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耜

尽管中外文论均曾强调：对于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来说，继承传统和勇于创新是两个不可偏废的重要支点，然而，具体到当下散文创作的实践中，散文家要真正处理和把握好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其能保持和谐的互补与均衡的张力，却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笔者之所以表示这样的看法，并非仅仅因为继承传统和勇于创新作为一对文学范畴，在相互依存和转化的同时，原本就包含着彼此矛盾、对立乃至冲突、排斥的元素；而这些处于龃龉状态的元素，在一些各有主张且我行我素的散文家笔下，常常被分别推向极致，从而使继承和创新失去了对话与整合的可能。这里更为重要的依据是：19 世纪末叶以降，尤其是在近年来日趋高涨的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着强大的西方文明和西方话语的冲撞、挤压与挑战，这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作家在以散文作品展开同生活和世界的对话时，难免怀有一种“弱者”的忧患和焦虑。而这种忧患和焦虑又沿着“输入新知，再造文明”的思路，很自然地转化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汲取和追随，以及对文化传统的轻视、忽略乃至颠覆。这时，一些作家撰写的散文作品，不仅存在着与传统的隔膜和对传统的陌生，而且连种种创新亦因为缺乏血脉的滋养和底气的支撑，以至于显得虚浮或怪异。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那些一向清醒睿智、特立独行，在创作上兼顾继承与创新，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推动散文发展的作家，是很值得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的。他们留给散文世界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既赓续传统，又融入新变的优秀篇章，同时还有一种拍合着内在艺术规律的科学的创作态度和正确的审美途径。后者无疑更具有本质的、广泛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立足辽沈、饮誉全国的著名散文家王充闾，正是当今文坛为数不多的坚持将继承传统和勇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的成功者之一。新时期以来，这位长期担任党政领导工作的业余作家，凭借充实的文化储备、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超常的艺术韧性，先后发表了总数量当在二百万言以上的散文随笔作品，陆续出版了《清风白水》《春宽梦窄》《沧桑无语》《淡写流年》《何处是归程》《成功者的劫难》等十多部散文集。这些作品的题材、意旨、风格和手法，伴随着时光的演进自然多有调整和变化，但其选择的融继承和创新于一体的基本审美向度，却始终沉稳如一，这使得作家笔下的散文世界，无形中呈现出属于自己的艺术特征：既洋溢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固有的精神气度，又传递出时代所给予的发展和变化着的崭新风采。借用周作人当年评价中国现代散文时的话说：“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杂拌儿·跋》）毫无疑问，它体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散文所追求的某种理想境界。

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其根本特性在于：它是作家灵魂的裸显和生命的直呈，或者说是作家整个内在状态的立体外化。从这一意义讲，一篇散文作品或一个散文世界的优劣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主体的精神质量与人格蕴含。换句更为直白和通透的话说，创作主体精神与人格世界越丰邃，越旷远，越能体现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性的深层特征与健康元素，那么其笔下的散文作品，就越具有超越时空、启示文林的艺术力量。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散文家虽然大都摆脱不了宗经载道的历史局限，只是倘就其实际的人生姿态而言，却依旧每见光彩熠耀之处，如司马迁的忍辱负重，韩昌黎的不平则鸣，柳子厚的感念民生，范仲淹的忧乐天下等等。而在所有这些当中，最让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称羡不已的，当属一代文豪苏东坡身上所映现的那种“外儒内道”的生命风范。作为饱读诗书且科场顺遂的风华学子，他“奋励有当世志”，自信：“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于是，他遵从儒家教义，积极入世，勤勉参政，内心里呼喊着：“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然而，封建社会的种种痼疾却偏偏是他的天敌。黑幕之中的权势与权术，不仅使他的理想和愿望化为泡影，而且最终给他带来了被诬、下狱、贬官、流放等一系列厄运。面对严酷的现实，他生命中原本蛰伏的道家的清虚无为、逍遥洒脱、随遇而安等，便浮出水面，化为退守内心的处所。斯时，“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便构成了他身心的另一种写照。

毋庸讳言，苏东坡“外儒内道”的生命风范，深深地打上了封建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印记，但是，由于此种风范凭借历史的淘洗早已升华为一种不乏哲学意味的精神和文化遗产，所以九百年后的今天，它在王充闾的散文创作中又一次得到了自觉回应。而这里所谓的回应，并非仅仅是指作家曾以苏东坡晚年经历为题材，写过《春梦留痕》等散文佳作；也不单单是说作家笔下的散文篇章，每每喜欢称引有关苏东坡的诗文、典故和事迹；其更深层和更本质的意思在于，作家的若干作品从审美情怀到价值取向，都表现出了苏东坡式的用世与超世并存、卓然与淡然同在的二重状态。譬如，在《叩问沧桑》《文明的征服》《土囊吟》等篇中，作家透过历史的烟尘，执着而投入地探究着国运与文运、政权与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就中敏锐而深刻地揭示着社会发展的某种规律，贻人以用世的引领；而《陈桥崖海须臾事》《桐江波上一丝风》诸文，则或感叹“是非成败转头空”，或称赏“渔隐无为却有祠”，其遨游史海所撷取的更多是超世的启迪。又如《驯心》《用破一生心》，以犀利的笔墨，严厉批判了封建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禁锢与戕害，挥洒出精神的高蹈与卓然；而—篇《寂寞濠梁》则借濠梁遗址，讲述着庄周秋水游鱼、梦中化蝶之类的故事，肯定了生命的诗意与淡然。毫无疑问，在王充闾的散文中，是包含了对苏东坡的认同与借鉴的。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王充闾散文创作对苏东坡“外儒内道”生命风范的认同与借鉴，不是机械的、盲目的、被动的，相反它是有选择、有取舍、有改造的。也就是说。作家是站在现代意识的制高点上，以发展的眼光和扬弃的姿态，接受和消化着来自苏东坡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不是吗？同样是谈论儒家所倡导的积极用世，奋发有为，王充闾因为有先进思想和文化的指引，所以很自然地超越了苏东坡式的修齐治平，而代之以对人类正义事业的由衷关爱和对社会历史进步的殷切呼唤。关于这一点，我们读作家的散文作品，无论是早期的《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抑或是晚近的《沧桑无语》《淡写流年》，都不难有深切的体悟。

而在对道家精神的理解与吸纳上，王充闾更是通过《华发回头认本根》《人过中年》《从容品味》《岁短心长》《收拾雄心归淡泊》《回头几度风花》《一蓑烟雨任平生》等一系列篇章，自由、大胆而又巧妙地进行着存精去芜，推陈出新，从而使古老的生命形态产生了当下意义。其具体的引人瞩目之处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充闾散文中确有一些感叹光阴迫促，人生苦短，匆匆间不知老之将至的文字，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苏东坡“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之类的诗句。不过，充闾对光阴和人生的感叹，丝毫不包含苏氏“闭眼聊观梦幻身”式的悲凉与颓唐，而是一种阅尽人间春色，历经激扬勃发之后的精神清醒与生命自觉，其目的在于顺应自然规律，正视身心变化，调整涉世方式。最终让生命进入沉静、成熟而又睿智、和谐的境界。

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便是：老有所为“应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老树十围，亭亭如车盖，浓阴匝地，是柔枝幼干所代替不了的，但是，开花吐蕊确非千年古木的事”。“人到年老了，气血已经衰弱，便要警戒自己，不要脱离实际，贪求无厌，莫知止足。这里有一个分寸、尺度的问题，假如掌握失当，也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收拾雄心归淡泊》）显然，对于普遍的人生而言，此乃积极健朗的以退为进。第二，正如苏东坡酷爱写作，“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一样，充闾的散文作品亦不时流露出摆脱尘网羁绊，潜心读书写作的喜悦。作家写道：“过去重任在肩，无暇旁骛；现在，工作担子减轻了，公务活动变少了，人际关系简化了，世情纷扰也渐渐淡去，正可恢复书生本色、云水襟怀，实现多年的夙愿——把读书、创作看作一种诗意存在的生存形式”（《岁短心长》）。而如此情怀之所以出现在充闾身上，并不是因为他像苏东坡那样早已厌倦或有意逃避官场与政务，而是基于他对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使命与责任的独特认知和全新理解。在他看来，人文知识分子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与道义支持，而不是仅仅充当公共事业的决策者和领导者。正因为如此，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在自由开阔的空间里，从事精神生产和艺术创造，而不必拥挤于狭小的官场政坛，斤斤计较权力的得失。应当承认，这样的见解和主张在“官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的今日中国，委实不啻空谷足音。第三，在充闾的散文中，也有苏东坡式的保持灵魂静谧，追寻生命安和的内容。只是这里的静谧与安和明显过滤掉了苏氏曾有的空寂与虚无，而更多注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对精神历程的细致盘点和对人生况味的从容咀嚼。正如作家所写：“人们来去匆匆，常常是为了奔赴一个又一个遥远的目标。不能设想，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目标、理想、追求，因为人生的道路原本是由目标铺成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过程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钓鱼的乐趣并不体现于最后的吃鱼，它是在持续的等待、观察、期望、追求中，获得心理上的充实、满足，体验情致上的悠闲、恬适。如果放弃了从容品味，过程自然枯燥不堪，目的也就化为乌有了。”（《从容品味》）毫无疑问，如此这般的精神盘点和生命咀嚼与悲观厌世无涉。相反它足以让人多一些从容，少一些凄惶；多一些安详，少一些喧嚣；多一些沉思，少一些浮躁；从而以理想的生命形态和可喜的精神质量，投入生活，改造世界。

王充闾的散文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其继承与创新相并举、相结合的特征，当然不可能仅仅体现在思想文化和精神意脉方面，除此之外，它还渗透于从文本构思到审美表达的全过程，几乎堪称一种无所不在的艺术原色。譬如，作家很喜欢像古人那样，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或人文遗迹面前登高望远，临风感怀，这样写成的作品无形中具备了古代山水和咏史诗文的情境与韵致。只是这原本属于古典的情境与韵致，却又偏偏融入了现代人所擅长的发散型思维方式和内敛型情感状态，这时，作家的散文世界最终冲破了古典的范式，从而展示出更为丰赡的社会含量和愈发浓烈的艺术魅力。又如，作家的一些作品在谋篇立意时，常常习惯于跟着诗文走，即注意选择古典诗文中的语句、意象或典故，作为自身的切入点和提挈处，然而一旦进入具体的叙述，则又坚持或反弹琵琶，别开生面：或斜出旁逸，剑走偏锋，其结果是使看起来古色古香的话题，平生出富有现代意味的陌生化效果。还有在艺术语言的运用上，作家分明从古汉语那里获得了营养，即遣词造句都流逸出一种简约、凝练、优雅的风致，体现着对声韵和意味的讲究，只是所有这些又从不削足适履，作茧自缚，而是始终从艺术表现出发，尽量贴近着现代人的思想与感情，由此营造着融传统和现代于一炉的审美效果。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探索与追求，将王充闾散文嫁接传统与新变的水准，提高到了新的层次，并显示出一种强大的艺术潜力。只是限于篇幅，笔者对这些内容不再一一展开了，但愿读者能在对充闾散文的欣赏中，领略到继承与创新的真髓和妙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