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集序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多次提及李煜、周邦彦等人的名作，他不断品评这些人的词作，还曾为这些大家的词集写过序记。在这些序记当中，不但带有王国维的精湛点评，也有他对词集版本的溯源，还有阅读时应当注意的问题的提示。借此，读者可以在进行扩展阅读时，对其内容有更进一步的把握。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虞美人》

《南唐二主词》跋

右南词本《南唐二主词》，与常熟毛氏所钞、无锡侯氏所刻，同出一源。犹是南宋初辑本。殆即《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宋长沙书肆所刊行者也。直斋云：“卷首四阕《应天长》、《望远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尝书之墨迹，在盱江晁氏。”今此本正同。又注中引曹功显节度、孟郡王、曾端伯诸人。案功显。曹勋字。《宋史》勋本传，以绍兴二十九年拜昭信军节度使，孝宗朝加太尉提举皇城司开府仪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赠少保。又《外戚传》，孟忠厚以绍兴七年封信安郡王，绍兴二十七年卒。曾端伯慥亦绍兴时人。以此教条推之，则编辑者当在绍兴之季。曹功显已拜节度之后，未加太尉之前也。且半从真迹编录，尤为可据。故如式写录。另为《补遗》及《校勘记》附后，诸本得失，览者当自得之。

●李煜

《片玉词》“玉带”考证

曩读周清真《片玉词》“诉衷情”一阕（《片玉集》、《清真集》均不载）曰：“当时选舞万人长，玉带小排方，喧传京国声价，年少最无量。”按：排方、玉带乃宋时乘舆之服。岳倦翁《媿郯录》（十二）：“国朝服带之制：乘舆，东宫以玉，大臣以金，勋旧间赐以玉，其次，则犀、则角。此不易之制。考之典故，玉带乘舆以排方，东宫不佩鱼，亲王佩玉鱼，大臣勋旧佩金鱼。”《石林燕语》（七）亦云：“国朝亲王皆服金带，元丰中官制行，上欲宠嘉、岐二王，乃诏赐方团玉带，着为朝仪。先是，乘舆玉带皆排方，故以方团别之。二王力辞，乞宝藏于家而不服用，不许，乃请加佩金鱼，遂诏以玉鱼赐之。亲王玉带佩玉鱼，自此始。故事，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然熙宁中收复熙河，神宗特解所系带赐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贺。荆公力辞，久之。不从，上待服而后追班，不得已，受诏，次日即释去。（维案《临川集》卷十八《荆公赐玉带谢表》末云：‘退藏唯谨知燕及于云来。’知释去之说不妄。）大观中，收复青唐，以熙河故事，复赐蔡鲁公，而用排方。时公已进太师，上以为三师礼当异，特许施于公服。辞，乃乞琢为方团。既以为未安，或诵韩退之‘玉带垂金鱼’之诗礼，告以请，因加佩金鱼。”（《铁围山丛谈》、《挥麈前录》所记略同。）则排方玉带实乘舆之制，臣下未有敢服者也。且宋时臣下受玉带之赐者，可以指数。太祖时，则有李彝兴、符彦卿、王审琦、石保吉。英宗时，则有王守约。（保吉、守约均以主婿赐。）神宗时，则有王安石、嘉岐二王。徽宗时，则有蔡京、何执中、郑居中、王黼、蔡攸、童贯、赵仲忽。钦宗时，则有李纲。（上皇所赐）南宋得赐者，文臣则有张浚，秦桧、史浩、史弥远、郑清之、贾似道；宗室则有居广、士輵、伯圭、师揆、师弥；勋臣则有刘光世、张俊、杨存中、吴璘；外戚则有吴益、谢渊、杨次山（何执中以下五人赐玉带事，见《石林燕语》。）史弥远赵师揆见《四朝闻见录》。

●贾似道半闲堂斗蟋蟀

贾似道师弥见《癸辛杂志》。余见《宋史》本传及《玉海卷》八十六）此外罕闻。唯《太祖纪》载：建隆元年正月以犀玉带遍赐宰相、枢密使及诸军列校。此行佐命之赏，未可据为典要。又《梦溪笔谈》（二十二）云：“丁晋公从车驾巡幸，礼成，有诏赐辅臣玉带。时辅臣八人，行在祗候库，只有七带，尚衣有带，谓之比玉，价直（值）数百万，上欲以赐辅臣，以足其数。”《容斋随笔》（四）：“驳之曰：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太山，四年幸河中，丁谓皆为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谓始以参知政事从，时辅臣六人，王旦、向敏中为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为枢密使，皆在谓上，谓之下尚有枢密副使马知节，即不与此说合，且既为玉带，而又名比玉，尤可笑。”洪氏之言如此。案《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二年五月癸亥以封禅庆成，赐宗室辅臣袭衣金带器币，不云玉带。《旧闻证误》（四）引某书谓真宗尝遍以玉带赐两府大臣，盖亦袭《笔谈》之误。夫以乘舆御服大臣所不得赐，宰相亲王所不敢服，僭侈如蔡京犹必琢为方团，加以金鱼而后敢用。何物倡优，乃以此自炫于万人之中。此事诚不可解，盖尝参互而得其说焉。《宋史·舆服志》：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奏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旧闻证误》（四）引《庆元令》云：“诸带三品以上得服玉，臣寮在京者不得施于公服。”盖宋时便服并无禁令，故东坡曾以玉带施元长老，有诗见集中。（《东坡集》十四）其二曰：“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真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味其诗意，不独东坡可服，似了元亦可服矣。至顺《镇江志》（十九）载此事云：“公便服入方丈。”又云：“师急呼侍者收公所许玉带。”则为便服束带之证。东坡赠陈季常《临江仙》词云：“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亦其一证。陈后山《谈丛》（后山集十九）亦云：“都市大贾赵氏，世居货宝，言玉带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耳，美玉盖不琢也。比岁杭、扬二州化洛石为假带，色如瑾瑜，然可辨者，以其有光也。”观此，知宋时上下便服通用玉带，故人能辨之，漫至倡优，服饰上僣乘舆，虽云细事，亦可见哲、徽以后政刑之失矣。

曩作《清真先生遗事》，颇辨《贵耳集·浩然斋雅谈记》李师师事之妄。今得李师师金带一事，见于当时公牍，当为实事。案《三朝北盟会编》（三十）：“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圣旨，应有官无官诸色人曾经赐金带，各据前项所赐条数自陈纳官，如敢隐蔽，许人告犯，重行断遣。后有尚书省指挥云：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曾经祗候倡优之家，（中略）曾经赐金带者，并行陈纳，当时名器之滥如是，则玉带排方亦何足为怪。颇疑此词或为师师作矣，然当时制度之紊，实出意外。《老学庵笔记》（一）言：“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入宫，辄得金带关子。得者旋填姓名卖之，价五百千。虽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腊破钱唐时，太守客次有服金腰带者数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时谚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天下朱家坏。’然则徽宗南狩时，尽以太宗时紫云楼金带赐蔡攸、童贯等。”（见《铁围山丛谈》六）更不足道。以公服而犹若是，则便服之僣侈更何待言！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殆谓是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