅事亘古第一人，是禅的鼻祖，创始人。在尧帝过世若干年后，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借用了禅的概念进行传播，才有了佛教的释义。

“禅”是通“蝉”的，是万变而不离其宗的。比如蝉（蚕）与蛹，鸡和蛋，因缘使然，轮回变化，没有先后，也没有始终，不同时空，不同体态，终是其宗。

“禅（chán）”与“禅（shàn）”可视为同义词，只是用途变化而读音改变。由“禅（shàn）”而演变的是“禅让”，这是封建时代最高权力转移的过程。无论谁接管权力，都是其精神、意识的延续。由这个过程而派生出来的举动可以说层出不穷，如禅举、禅代、禅化、善举、德举、道举、真举等等。

庄子说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式相禅。”这个“相禅”，就是变迁转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肯定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民族文明的进化史，其实就是一个“禅变”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释禅的过程。其脉络，就是用历史进程或时间发展这根线串联起来的。所有的历史进程，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用“禅”来阐释或说明。《文脉》第十七篇就以“逃禅”命名，还有其他章节提到禅让等内容。

《文脉》其实就是释禅过程的恢宏巨著。这里有充分的理由加以证明。

首先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有时也可能有迂回，但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从尧帝开始，出现权力禅让，产生了真正意义的“禅”。

此后，无论是否出现禅让，权力是否在和平中过渡还是在兵戎过程中转换，文明的进化是不可否认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古，由黄帝开始，将分散的民族部落，统一成国家形式，并初步建立了国家体制。这种禅变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共存，是关键性、决定性的一步，其意义非同寻常。只有国家体制的形成，才能形成制度体制和权力体制框架，才能促进文明更好、更快地进步。这个时期出现了文字、耕种，还有医学，也初步建立起人类文明的行为规范。第二个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孔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荀子等思想家的出现，产生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不同派别的思想体系，基本奠定了文化、思想体系、国家制度、宗教等根基，也为后世留下了有案可查的思想典籍。这个时期，也是对中华文明走向起到关键性、决定性作用的时期。从此以后，国家制度不断完善，文明进步脚步加快，人们有了明确的思想意识。第三是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产生，将人们的认知又推向了新的高度。科举制度，对于选拔人才，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在公平、公正、合理、科学的条件下，创造出人才选拔的竞争机制，能够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为国家所用。在科举制度为人们所认可以后，由于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公平与进步，促进了国家管理能力和国家权力公信力的提升。

实质上，科举制度是文化教育、社会文明进步，国家管理体制的一个创举，也就是一个禅变。虽然科举制度有其弊端，但其积极意义占主导地位是不容否认的。存在往往就是合理的，这句话也有其科学性。总体来说科举制度还是利大于弊，甚至对现在的公务员选拔都有借鉴意义。

二、认知国学

读《文脉》，也是一个认知国学的过程。

国学绝不是一个现代词汇，在《周礼》里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明确记载。这个“国学”就是国家一级的学校。《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都有“国学”的概念。南宋朱熹在庐山创立的白鹿洞书院最初叫白鹿洞国学。1934 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

并把国学分成经学派别、哲学派别和文学派别。胡适、顾颉刚、钱穆等也对国学都有过论述。随着近几年“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设立，国学走向了世界。

“国学”本指供王室贵族子弟学习的国家级学府。现代作为学术意义上的国学，是在近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与“西学”概念相对峙而形成的概念，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小说、清对联并历代史学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很显然，国学就是国家之学，亦是国人之学。梁启超讲过，国学是关于德行的学问，也就是砥砺自我之品行、德行之学问。显然，国学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又从学理上分为儒、道、释三大支柱。“儒、道”是国产货，“释”

是进口货。“儒”是学说，“道”是宗教。我们不要单纯地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的“中国制造”，也有“进口货”。

研究传统文化，自然离不开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既代表了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是传统文化的创立者、践行者、助力者或引导者。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黄帝、尧帝、孔子、老子、秦始皇、唐僧和朱熹。还有向异族、异域传播传统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如张骞、苏武、王昭君、昌平公主等。也有在传统文化典籍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如孔子、司马迁、司马光、永乐和康熙两位皇帝。首先我们要肯定，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民创造的。在文化创立上，没有个人专利，统统归属人民，人民是文化的主体和主人，只是某些人起到了重要或决定性作用。

任何一种文化的创立，首先要有土壤或根基。回过头来，看看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文化的土壤特别肥沃和深厚，并且各种文化成分俱全。另外，中华民族的智慧、勤劳、友善和包容，也是创造文化的巨大优势。正因为有了这些肥沃的土壤，才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和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确立了中国的文明古国和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如果准确一点说，这个文化就是汉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在亚洲，形成了汉文化圈，不同的民族，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都有汉文化的生活迹象，甚至被汉化。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或弊端，从而影响了这个文化向更高层次、更广阔领域的拓展，也左右了民族的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其一是消极意义比较突出，影响了民族的进取意识。

其二是“和”左右了斗争意识。致使民族竞争意识不强，缺乏拼搏精神。

表现在我们往往能守土，不能去拓疆。这一弱点，在被异族看穿和放大后，民族多次出现危机，甚至被异族侵扰、统治直至宰割。其三是“防”的意识突出，“攻”的意识淡薄。这就使民族时时都处于生存隐患之中。从战国开始，两千多年里，我们不断修筑城池，甚至修成万里长城，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可是城池再高、再庞大、再坚固，也抵御不了铁骑的经年轮番践踏。所以，我们一直处于被侵扰的忧虑之中，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侵略”

意识，用修城池的精力和财力，以攻代守去消除隐患，恐怕早就扭转了这种局面。其四是重文轻理。从战国时期开始，由于各种思想家的出现，他们极力倡导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学，使社会科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历朝历代的书院，很少涉猎自然科学，人们也就很少有科技意识。在科举制度产生后，形成了“应试教育”的局面，这种现象愈加严重。致使我们很少探讨自然科学，在这一领域明显落后于西方，鲜有科技成果于世。

在我们认知国学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现在对国学的定义并不十分严谨，有疏漏。本来国学是一门统揽中国学术和艺术的概念，但现在传统文化的定义，中医、戏曲、武术等竟然没包括进去，这既是一个缺憾，在学术上也自相矛盾。其实中医从民族起源就随之而兴起，在黄帝时期就有记载，以致后来人们整理出了《黄帝内经》这部医学著作，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还有华佗、孙思邈等在医学上的杰出贡献者均未被提及，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常理分析，虽然中医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虚拟性，有的观点缺乏科学依据，但不能因其有模糊性和虚拟性就武断地认为不科学或是伪科学。几千年来中医形成了完整的医学体系，有相当的可操作性、实用性，效果非常显著，为国人所认可，疗效才是真正的评价标准。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医发挥了极大作用，大大提升了中医在医学界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医学门类，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万万不能从传统文化中割裂出去。

三、人物评说

《文脉》中涉及人物众多，时间跨度从《周易》说开去，以老子开头，到曾国藩、李鸿章、张謇结束，历时近3000 年。典型人物有40 多位，大都以正面评说。这些人物，既有被人赞颂的成功人士，又有被人怜惜的落魄之徒。

这些人物，既有在哲学、文学、宗教和维护国家政权稳定，推动社会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者，也有因平庸无为、苟且偷生而沦为不齿之辈的。

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一面镜子，为后世所借鉴。

这里主要说几个人物。

第一个是孔子。他是一个被后世尊为“圣人”，顶礼膜拜的思想家，是“和谐”的文化符号。

提到孔子，人们往往把他作为“仁”的标杆，似乎与和谐挂不上边。

其实现代解读孔子，就是和谐。

孔子虽然杏坛设教，且弟子三千，但并没有什么思想方面的著作传世，只是其过世后，他的弟子们将他的言论整理成《论语》，为后世留下了“和谐”的依据。

如果推而广之地说，把《论语》作为所有人的行为规范，并且辅之以法治手段，社会是不是会更和谐？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人的行为规范，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人的脑袋里大体有个框架，基本是以《论语》为脚本的。离开了《论语》，我们将无所适从。

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自然人们就应该师从孔子。最能代表孔子思想的就是五个字“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概括了做人的全部内容。

从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这个“和谐”，实质上就是建立在《论语》理论基础之上的。虽然《论语》中没有“和谐”字眼，但通篇都是“和谐”的思想。孔子讲“和为贵”，现在理解，就是“和谐”高于一切、压倒一切。《论语》通篇都是讲为人之道，为政之道，规劝人要有好的德行。归根结底，《论语》完全可以用和谐来概括。

所谓“天地之和”不就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吗？

第二个是刘邦。《文脉》给刘邦的定义就是无赖。非常准确、恰当，合情合理。

刘邦小时候就游手好闲，成年后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抢男霸女，做事好用拳头说话，是典型的无赖。即便是当了皇帝，也还全然不顾自己的形象耍无赖。如宴席上羞辱其父亲，往儒生帽子里尿尿，骑大臣脖子上问话等。

正由于刘邦会耍无赖，好用拳头办事，久而久之就成了“乡霸”，很多人就会怕他，他就有号召力，他身边自然就会聚集邪恶势力。像樊哙、夏侯婴、周勃、卢绾等人就成了他的爪牙。所以萧何用他当亭长最合适。

哪个敢不听话的，哪个敢不服徭役的，哪个敢不缴纳钱粮的，他都会出手，轻易“摆平”。当刘邦把势力做大后，县丞就不在他的眼里了，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了，就连县丞也得被他呼唤了。这和现在的黑恶势力能左右地方官是一样的。如果赶在现在，刘邦是不可能当皇帝的。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看，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有几个人不是靠“耍无赖”起家的？赵匡胤、朱元璋都是典型代表。

刘邦耍无赖的典型案例是他的父亲被项羽抓去做人质后，阵前被胁迫，与项羽的对话，在父亲面临被杀之际，他竟然还会耍无赖。他对项羽说你我同为“约好兄弟”，我父即你父，杀我父就是杀你父。这时除了把自己的敌手变成兄弟，把自己的爹变成别人的爹之外，竟然还能将生父的尸骨分一半给人。无赖之相表现得淋漓尽致。

要知道，无赖最高明的手段是“骗”，而且是大骗，骗得人们深信无疑、心甘情愿为他卖命。刘邦斩白蛇，骗得人们认为他就是真龙，死心塌地跟他干。赵匡胤、朱元璋等也都是用如出一辙的手段骗取了人们对他的信任，才打下了江山。

无赖最大的特点第一是记仇。当他们寻到机会时，一定会雪报前仇的。

我们不要被史书上无赖皇帝对昔日的某个“仇人”的“仗义”所蒙蔽，这也是他们在骗人，玩弄手腕，为自己树立形象。无赖第二大特点是翻手是云，覆手是雨，出尔反尔，没有信用可言。在用人上，可以无限重用人才，甚至去抢夺人才为己所用，充分发挥人才的才能，待其无用之际，则就一杀了却心患。刘邦就是这样的人物。像韩信、彭越、英布，都是典型的受害者。

赵匡胤，朱元璋等都是功成名就之后杀功臣，以绝心腹之患。杯酒释兵权是绝对仁慈了。这也为后人提了醒，如果谁完全听信了无赖的誓言，完全信任了无赖，日后必遭杀身之祸。对无赖要有足够的防范意识。要把握好度，知道该什么时候急流勇退，知道如何保全自己。当然，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无赖是不好防的，也是很难防范的，因为你很难知道无赖在什么情况下变卦，在什么情况下翻脸。无赖第三大特点是会抓机遇，当他们抓住机遇后，就会一往无前地成就一番事业。要知道，无赖做事，只要能得到，从来不计后果。

第三个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赵佶。赵匡胤绝对不会想不到他身后能有这样的孽孙。《文脉》中对赵佶有过不少论述。

他想了一个“以夷制夷”的策略，最后把自己制进去了。在女真人日益强大，建立金国后，他企图利用金国灭掉辽国，收回燕云十六州。此时的大宋王朝，就是一只病猫，经不住任何风雨的侵袭。结果，被金人发现了不堪一击的端倪。在辽国被金国灭了之后，厄运就轮到自己头上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如果大宋军队有人统帅作战，允许各路勤王，皇帝也不至于沦落为阶下囚。大宋朝野上下，畏敌如虎，乱如团麻，投降派把持朝纲，“议和”成主导趋势，区区金人的几千兵马，竟然能灭掉大宋王朝，现在看来就是笑谈。

在厄运来临之际，这个皇帝不是想怎么御敌，而是用毫无担当的高明手段推卸责任。似乎这国难和他无关，不管了，交权一走了之。可是哪里走得了，最后被作为筹码，押解到依兰五国头城。死后，还要被熬做灯油，何其悲哉！

当了皇帝不治国，重用奸臣把持朝政，自己则穷奢极欲，荒淫无度，追求逍遥自在，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当时的北宋，最大特点是互相诋毁，内部不和，能量内耗，没有丁点抗金合力。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二帝被囚期间，本来都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的人，驸马和皇子为了自己的出路，还能编造谎言，“检举”皇上叛乱。结果可想而知，二人被处死。

所谓“坐井观天”还真有其事，但不是真正意义的“井”。只是这个“井”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他们早期住的是地窨子，如井一样两米多深。黑龙江地区冬天寒冷，人们抠地窨子住便于御寒。两位皇帝就在地窨子出口遥望南天。中原人不知道什么是地窨子，看像井，就误认为这就是井了。第二个是中原人有市井、天井的称呼。二帝迁居府邸后，因府邸呈“井”字形，如中原的天井，而被称为“井”，他们在院落里遥望南天，看南去飞雁。

只是与第一个井相比，能空旷一些，视野能好一些，看得能真切一些而已。

宋代的皇帝，可以说是一辈不如一辈。赵构侥幸没被掳去，趁权力真空之际，他当了皇帝。在皇位与父子亲情上，他选择了前者，他不可能“北伐”。他最嫉恨的是岳飞要直捣黄龙府，接回二圣，最后利用奸臣将岳飞处死，也直接导致了南宋的灭亡。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宋徽宗，我想可以用“推”字，就是推脱责任，推卸责任；用一个字形容宋钦宗，我想那就是“软”字，要多软弱就多软弱；用一个字形容宋高宗，我想可以用一个“逃”字，金兵来了就逃，能逃多远，就逃多远。

有了这三个皇帝，大宋不灭，岂不怪哉！

据网上宋钦宗赵桓词条介绍，金海凌王完颜亮即位后，曾一度把赵桓迁到上京会宁府（就是现在的哈尔滨阿城）居住。2013 年11 月，我曾到此地考察。现会宁府旧址早已辟为农田，尚存石碑和瓦砾。贞元元年（1153年）完颜亮自上京迁都燕京，改名为中都，将赵桓带去。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六月十日（1156 年6 月20 日）赵恒于燕京骑马中箭落地被马踏而死，被葬于河南巩义西15 公里回郭镇南原永献陵。赵桓死在燕京史书是有记载的，有定论的。《辞海》和《中国历史大事件》等说他死在五国城是不对的。

第四个是曾国藩。这是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代表。

毛泽东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曾评价说：“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我想最简单地说，他就是会夹着尾巴做人。如果再简单一点说他的内心，就是“苦”；说他的外在，就是“装”。

曾国藩最大的贡献是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于将倾，扑灭了太平天国这把火，挽救了在风雨中飘摇欲坠的大清王朝。

曾国藩的“苦”，来自于多方面。

第一个是生活中的苦。他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和践行者，他要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总得“日三省吾身”，整天仁义道德，不能有任何逾矩之处。看官们想想，这该有多难，这是终生摆脱不了的苦，也就是说，他就是个苦行僧。这种苦往往还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第二个是失败了的苦。任何失败的苦，都要自己来尝。小失败小苦，中失败中苦，大失败大苦。经年纵兵的曾国藩，不可能仗仗皆胜，处处皆赢，肯定要有失败的时候。尤其在其最初与太平军交战的失败，几乎赔上了性命，还被人讥讽，这个痛苦可想而知。

第三个苦是不如意的苦。杭州灵隐寺有副对联说道：“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曾国藩有人生的目标，追求人生的价值，看重自己的名声，万事只求完美，约束自己几乎苛刻，做事求全责备。可是，事物的发展不可能完全随着个人的主观意识而发展的，总会有落差。形成落差之后，就造成了痛苦。

第四个苦是不顺心的苦。社会上往往是能力越强的人，越能干事的人，所受到的伤害越大，这里就不乏曾国藩了。曾国藩是很有心机的人，在自己的意愿实现不了时，在处于逆境时，总得面对，苦楚还无处倾诉，并且要装出人样，只能自己默默忍受痛苦。以至于自己“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

第五个苦是胜利后的苦。这是危及生命的苦。曾国藩最大的胜利是剿灭了太平天国，功成名就之际，他知道“福兮祸所伏”是怎么回事，韩信的下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最明白“狡兔死，走狗烹”这个最简单的道理。他还是一个愚忠的人，不能给朝廷留有任何猜忌心理，更不能成为皇上的心腹大患，身后还要留下好名声。保全自己的办法就是，得势就去失势，权重就求权轻，主动降低自己、贬毁自己。整天去想保全自己的对策，经年如履薄冰地走路，还要实实在在地夹着尾巴做人——能不苦吗？

上述这五个人，也可以用“禅”字来概括。他们是“禅变”的代表人，可以用“禅”这条线串联起来。这里既有正面代表人物，也有负面代表人物。

他们所代表的、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也是社会进化的过程。他们最大的历史贡献是为我们制作了教材，为后人反复品读，体味个中杂陈，总结出一定的规律，为治国理政、做人做事提供参考，加以借鉴。《文脉》本身就是为我们制作的一面镜子。

四、小结

《文脉》的叙事和论述方式大都以某个时期的某个人和事，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开去，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地加以叙述剖析，发表一些观点，阐释一些道理，揭示事物的真谛，非常令人信服和赞叹，读后大呼过瘾。

成就这部书，需要有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洞察力加以佐助。没有深思熟虑的构思，丰富的阅历和辛勤的汗水，是成就不了这部书的。这部书写作方法非常直观，清晰，贴切实际，就人说人，就事说事，引导读者的脉搏能随着当时的历史境况而跳动，有身临其境之感。

《文脉》读后，现实的启迪意义自不言说，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会留下深刻的一页，为后人所钟爱与认可，在浩如烟海的书林中闪烁着的特殊的光芒。

同时，这部书还是一部资料书。书中引用的名言、警句，引用的诗词、对联，剖析的人物案例和历史掌故，都为我们学习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历代仁人志士，为了一个“禅”，殚精竭虑，费尽周遭，甚至赴汤蹈火，舍生忘死，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继承文脉，就是一个释禅的过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应将明道、修心、守正作为提炼自己的过程，再以创新的魄力和辩证的思维，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