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杰

内容提要：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呈现多重对话性特征。他把历史人物作为文本进行深切地审美解读，以丰富的学养为底蕴，融入浓重的主体情思进行现代意识的审美观照，实现与历史人物的对话、与读者的对话。用小说式的笔法塑造的历史人物饱含着相通的人类本性，能使历史人物从古代向读者走来，实现与读者的对话。

关键词：历史散文；对话性；历史文本；读者冯友兰先生说做学问有两种，一种是照着说，一种是接着说。从事历史散文的创作虽说不是做学问，但和做学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面对已有的存在。做学问面对的是各具特色的百家之言，历史散文作家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历史。做学问接着说就已经达到了一定境界，而对于历史散文来说，照着说的审美创作不行，接着说的审美创作也不行，因为每一个作家对历史要进行个性化的审美观照和心灵对话，是面对历史，自己在说。

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对人物历史性的记述，如《陈梦雷痛写〈绝交书〉》等；二是偏于对历史人物的情感表现，如写李清照的《终古凝眉》、写纳兰的《情在不能醒》等；三是理性与感性的融合，如写苏轼的《春梦留痕》等；四是偏于对历史人物的理性思考，如《两个李白》、写曾国藩的《用破一生心》等。后三类成功地处理了文本和读者的对话关系。王充闾的历史散文逐步走向成熟，最近的创作明显地体现他的文体意识、深度意识和超越意识。他自觉地用散文这种文体样式去写历史，在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中渗透着主体深切的生命体验，并获得超越性的哲学感悟。那么，作者如何用散文这种文体去写历史人物实现自己的深度追求呢？他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的情景，不是做单纯的道德伦理的评判，也不是做自始至终的历史理性的审视。他是把历史纳入自己的审美视界，达成与历史的对话。正如作者所说，历史散文的创作“不满足于只是对历史场景的再现，而应是作家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与沟通，从而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要能反映作家深沉的历史感，进而引发读者的诸多联想，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从事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形象地说，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尘埃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作家立足现在而与历史交谈，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对话”。作者把对历史文本的深切解读传达给读者，在实现读者与历史、历史人物之间对话的同时，也实现作者与现实、读者之间的对话。所以，我们说，王充闾历史散文呈现多重对话性特征。

一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巨大的文本。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不同的解读者、不同的时空存在决定历史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历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阐释的空白点”（王岳川），历史文本活在长久的历史时间里，给各个时代都留下了大片空白，各个时代的人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需要去阐发历史，去和历史对话。

“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剪辑和构想。所谓通史仍然是一些局部历史的并置，其中空缺之处显然比充实之处多得多”。

作为文本，历史本身具有内涵的不确定性和许多模糊的成分，这也为解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和创作的空间。就是同一个解读者，在不同的情境中对同一个历史文本的解读也有很大的不同。巴赫金认为，文本具有一种内在的对话性，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对话性的”作品在理解中获得意识的充实，显示出多种含义。于是，理解能充实文本，因为理解是能动的，带有创造的性质。创造性理解在继续创造，从而丰富了人类的艺术宝库”。苏东坡遭遇流放后的淡泊与宁静在不同作家那里是不同的审美存在，余秋雨写道，“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求无言的山水，去寻找原始的古人”，从而实现精神上的突围。而在王充闾的笔下，苏东坡“入乡随俗，完全与诸黎百姓打成一片……一副地地道道的黎家老人的形象”，是主动的融入使其获得精神与文化的双重超越。历史散文作家对历史文本的解读鲜明地打上了主体的印记。

历史散文被作家在现实语境中创作出来，作家如何可能实现与历史的对话呢？历史是曾经发生的现实，现实是即将成为的历史。从发展的层面上看，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在现实中必然留下历史的痕迹。在历史的长河中还存在一些没有发展的层面，从没有发展的层面看，历史就是现实。“二者的不同只是表现形式上的，是具体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和人际关系的交际形式，具体的人文环境与物质环境”。在没有发展的层面上，历史与现实的不同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它们的本质基本相同，或者说，历史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王充闾说，“历史不能以循环二字概括，但它确实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有规律可循的。”构成历史和现实的主体是人，在王充闾的历史散文中，历史人物是他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于人类本性的相通性，理解历史人物是可能的，对历史人物的审美表现也是可能的。马克思认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所以，历史散文不仅仅是写历史人物，更注重对人类本性的追问。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不仅作为一个国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所以卢卡契说：“莎士比亚对历史进行加工的目的总是在红白玫瑰战争的现实历史的土地上，去寻求和刻画那些在人的意义上的最巨大的对比。莎士比亚的历史的忠实和历史的真实性是在于这些有关人性的特点是吸取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危机时期的最本质的因素。”

莎士比亚注重在人的意义上刻画历史人物，容易与观众和读者形成对话性关系。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存在古今相通的人类本性，这些相通的人类本性像一座心灵之桥，沟通了历史和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历史人物的审美解读是对“两个时代所共有的人类学标记的关注”，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王充闾对李白这个生命个体的关注显示了他与李白的对话精神。作者同时深入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存在的李白的世界，一个是诗意存在的李白的世界。对李白政治上惨败给予清醒的审视，对诗意存在的李白给予深切的审美观照。作者进入李白的狂饮世界，体验李白之体验：“在他看来，醉饮始终是生命本身，摆脱外在对于生命的羁绊，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然而作者又跳出李白的世界，思考两个世界的特殊关系及其对于李白的意义：“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显示了作者不仅写之，而且能够观之的审美高致。作者对李白的解读不是盲目地回归历史，而是深入其精神世界，对其生命个体极其关注，同时这种解读有着鲜明的指向：“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个人际遇所带来的酸甜苦乐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作者完成了与李白的对话，跳出历史文本，又转向与读者的对话。

二

作者和历史的对话，激活了历史，使凝固的、静止的过去转化成鲜活的、流动的文本。历史人物在历史情境中活动，他的一生会发生许多事情。历史散文不是像传记那样对历史人物做一生的记述，而是渗透强烈主体意识的审美解读，必须理解历史人物，和他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在深切的理解和审美观照中走进历史人物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在历史人物最具个性化的生命之点上或深入开掘，或不断升华，实现与历史人物的对话。王充闾写李清照、写纳兰、写曾国藩、写香妃等，都是用极少的笔墨概述他们的一生，重点在于从他们的一生中提炼出独特的标志性特征。写李清照，抓住”终古凝眉”的愁，透过李清照的词，王充闾看到有体积和有重量的愁思，“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其中饱蕴着女词人的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不是一个愁字所能概括得了的；写曾国藩突出“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的苦，“他的苦主要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设，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千古风流说纳兰之“情”，纳兰与“爱妻生死长别，幽冥异路，思念之情虽然饱经风雨消磨，却一时一刻也不能去怀”。纳兰的一生是情感的化身，他是一个为情所累，情多不能自胜的人；写陈梦雷强调其“痛”，陈梦雷失友之痛、被挚友诽谤难明之痛以及痛写《绝交书》。

王充闾和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一同再次经历人生，体味愁之果，苦之源，情之醉，痛之深，开掘出富有意味的存在。

作者善于摆脱那些对历史人物既定分析与评价，从富有个性化的角度去和历史人物对话，具有人性的深度和超越的意义。对于曾国藩这个极度复杂的人物，王充闾没有从政治立场和社会伦理方面进行剖析，而是从人性和人生哲学进行批判和解读。他认为曾国藩的苦源于一方面要超越平凡，一方面要超越此在，为了实现这两个超越，“他竟耗费了多少心血，历尽何等艰辛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终生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煎熬，历经无边痛苦的可怜虫。”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充满了感性，也充满了历史理性和思辨色彩，但王充闾并未止于此。除了深化文本之外，作者对文本进一步升华，使之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他是这样写李清照的：“若是剖开家庭、婚姻关系与社会、政治环境，但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就是集中透视她那用生命、用灵魂铸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悲凉愁苦弥漫于易安居士的整个人生领域和全部的生命历程，因为这种悲凉愁苦自始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王充闾的历史散文是对历史人物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问，是对人类普遍生存状况的思考。

这种深度追求而获得的哲理意义，更是历史的人和现实的人共通的精神标高，是历史散文创作的终极意义。

王充闾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建立在完全平等的意识之上，历史人物的愁、苦、情、痛，希望与失望，憧憬与幻灭，孤独与超越无不打上创作主体的印记，也就是说，作者把更多的主体情思融入其中，历史人物成为作者情感的宣泄和孤独的解脱的审美载体。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王充闾说，虽然写的是历史人物，“但大多数是在写自己，纳兰的爱情观、价值观是自己的理想，李清照的愁也是我的愁，虽然不像曾国藩苦得那样，但也有类似的东西”，苏轼主动融入后的超越带给自己很多的人生启悟。正因为写历史人物大多数是在写自己，所以，他能更好地与历史人物沟通，进行心灵的对话，致使他和历史人物之间没有“隔”的感觉，达到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浑然一体。正因为如此，他深切解读历史人物，真诚体味人生，实现了与历史人物的对话，在这一点上也完成了与读者的对话。

历史人物活动在已经过去的历史舞台上，所以要实现与历史人物的对话，除了情感上的体验之外，还必须进入到历史情境中激活历史，这对创作主体的学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马克思在《手稿》中说：“对象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庄子（《寄情濠上》）、李白、骆宾王（《夕阳红树照乌伤》）、苏轼、李清照、纳兰、香妃（《香冢》）、曾国藩等之所以能成为王充闾审美观照的对象，这取决于这些历史文本的性质和王充闾丰富的历史学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等本质力量的性质。如果说，情感的异质同构使作者找到这些历史人物，那么，学养、底蕴与艺术的灵性则使其在文本中的表现成为可能。

王充闾早年读过八年私塾，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在他的精神世界扎根；青年时期主动求学，阅读大量的经史子集，并不断练笔；中年时期把书充分对象化，笔耕不辍。所以，当他拿起笔的时候，多年积淀在他精神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自觉不自觉中表现出来。徜徉于古典文化中，他可谓如鱼得水，有时不是他主动去寻找、信手拈来古典文化，而是对象化后的古典文化纷纷向他走来。他与古典文化之间的互动使其历史散文没有历史的硬伤，他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更加和谐。

三

历史是远离现实的文本，对读者来说，它可能是一种陌生化的存在，作者如何通过文本实现与现实读者的对话？王充闾以现代意识观照历史、激活历史，以艺术之笔描写历史人物，以不同的方式请读者参与，所以在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的同时，便完成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也完成历史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对话。

历史散文写的是历史与历史人物，但如果仅仅是历史和历史人物，作者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那么，现实的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隔”。

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在一定程度上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是因为文本潜在的现代指向。他在谈为什么会写历史散文时说，一是对历史深沉的爱好，二是历史的哲思与诗性提供了现实所不能提供的足够的空间和审美的积淀，三是历史散文便于叙说（别的散文可能不容易说的东西通过历史可以说）。这就意味着王充闾写历史散文，是要表达现实题材不能表达和不便表达的东西，现实在他的笔下是缺席的，但却是在场的，或者说，现实在历史散文中成为缺席的在场者。写纳兰与爱妻先知己、后夫妻之情，暗含着对现实爱情观与价值观的质疑；写李光地对陈梦雷这个挚友的背信弃义，实际上是“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一即对于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人格的重新评估”。

对历史文本的解读，“不是把过去看成是我们要复活、保存或维持的某种静止和无生命的客体；过去本身在阅读过程中变成活跃因素，以全然相异的生活模式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过去开始评判我们，通过评判我们而评判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构成。这时，历史法庭的动力出乎意料和辩证地被颠倒过来：不是我们评判过去，而是过去以其他生产模式的巨大差异来评判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曾经不是、我们不再是、我们将不是的一切。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过去对我们讲述我们自己所具有的实质上和未实现的‘人的潜力’”。历史人物被激活之后，他以人的方式评判现实的人。生活方式的评判是表层次的，挖掘与评判人的潜力才是深层次的，正是在深层次上，历史和现实才融化在一起。以人为中心构筑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才是可能的。王充闾以现代意识观照历史，使沉没的历史浮出于历史的地表，使沉默的历史发出历史的声音，使失去光彩的历史重现芳华。这样有时比直接的现实描写更有情致，更具韵味，达到余味曲包，现实的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后也深得其味。

王充闾以小说式的笔法描写历史人物，使人物跃动，从历史中向读者走来，成为活的人物，站在读者的面前，似乎和读者进行对话。作者满怀深情地重现历史情境中的历史人物，他这样写纳兰：“夜深了，淡月西斜，帘栊黝暗，窗外淅沥萧飒地乱飘着落叶，满耳尽是秋声，公子枯坐在禅房里……眼里噙着泪花，胸中鼓荡着锥心刺骨的惨痛。”凄凉之景和思念之情、孤寂痛苦的心境交融在一起，纳兰形象栩栩如生。其他如香妃、李清照等形象也是如此。作者带着读者一同进入历史情境中，感受历史和历史人物。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历史人物和读者能够进行对话就意味着作者和读者对话的基本实现。

散文是处处彰显“我”的文体，历史散文当然不能让“我”消失在客观的历史中，而应该在情节叙述中自然而然地让情思代“我”而常在。对于历史散文来说，没有“我”，就不可能实现与读者的对话。但是，这个“我”

不仅仅是指在文中出现的我字，也不能根据出现的次数判定对话的程度，而是指以鲜明的主体意识真正融入历史中、并时刻注意隐含读者的“我”。

伍尔芙在谈蒙田散文时说，蒙田“只希望向世人披露自己的心灵……不要有丝毫的遮饰，不要有丝毫的假装”。王充闾说，创作历史散文是渴望一种理解，一种和读者心与心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香冢》中作者开篇就写道：“我总觉得，她像一株冷艳的梅。”这里有作者的情感指向，有他对读者的信任。有时，作者在创作中会不时用设问来提醒读者和他一起进行思考，如在《终古凝眉》中写道：“一个渴望自由、时刻寻求自由从现实中解脱的才人，她将到哪里去讨生活呢？恐怕是唯有诗文了。”这一问，既表现李清照的无奈的选择，又召唤了隐含的读者，同时也表现审美主体的同情心和悲悯情怀，实现了多种层次的对话。

王充闾历史散文对话性的实现依赖于他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为什么他能对历史文本进行解读？为什么他选择这样的历史文本进行解读？为什么他用这样的方式对这样的历史文本进行解读？他丰富的历史涵养使他能对历史进行解读，知识分子的精神同构让他选择这样的文本进行解读，独特的生命体验、对人的终极关怀和超越的艺术个性使他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解读。他说，好的历史散文“应该防止自我的流失，又防止审美的偏离，思想的贫困。如果缺乏精神的超越性，光有一般的感觉、体验，或是困苦，或是忧患，充其量只是一种伤痕式的文学，只能告诉读者有这么个事情。

而我们应该做到的，是要超越情感与激情，抵达一种智性与深邃，在似乎抽象的分析和演绎中，激活读者为习惯所钝化了的认知与感受，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意识；或以独特的感悟、生命的体验咀嚼人生问题，思考生命超越的可能”。在这种创作观的驱动下，王充闾完成了与历史的对话，与读者的对话，同时在读者与历史人物之间架起一座心灵之桥，实现读者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使其历史散文成为超越时空的富有对话性的文本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