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磨一点鞋底”

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相反，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就是通货紧缩。在法定货币流通的情况下，货币供给没有物质限制，通货膨胀成为各国都存在的现象。因此，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是根据通货膨胀率来确定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根据物价指数来计算。年通货膨胀率=（今年的物价指数-去年的物价指数）/去年的物价指数。例如，假设2000年物价指数为165，1999年物价指数为150，则2000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65-150）/150=10%。

根据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通货膨胀可分为三类：温和的通货膨胀、加速的通货膨胀和可预期的通货膨胀。

温和的通货膨胀，是指通货膨胀率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例如新加坡1961～1994年的33年间，年均保持3%左右的通货膨胀率，就属于温和的通货膨胀。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零通货膨胀是难以实现的，即使实现了，也要以较高的失业率为代价，并不合适。所以，保持温和的通货膨胀也就实现了物价稳定。

加速的通货膨胀，是指通货膨胀率较高且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例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的10%以上且每年加剧的通货膨胀就属于加速的通货膨胀。如果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都高达50%以上，这就是超速通货膨胀了。这种通货膨胀会引起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甚至经济的崩溃。玻利维亚在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都出现过这种通货膨胀。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出现过这种通货膨胀。

可预期的通货膨胀，是指人们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的预期值与实际值）相一致的通货膨胀。如果人们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不一致，这种通货膨胀率就是不可预期的。可预期的通货膨胀发生时会引起人们把手中持有的现金存入银行，等到通货膨胀率降低后再取出来使用。这就使得人们要多往银行跑几次，这种影响被形象地说成要“多磨一点鞋底”，所以称之为“皮鞋成本”。

在经济发展中长期保持温和的通货膨胀，使得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造就了新加坡经济的繁荣。

在这种通货膨胀发生时，如果实行工资指数化，即随通货膨胀率调整名义工资，还会产生通货膨胀税，因为这时起征点和税率都是按名义工资调整的。例如，起征点为l000元，1000元以上部分按10%征收所得税。名义工资为1000元时不缴税。如果发生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为10%，名义工资调整为1100元，这时超过l000元的100元征收10%的税，即10元。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10元，这10元被政府以通货膨胀的形式拿走了，所以称其为通货膨胀税。可预期的通货膨胀尽管有这些不利影响，但总体上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并不大。因此，人们可以根据通货膨胀预期值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抵消这些影响。

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通常指加速的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大于预期值，对工人和企业而言，则工人受害而企业获益，因为这使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而企业的实际利润增加。

曾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有某种刺激作用。而且，如果想利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将使通货膨胀失控，甚至会引起超速通货膨胀，使经济崩溃。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根廷一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年通胀率平均达到450%，尤其是在1990年初之前的12个月内其通胀率更是飙升至20000%。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就只是避免通胀吞噬一切。作家V.S.奈保尔曾经访问了阿根廷，与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幸存者、阿根廷商人约格进行了一番耐人寻味的交谈。约格告诉奈保尔：

“通胀使你终日战战兢兢。我们公司所在的产业只能给你4到5天的赊账；否则，在这样的通胀下，流动资本就会被扼杀。通胀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人们不再关心生产力乃至技术，而所有进步的秘密全在于生产力。但是，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力的年增长不可能超过3%—4%。而在我国这样的通胀下，只要你知道应该在何时何地进行投资，那么一日之内你就可以赚取10%的利润（当然是名义回报而已）……保护你的流动资产比保护包括技术在内的长期目标更重要，尽管你希望两者兼顾。”

他接着说：“这是通胀的不可避免的恶果，即货币疾病。你的钱分崩离析，就像癌症一样。”

他谈到人们害怕通胀时，悲哀地说：“你得过且过。当通胀率超过每天1%，你别无选择。你放弃计划，只要可以支撑到周末就会感到满足。然后我就会待在贝尔格拉诺的公寓里阅读有关古代板球比赛的书籍。”

延伸阅读

货币主义的由来

货币主义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古典经济学中的货币数量说。其核心论点是：物价水平的高低和货币价值的大小是由一国的货币数量决定的，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变化，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变化。“货币数量说”是古典经济学中很有代表性的理论，如休谟、李嘉图和约翰·穆勒都是典型的“货币数量论”者。

“人均而言，目前我们比1975年贫穷25%。真正的受害者是你看不见的穷人、老人和年轻人。他们被赶出大型火车站……那些人是阿根廷生活中的游民和弃儿，像大海的浪花。”

可喜的是，1989年卡洛斯·梅内姆当选阿根廷总统后，阿根廷的加速通货膨胀终于出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机。他宣布了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反通货膨胀的计划。此外，他还支持许多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包括在1991年初任命由哈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多明戈·卡瓦洛为经济部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胀这匹脱缰的野马终于被降伏，通货膨胀率降为每年30%左右，真实GDP的年均增长达5%，比约格的想象要好得多。因此，现在许多国家都把稳定物价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