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楼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们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作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持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诸如此种，不胜枚举。

但美国的奥尔森教授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结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参加罢工，工人却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了搭便车行为。

“滥竽充数”中的南郭先生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样一个“集体行动”，但表演时毫不费力，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奥尔森因此得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做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罢工的胜利，工人们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是，参加的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奥尔森这一理论后来被发展成“多人囚犯两难博弈”，成为非合作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1968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的群众性游行示威，最后法国政府许诺实行改革，把工人工资提高7%，这是占人口不到40%的游行示威者为全体公民争取到的利益。

然而，它描述的却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成功的例子，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至失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多。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

“不对称”说的是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做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干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性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样，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

名人点评

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却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人们更怀念他。

——罗伯特·梭罗

越是庞大的企业，越是需要科学的管理；建立严密的组织结构，任命称职的管理者、制订明确可行的计划等。

“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做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例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赢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其他正向激励的存在也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以便借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面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

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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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年出版）一书，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为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典范。迄今为止，这本著作有超过10种语言的翻译本，并且在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