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杰

内容提要：王充闾近期散文体现出鲜明的文化悖论。他不仅叙述了文化悖论的现象，而且揭示了文化悖论的集体无意识建构，并且面对文化困境，向失去理性的现代人敲响了警钟。悖论的反映使得他的文化散文表现出对以往的写作的超越性。

悖论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谬的，但悖论的表现却可以使作品的内涵深刻而厚重。当王充闾散文由对现实的美感哲思走向对历史的沧桑叩问时，笔下不由自主地出现了文化悖论。

这里所说的文化悖论不属于形式逻辑上的一般思维方法的范畴，而是指由文化本身的内在矛盾性所导致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文化也取其广义，不能否认，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创造物，集中表征了人的文明与伟大，并将人同其他动物最大限度地区别开来，从而高居于万物灵长之地位。但是，既有文化是否使人获得了自救？文化带给人的是否只是快乐和福祉？

答案则是否定的，其原因就在于它本身的悖谬。作为有价值有意义的客观存在，作为多种因素的集合体，文化既有无限的魅力也有骇人的丑陋。它善良而又凶残，高贵而又卑贱。既可予人以聪明才智，也可使人昏庸愚昧；既可救人出苦海，也可置人于水火。其整体构合而形成的超越性又往往显示出强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异己力量。《土囊吟》便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物质财富本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从第一件劳动工具的制造到衣食丰足，从第一次火的使用到山珍海味，从第一件装饰品的发明到奇珍异宝，均充分显示了物质文明的力量。它可以养黎民、壮国势、安城邦，也可毁人于贪婪享乐，宋徽宗便作了穷奢极欲的牺牲品。这个荒淫无度的国君“整天耽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尤喜奇花美石，珍禽异兽，“一时间，供奉珍品的船只在淮河、汴水中首尾相接。”其后又修宫建山、掘湖置阁，堂皇的程度“欲度前规而侈后观”，终成金人之囚鬼。文中围绕文化的二重功能极尽艺术之叙述，内中虽然不乏统治者个人的因素，文化悖论的魔力也可见一斑。

《文明的征服》对此做了更充分的说明。该篇从某种角度可以视为《土囊吟》的续篇，叙写金人灭宋之后，又为宋文明所吞噬的过程。金太祖时即接受了汉官为金王朝制定的君臣朝仪制度，熙宗时正式确认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世宗朝更把儒家的纲常伦理视为维护统治、协调君臣关系的法宝。他们多方延揽中原文人，保护中原图书典籍，采纳中原生活方式，尽收中原文物财宝，以巩固统治，治国驭民。然而在其汉化的同时，却也潜伏了危机，宴安鸩毒，军无斗志，最终毁于蒙古族的铁蹄之下，几代君王的宏图大业也成为泡影。作品虽然最后归结为文明的力量，认为文明才是最后的征服者，其实也恰恰证实了文化悖论的胜利。文化悖论仿佛是一个巨大而无形的魔圈，无论你如何折腾，也难以挣扎出去。正如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创造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作反方向的运动与变化。这种文化上的悖论，似乎有意地跟人类开玩笑，创造的结果、最后的效应，有时正好与原初的目的、动机相悖逆，所谓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不仅宋金统治者，蒙元统治者也没有逃脱文化悖论的捉弄，只有文化悖论本身，牢牢地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是人在特定情势下所创造的，都是人的理性思维和价值取向的外化。且不说作为创造者的人本身具有怎样的自我悖谬，就是它所集合的各种文化特质也是具有各自的属性的，因此，其悖谬可以说从文化产生伊始就存在了，更何况在时空的变化中文化还会作相应的运动和转化。而作为选择者的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有超人的先见之明，结果便只能被文化悖论玩弄于股掌之上。

如果说王充闾的历史散文主要是从社会兴衰、朝代更迭的角度体现文化悖论的，那么，他的生活回忆型散文中所蕴含的文化悖论则更具世俗性。

《青灯有味忆儿时》中写到了“我”与塾师的关系。由于居处偏远之地，“我”

的启蒙教育是在私塾中完成的。尽管“我”聪明过人，塾师亦喜爱有加，然而“我”对塾师还是心存畏惧，以至因惧生疾。众所周知，尊师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其道德规范最早大概可纳入“孝悌亲仁”（《论语·学而》）。但当时的师生关系主要是建立在授受基础之上的，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所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且确实体现出一定的道德理性，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在封建教育制度下，这种道德规范也一度被绝对化，“师道”成了权威力量，乃至一次“我”私下里闹学不慎被塾师瞧见时，塾师一句“嚯！小日子又起来了！”就“吓得我冷汗淋淋，而后，足足病倒了三个多月”，从中可以见出文化在时间的推移中价值、功能的转化。

《碗花糕》一文中的文化悖论更耐人寻味。大哥死了，与父母和“我”

情深意笃的嫂嫂执意守在家里，不再重嫁。父母出于良心，坚持要她另行婚配，“总不能看着二十几岁的人这样守着我们。我们不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于心难忍啊！”结果，改嫁后的嫂嫂积劳成疾，终于过早地去世了。这里似乎并不存在文化的悖谬。让年轻的寡妇再嫁他人，重新生活，不正是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顺应人性吗？问题是嫂嫂并未因此而获得幸福。个中的原因就在于父母行为的价值取向是以“良心”为参照物的，是不能“伤天害理”。良心虽较伦理纲常更贴近生命，但它并非完全出自人的意愿。就是说，作为一个世俗的伦理概念，它仍有着一定的道德、观念、习俗的色彩。因此，文中父母的选择初看似合乎人性，实则仍然是受外在的规范的制约，而嫂嫂的“爹！妈！就把我当成你们的女儿吧”的请求却完全是出自真心。结果是嫂嫂做了良心的牺牲品。良心既使父母心安理得又违背了他们内心的情感，良心既给了嫂嫂生活的自由同时又将她推向了另一种痛苦。从这一点上说，《碗花糕》中的文化悖论甚至是双重的，与《青灯有味忆儿时》一起，都体现出一种道德绝对化之后价值功能的反向转化，从中可以见出文化自我相关的悖谬性。

与此相连的是《吊客》。吊丧中的咏叹本有挽歌性质，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它曾经给人以美的享受，无疑是人类文化的结晶。然而在经过了由俗入礼、又由礼成俗的发展过程后，其价值功能已经发生了大的转化。

那些“数落着，咏叹着”，“拉着长声号哭”的女客们的悲痛已经不是出自内心情感了，而是出于外在的习俗的规范。她们扮演了虚假的角色，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礼仪形式转化成了荒唐的模式。

这里甚至体现出了文化悖论的集体无意识建构。文化悖论是怎么产生的？除了文化个体形态诞生伊始其内在的自我相关的矛盾性和不合理性之外，发展过程中的集体无意识建构是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由人来参与建构的，而人，尤其中国人并不是一个理性和主体性很强的民族，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从众性和从俗性。集体高于个体，集体的思维和意志高于个体的思维和意志；而为客观所肯定的风尚习俗这类文化形态总以其强大的制约性裹挟得人身不由己，即使这种集体行为和文化形态再缺乏理性和主体性。久而久之，个体人失去了理性的清醒和坚守，在群体行为中形成了集体无意识，文化的悖论也就形成了、巩固了。《吊客》中的“哭灵”一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街坊邻居都来走走过场，送个人情，丧家陪着吊丧人哭，吊丧人一拨跟着另一拨哭，走马灯似的人流川行不息。“宾主操着同一种腔调，带着同一样表情，哭诉着同一个内容，例行着同一类公事，大家都在围着这个亡灵忙碌着，应付着，敷衍着。”这时候，吊丧这一文化习俗已经失去了它的哀挽悲悼的本来意义，而变成对人性的束缚和理性的侮辱了，可悲的是人对此竟然全无觉察。

与此相关的是《“化外”荒原》等篇中关于狐仙崇拜的描述。狐仙崇拜大概源自原始阶段的自然神崇拜。作为人类初级阶段的崇拜形态的延续，狐仙崇拜一开始便带有原始思维的混沌和蒙昧，具有非理性和非逻辑性特征。而到了20 世纪40 年代，人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仍然维护并巩固着这种荒诞的外在力量，乃至使其悖谬的成分有增无减。后狐狸岗子村几乎人人信畏狐仙的神力。家家宅后建小堂子、供牌位、烧香、磕头，稍有不敬，便视为触逆。连犟种的91 岁的老奶奶的死，也归结为是犟种堵塞了仙的通道。没有人怀疑这种说法的虚假性，大家都在随声附和。村人们自觉地建立起一种神秘的氛围，体验着一种虚幻的存在，且口耳相传，代代相袭。

王充闾这类个人生活回忆性散文虽然不似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散文以艺术感染力取胜，但对文化悖论的表现却是极其鲜明的。

王充闾散文中的文化悖论的艺术表现是较为深刻的。其深刻在于不仅揭示出了文化世界的悖论力量的强大，无所不在，以及人在悖论面前的无可奈何，而且揭示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性的不足。这里也就客观地体现出了救赎之路。不错，文化悖论虽然具有强大的异己性，但人毕竟是文化的建构者和选择者，因此，要想逃离文化悖论的魔圈，唯一的希望便是理性。《寂寞濠梁》对此有着突出的体现。这是一篇极优秀的文化散文，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诗史交会的圆融的风格，更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情怀。面对已被污染得面目全非的濠水，作家严肃地指出：“现在，人类已经从大自然的恭顺臣民一变而为君临宇宙、主宰大地的征服者，威权无远弗届。这自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人类在选择自然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要接受自然的选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但主客体关系不等于主仆关系，人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不受制于自然规律。”“以为人类最终逃脱了对自然平衡的依赖，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觉。任何一个现代人在充分享受种种物质便利的同时，都必须接受由于虐待大自然所招致的惩罚。”这些，正是向失去了理性的现代人敲响的沉重的警钟。工业文明固然以其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但同时也导致了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失衡，导致了物质高度繁荣后人的精神的极度空虚。

致使一些西方人面对生存危机不得不向东方文化寻求出路，确切说是老庄文化，也是王充闾散文面对喧嚣的现实世界每每渴望清静，回归自然，乃至面对濠水而生感慨的原因。但是，如前所述，文化悖论的力量是巨大的，特别是各种文化价值力量（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汇集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微妙复杂的文化整体律、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而为人所难以把握的时候，理性会不会显得过于脆弱呢？然而，无论如何，文化悖论以其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展示出了无限的丰富和复杂、生机和活力，而王充闾散文也由于对文化悖论的介入显示出以往写作中所不曾有过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