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翔林

历史散文的步履在进入新世纪的门槛之后似乎呈现出蹒跚不前、缺失自我创新的生命张力。其原因之一，就是文体意识的遮蔽和主体间性的缺席。然而，令我们欣慰的是，散文作家王充闾，以其对于历史散文的审美乌托邦般的沉醉和对文学的话语形式的刻意探寻，诞生了对于历史散文的写作活动的独到的审美理解和文体领悟。那就是，历史散文的写作，不能满足于简单地扮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的思想鹦鹉的角色，因此，对于历史活动和历史人物，既不能进行客观“还原”

式的理解，也不能以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的“过度诠释”来取代对于历史过程和历史人物的客观尊重。而必须以冷静从容的辩证理性和自我的生命体验，以审美的和诗意的艺术态度，以象征和隐喻的文本修辞，对历史本身和历史人物进行有适度情感距离的“叙事”和展开换位的“假设”与“提问”，以探究历史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从而呈现历史人物的心理结构和精神投影，凝神于历史与人物的逻辑相承的多重光芒，由此达到历史散文和历史对话、和读者对话的审美目的。同时，王充闾以有异于传统美学、文艺学所推崇的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集权，放弃以独断论和批判者的思维暴力和话语霸权的方式，不再以历史法官和道德裁判的角色出场，以自我主体为中心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价值评判和逻辑否定，而是釆取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悬搁的策略，以平等、宁静的哲学姿态倾听历史本身的声音，以宽容圆润的美学趣味去体悟历史人物的精神隐秘，凭借和历史进程、历史人物进行平静、平等的对话心态，对历史展开富于诗意情怀和审美想象力的追问，以辩证理性和生命智慧向历史“提问”，而不是单向度地沉沦于以今人的眼光去诠释历史、解答历史和批判历史。因此，在这种文体意识和主体间性的视界下写作的历史散文，合乎艺术逻辑地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场景和心灵轨迹，获得令人赞赏的写作趣味，启思于当下的文学活动。本文主要从上述的理论意义，分别从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探究王充闾的历史散文的美学特质。

文体意识

在传统文学理论的思想投影里，文学主要是经验事实和意识形态之间逻辑联结的历史叙事和主体抒情，文本所承载的审美结构关键在于观念和价值的内涵方面。无疑，这属于主体预设的虚假概念，它构成了文学理论史的洞穴幻象。其实，文学不但是单向度的意识形态变迁的历史，也是文体演变和丰富的历史。如果从纯粹的审美意义探究，文学的文体形式大于内容，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形式就是审美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就曾认为，艺术和现实以及其他人类生活方式相区别的特征，不在内容，而恰恰取决了它的审美形式。他甚至提出，文学作品不是内容和形式的机械统一，也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内容向形式转换和生成，内容变化为形式，这样的艺术化的果实，就是“审美形式”。暂且悬搁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的具体的思维规定性，我们不得不认同文体形式在一定程度关涉到审美形式，而文体形式则为作家的文体意识的感性果实。从如此的美学前提进行客观的逻辑推导，判断一位文学家、散文家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文本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文体意识，是否诞生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从这个理论视角来考察王充闾的历史散文，本人以为它彰显着一种不同他者的文体意识，一种寻找自我的文体风格。

传统文学的文体形态是文史合璧或者说是文史联姻的文学，后来出现文史的分离。从文学的形态演变上考察，历史散文的文体的确在文学史上留有浓重而辉煌的遗迹，《文心雕龙》史传篇就专章探索了历史散文的写作。

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写作活动，在当今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恢复了我们中断久远的对于历史的恋情，呼唤文学回归对于历史的直觉。正像现代的历史学是丧失了美感的历史学一样，现代的文学往往是丧失历史感的文学，两者形成一个有趣味的精神反差。王充闾的历史散文重新嫁接了历史与文学的命脉，醉心在历史的残垣断壁之中寻找出诗意和美感，在对历史人物的想象性的生命体验和交互性的心理分析过程，获得审美的升华和情感的体悟。因此，笔者将王充闾的历史散文诠释美学化的散文，界定为“历史与美学的对话”。本人将当下的历史散文大致划分为三类：一类是鸵鸟散文，以沉重的理性脚踵在大地上奔走呼号，它们尽管给阅读对象以思想启蒙和观念提升，然而，由于沉重的理念压抑了想象力和审美灵性，它们只能停留在充满逻辑和概念的尘埃之中。另一类是鹦鹉散文，在丛林之间费力地飞行，凭借戏剧化的表演和激情的道德批判获得读者的青睐，但是缺乏对历史的想象力和历史人物的审美关怀，因而失落了文学应有的灵性和美感。

第三类是飞鸿散文，轻盈翱翔于蓝天和大地之间，以空灵的意象和诗性化的象征与隐喻，抚摸历史时间的烟云和倾听历史人物的心声，对历史保持自我的崇敬和冷静的智慧，寻求自我和历史的对话、读者和历史的对话。

王充闾的历史散文无疑属于第三种文本。它在历史的尘烟之中发现美和领悟美，或者说以美学的眼光和诗意的领悟，依赖于审美意象和寓言象征的方式，呈现历史和历史人物所潜藏的美丽，既是历史的苍凉和历史人物的悲悼结局，也在散文中被赋予了感伤和苍凉的美丽。王充闾的历史散文，正是以和历史展开美学化对话的方式，达到了激活历史的艺术目的。

克罗齐这位最激进的“历史主义的斗士”曾经认为，在人类的历史王国之上和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存在领域，也没有任何哲学思想的题材。

卡西尔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描述过去的全部事实。它所研究的仅仅是那些‘值得纪念的’事实、‘值得回忆的’事实。”卡氏还以赞赏的口吻说道：“在历史哲学的近代奠基者之中，赫尔德最清晰地洞察到了历史过程的这一面。

他的著作不只是对过去的回忆，而是使过去复活起来。”王充闾的历史散文，也许无意识地验证了上述对于历史的看法，首先，它回眸历史的所有动机，都在于追求人类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试图获得一种哲学和美学的双重诠释与说明，特别是对于历史的文化隐秘的探索，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期待视野和融合意识，那就是以一种理性和情感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沟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重世界，从而为筹建一种合理化的或理想的精神文化的发展模式开辟道路。其次，作者的散文世界里的“历史”，不仅仅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僵死描述，也不是沉湎于寻求历史之谜的解答快乐，从而获得一种理性思维的虚假承诺后的虚荣满足。而是力图判明一种价值世界的不同差异，为历史进一步寻求“公正性”和“审美性”的合法的尺度和诗性的自由，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作者探究历史的“意义”何在？“意义”的明证性何在？其模糊性又何在？历史的这种明证性和模糊性相互交织。使散文的历史意义的蕴含似乎大于历史著作本身的历史意义的蕴含。

而作者对于历史存在的无法求证性，作者给予存而不论的怀疑论的态度。

将解答转换为“提问”，交给读者去思考和判断。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构成了王充闾历史散文的美学魅力。最后，作者显然放弃了以回忆的和逻辑的方式去复现历史，而是选择在看重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以审美想象和生命体验的方式去诠释历史和构造历史，以诗意的和审美的态度去追溯历史、走入历史和走出历史，在苍茫的历史原野上漫步，渴慕复活历史的风姿神色。作者将历史已不是重复循环的“循环”呈现在当今读者的面前，它体现了文化的缓慢递进的意味和螺旋上升的法则。历史难免相似的“循环”，而其文化负载则是递进的；历史难逃“重复”的窠臼，而其意义变化却是增殖的。散文隐藏着这样的寓言：在无数的历史山峰之上，始终站立着正义的幽灵和飘荡着审美的云彩。正是奠基于如此的文体意识，王充闾的历史散文的文体形式在当今的文学写作活动中，禀赋了自我的文本形式和话语符号，以飞扬流动的射影给予阅读者以惊鸿一瞥的审美印象。

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守望着之于历史传统的审美信仰。“五四”、“文革”、20 世纪末，这三个历史时间，人们丧失了太多的历史直觉和历史记忆，失落对于自我历史的蓦然回首的热情。中国人热衷于自我解构对于传统和历史的审美信仰，并且以旧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开辟一条否定一切的危险的精神之路，消解了所有的精神“禁忌”，由此导致了悲剧性的历史和文化的双重断裂。如果说，“五四”担当了这种解构历史的审美信仰的开先河角色，那么，“文革”以思维暴力和无理性行为，延续和强化了这种“断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世纪末的暮鼓敲响了芸芸众生对于“历史—传统”

挥手告别的音符，人们沉湎于现代化的技术享受和全球化的“经济—文化”

诉求。这个不同历史时间的非理性的精神狂欢，都共同指向一个危险的目标：颠覆对于“历史—传统”的审美信仰和价值准则。而一个透明而简单的道理是，“历史—传统”是文化之根，人是记忆的动物，是为了历史记忆而“活”

（存在）的动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历史—传统”而“活”（存在）着，因为“历史—传统”是超越时间向度的唯一永恒的价值形态，因此，它就必然性地具有了乌托邦的力量和审美信仰的性质。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希腊情结”所隐含的守护精神家园的顽强意志，也体悟出伽达默尔垂暮之年呼吁保持“德语的纯洁性”所寄居的哲学意义。其实，西方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都对“历史—传统”保持敬畏与“禁忌”，坚守着“历史—传统”

所赋予的审美信仰。从这个视界判断，“五四”是一个不缺才子而匮乏哲人的时代，那种绝对否定一切“历史—传统”的单线性思维狂欢，恰恰暴露出整个时代的哲思和哲人的缺席。王充闾的历史散文，是用审美信仰的力量恢复我们对于“历史—传统”的恋情，使历史被激活了现实性的温暖，调动了现代性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审美想象。因为在王充闾的文体意识之中，他的历史散文写作。始终维护着对于“历史—传统”的神话般信仰，守望着对于“历史—传统”的终极价值和恒定意义的审美寻找。当然，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对于“历史—传统”没有完全缺席思想批判和道德重估，然而，作者在自我的文本之中，更以辩证理性去倾听“历史—传统”的独白，而不是幼稚地模仿历史虚无论者所沉迷的对于“历史—传统”所习惯的非理性批判和情绪化否定。坚持对于“历史—传统”的审美信仰，这是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和新时期其他历史散文的一个鲜明的美学分水岭，也是作家在文本之中所贯穿的文体意识之一。

想象的历史不是历史，仅仅是虚构的历史和历史的神话。另一方面，众多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求实考证，是历史而不是文学。文学家笔下的历史，应该是对历史本身和历史人物的审美想象。王充闾的历史散文，飘逸着对于历史的审美想象力，弥散着对于历史人物的诗意的生命体验，因此，在文体上呈现为美学化的散文。王充闾的历史散文，拒绝对于历史事件的展开实证性的追溯和抽象的道德批判，不甘心沉沦为纯粹的历史叙事而失落文学应该禀赋的艺术灵性和审美品格，也放弃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过剩性想象和神话式虚构，一方面在历史与想象之间保持适度的审美距离，避免过度地诠释历史；另一方面重新缝补历史和文学之间为时已久的断裂，使历史在历史散文的文体形式之中焕发审美的魅力，获得诗意和灵感。这是王充闾的散文写作理念中一个鲜明的标记。

主体间性

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普遍闪烁“主体性”的精神魔影，它一度成为役使整个意识形态的主题词和流行语，一种以自我意识为中心和价值标准的思维逻辑充斥到思想界，主体性变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花筒。

于是，高扬主体性旗帜成为思想舞台上时尚的表演和话语霸权的角逐。然而，那个历史时间的主体性隐藏着势能强大的思维暴力，一种以自我意识为基点的哲学独断论和垄断话语的文化传播，主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知识精英，使他们沉醉在知识权力所制造的精神鸦片之中，以思想教父和文化启蒙者自居。他们只有言说的快感而失落倾听和对话的诉求，仅仅沉迷于回答而遗忘了“提问”，所以，那个时代的哲学和美学，不是智慧之学，只能属于不完善的知识或可怕的主观独断。

有鉴于此，本人以为美学和文学非常需要以“主体间性”的思维策略拯救“主体性”的独断论的思维暴力对于意识形态的破坏性压抑。因为“主体性”思维，它在建立个别主体的思想权力的同时，恰恰侵蚀整个公众的思维权力以及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话语权力，因此使整个社会的公共交往成为被分割为有限中心的交往。在如此的理论视野之下，本人以为新时期历史散文的写作中，普遍存在着“主体性”思维暴力的阴影，作者热衷于以自我意识为中心对历史和人物进行独断论的解说，以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进行任意的价值判断和意义阐释，以“回答”全盘代替了“提问”，只有“言说”，没有“倾听”，只知道以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思维工具来否定“历史—传统”，遗忘了对于自我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对于传统文化的审美信仰，依然在上演知识的悲剧和知识分子的悲剧。

“主体间性”原本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术语，又译为“交互主体性”，它是胡塞尔对于主体性更为深刻的哲学理解和一种补救性的入思。毋庸讳言，无论是胡塞尔本人还是研究者对于“主体间性”这个寄寓了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的现象学的最重要概念之一的阐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意义差异。“‘交互主体性’概念被用来标识多个先验自我或多个世间自我之间所具有的所有交互形式。任何一种交互的基础都在于一个由我的先验自我出发而形成的共体化，这个共体化的原形式就是陌生经验，亦即对一个自身是第一性的自我一陌生者或他人的构造。”“‘纯粹——心灵的交互主体性’是‘生活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理解、互通、交往的前提。”胡塞尔的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无疑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和单线性思维的遮蔽性，厘清不同入思主体存在之间的意识关系，强调多个先验自我之间共体化的精神形式，而倾向在“生活世界”之中，主体间性是社会交往的前提。“‘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开放、平等和自由的新型关系。它意味着对立、统治等不平等的交往关系彻底失去了合法性：没有人可以凌驾在别人之上，自封为‘主体’，自诩为预言家、立法者和拯救者。每个人都是宇宙中一个有限的个体，需要向他人开放，需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不断丰富自己。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行使‘霸权’的不宽容行为在根本上就是佞妄的。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蕴含着人的自我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

因此，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这个视域考量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写作就具有了非常的美学意义。

历史散文的写作如何对待历史？以自我意识对历史进行过度诠释，还是以流行的意识形态对历史人物进行政治、伦理的价值判断？以想象主体性的想象活动去“合理化”地虚构历史？或者把历史视为一种思辨哲学的心灵游戏？应该说，众多的历史散文写作，都是沿循主体性的思维路径，把“自我”凌驾于历史的头颅之上，以主观独断论作为历史的代言人和立法者，为历史人物设立政治或道德的仲裁法庭，以预设的理念表明写作主体比历史高明和比历史人物富于智慧。他们只知道对历史本身铺展自我陶醉的演说，而完全忽略了倾听历史深处的回声。写作者不屑选择和历史进行平等对话的精神姿态，而沉迷于对于历史的情绪化的否定性批判，似乎觉得只有“历史批判”才是历史散文写作的最有意义最富于快乐的游戏活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创作，釆取了悬搁主体性而走向主体间性的哲学态度，选择了和历史进行平等对话的美学方式，更多以怀疑论的悬置判断的方法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倾听历史的声音，做历史的学生和朋友，放弃做历史的主人和裁判者的虚假承诺，不再自信主体比历史明智和正确，不愿对历史说三道四和对历史人物指手画脚，而是以生命体验的方法求解历史表象之下被遮蔽的黑色精髓，以审美体验的策略来阅读历史人物隐秘的精神结构。纵览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如《面对历史的苍茫》和《沧桑无语》这两本集子，众多的文本，均不同程度、不同视点、不同写法地体现出主体间性的写作意识，作家以放弃主体独断而采取超脱宁静的诗意智慧，观瞻历史和对历史人物进行换位式的思考，以不同存在主体的交互性思维寻求对历史和人物的新的领会和感悟，从而发掘历史存在的新的意义新的价值和新的美感。

正是基于主体间性的哲学背景和对话式的美学态度，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创作始终保持着冷静超脱的辩证的历史理性，不尚偏激情绪化的逻辑否定和单纯抽象化的道德说教，以交互性的视点和换位式思维和历史与古人进行交往，以尊重和渴慕的姿态和历史交谈、对话，更多倾听而不是言说，更喜欢“悬置”或“提问”而放弃“解答”“判断”与“评判”。因此，王充闾的历史散文，能够在主体间性的引领之下，虔诚地深入历史和潇洒地走出历史，无意给历史诊脉和开药方，不指责历史和臆断历史，决意不效仿自“五四”扩散传播的主体性主宰的“历史批判”的恶劣思维，因为那种凭借独断论和旧形而上学支配下的否定“历史—传统”的逻辑解构，沉沦了辩证理性和窒息了生命智慧，绝对地放逐了对于历史的诗意和审美的情怀，这种思维暴力在“文革—红卫兵”的历史语境中被张扬到巅峰，导致对于历史的悲剧性亵渎。所以，主体性支配下的“历史批判”已经转变为一种可怕的思想阴影，如果以这种思维方法从事历史散文写作，其最终的文本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王充闾的历史散文缺席了主体性的“历史批判”，而接纳主体间性的对于历史的交互性“倾听”，将历史散文写作中的延续已久的“回答”

转换为“提问”。哲学中唯有“提问”之学方可算是“智慧”之学，而解答之学，只能算是“知识”之学。正是奠基于主体间性所规定的交互性的心灵交往，王充闾的历史散文的写作，心仪于对于历史的提问，以一个历史迷惘者的身份和历史守望人的姿态，向历史叩问，向历史人物寻求历史之谜的解答，而没有像其他的历史散文那样，乐意地充当历史裁判的角色，为历史制定理性法则、客观规律和道德律令，以全知全能的虚假自信去解答各式各样的历史问题，以表面上看似聪明而实际上愚蠢可笑的方式来回答历史的提问。在王充闾的历史散文之中，有一篇名为《叩问沧桑》，全篇以追问历史或向历史提问的方式，以交互性的生命体验和诗意的审美想象，呈现历史命运的悲凉和荒谬，冷静的辩证思考取代简单的历史批判，给读者以深刻的启思。

眷注“生活世界”的社会交往是主体间性的精神构成之一，正是这种交互性和换位式的心灵对话，使不同主体存在者能够获得对于他者的尊重、同情、宽容、悲悯等人性情怀。王充闾的历史散文之中，主体间性的体现也包含如此的精神内涵。作家的文本，消解了对于历史和人物的冷嘲热讽，而是以悲悯同情的姿态对历史和人物进行美学化的悼亡，以佛家的悲情来凝视历史的苍茫和荒诞，宽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举动，即使对于存在明显人格缺陷和道德污点的人物，作者也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容，以冷静之中渗透温暖的眼睛打量历史而不是以挑剔冰凉的目光苛求历史。当然，作者并没有完全抛弃共时性的道德准则和历史正义，在坚持这些基本的价值准则的同时，以一种交互性的思想方法和悲悯情怀，静观历史和寄寓对于历史人物的审美同情，或者说，始终保持和历史之间适度的审美距离，在对历史的感伤的追忆笔墨之中，闪烁着悲凉的同情和关怀，从而使历史披上诗意和审美的色彩，达到以文学阐释历史的艺术目的。这是王充闾的历史散文给我们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和启思。

源于一种不间断的渴求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创作张力，以及王充闾对于散文写作的审美乌托邦式的迷恋，也由于独特的文体意识和主体间性的领悟及其富于想象力的叙事技巧、圆融的话语修辞，使作者的散文创作不断诞生新的气象和获得不同凡响的审美魅力，王充闾成为中国当代散文的大家，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