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的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相综合，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的经济理论体系，即“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并居于“正统派”的地位，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发展的加快，经济危机也更加频繁，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尖锐，改革制度的呼声甚嚣尘上。面对西方世界所存在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却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更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以加尔布雷思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应运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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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学派形成于20世纪中期，它一方面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以制度分析、结构分析为标志，并主张在资本主义现存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政治经济条件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加尔布雷思、博尔丁、瑞典的缪尔达尔等。

加尔布雷思是足以令所有在世的经济学家相形见绌的知名人士。他是哈佛大学教授，民主党领袖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讲演稿撰写人，肯尼迪家族的朋友和肯尼迪总统的私人顾问。他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主席，《花花公子》杂志和《纽约时报》的投稿人，小说家，大众化的学者，妙语连珠被广为引用的才智之士和有史以来身材最高的经济学家（6英尺8英寸）。弗里德曼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抵消加尔布雷思的系列片《不确定的年代》，然而，虽然可以说前者是更好的电视片，但是它吸引的电视观众较少。

这幅壁画反映了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许多人没有社会保险，无家可归，而富人却花越来越多的钱消费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08年出生于加拿大的一个农场主家庭，早年在加拿大就学，1931年毕业于加拿大安大略农学院，获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到美国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研究农业经济，1933年获硕士学位，次年获博士学位。在伯克利，加尔布雷思研读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学习了凡勃伦的著作。凯恩斯的思想曾对青年加尔布雷思有一定的影响。1934年，加尔布雷思到哈佛大学任讲师；讲授农业经济学。在那里他结识了约瑟夫·肯尼迪及其弟弟约翰·肯尼迪（196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同肯尼迪兄弟的交往与加尔布雷思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活动有一定的关系。他后来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幸福》杂志编辑、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2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从1949年起，他一直任哈佛大学教授，1975年退休。加尔布雪思是当代最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他从理论上探讨了前人未曾注意到或绝少涉及的“工业化以后社会”的问题，创立了他的制度经济学理论。

早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一书中，他就论述过要关心“公共目标”的思想。书中的“私人丰裕”与“公共贫困”的对比立即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使这部著作实际上成了当年的非小说类畅销书。加尔布雷思认为，富裕使现代消费者感到餍足，他们越来越容易受到广告和推销术的影响而产生对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的需求。但是，经济学家仍然把这样一些人为的趣味和偏好当做消费者自行产生的东西，从而抹煞消费者主权实际上已被生产者主权所取代这样一个事实。可是，对于那些富裕社会越来越需要的重要公共事业（道路、学校、博物馆、低价住房、警察等）却因财政拮据而无法建设。结果，出现了一个私人丰裕和公共贫困并存的社会。这本书像一枚炸弹，它标志着反经济增长运动的开始，引起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向贫穷开战”和保护生态的运动。迄今为止，这部著作依然是现代经济学家最广泛阅读的书。

延伸阅读

环境污染——经济增长的“恶果”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在经济生产活动过程中对水、空气、土壤、动植物等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人类也在吞食自己造就恶果。

1930年12月初，比利时马斯河谷地带的炼钢、炼焦、化肥等工厂排放出的有害气体导致60多人死亡。

1936年开发石油以来，洛杉矶的汽车数量剧增，排放出大量有害气体，导致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死亡400多人。

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预计有千人受辐射致癌，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20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疯牛病，更是对人们的生命造成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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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本

塞缪尔·亨延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认为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国家间的对立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在互相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利用各种综合手段达到目的。这本书是对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动力的深刻而有力的分析，是十几年来最富有争议的著作之一。

1973年，加尔布雷思出版了《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这本书被看成是加尔布雷思最主要的理论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要关心“公共目标”。他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遇到失业、通货膨胀、贫富不均、经济畸形化、环境污染、城市腐败、道德败坏、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麻烦。关键在于“公共目标”被忽视。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不突出“公共目标”，那么任何旨在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措施都无济于事。

加尔布雷思对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商品生产得越多，就越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经济增长论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商品生产并非越多越好，香烟生产得越多，得癌症的人也越多；酒类生产得越多，动脉硬化的人也越多；汽车生产得越多，则交通事故越多，空气和环境污染也越厉害。加尔布雷思写道：“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损害。发电厂对空气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氖对视力的影响，制钢厂对附近湖泊的影响，跟在后面汽车对肺部的影响……造纸厂也不能推卸它的责任，而汽车主对于汽车的使用所产生的一般后果尽可以表示遗憾，却不存在个人责任感，因为他个人在总的损害中所增加的一份是微不足道的”。经济增长使环境不断遭到污染，从而使公众利益受到侵害，而个人消费品的增加也同样带来了新的问题。“商品的拥有和消费超过某一限度时，除非把由此而来的辛劳转移给别人，否则就会变成累赘。例如，食品越来越细或者越来越富有异国风味，但是，要有人代为备办消费才会变成一种真正的享受。否则，除了别的偏好以外，单是由此所花费的时间，就会使食用的乐趣渐灭无余。”“显得奇妙的是，家庭的收入愈多，除个别仍然雇佣仆役者外，妇女充当奴婢的任务就愈加艰巨。”总之，“许多种商品生产的增长并与社会的目标一致。”加尔布雷思的这一观点被称为“增长价值怀疑论”。他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这种问题和严重危机都是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

从这一是非善恶标准出发，加尔布雷思提倡“信念的解放”，要人们摆脱当前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对政策目标的解释以及公司高级经理们和政府官员们对“经济增长”的宣传影响，使人们从一切错误的信念下“解放”出来，重新树立对“人生”的看法，选择“生活的道路”，确定应当值得争取的“目标”。并把“信念的解放”看做他整个社会改革计划的最重要的起点。

现代许多国家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以环境作为代价。图为遭到破坏的原始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