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贫穷国家是否真能通过上述途径追赶富裕国家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就得拥有复杂的资本商品。但贫穷国家一开始技术十分落后，没有能力自行生产这类资本商品，因此必须依赖进口。但它们是否有能力进口本国需要的资本商品？它们用什么交换这些商品？要想进口别国的商品，就得出口本国的盈余商品，但根据贫穷的定义，我们知道这些国家手头的盈余非常有限。就算它们能够产生一些盈余，能向它们出口资本商品的国家对这些盈余商品有需求吗？就算有需求，这种需求够不够高？是否足以创造有利的交易条件？有什么东西是贫困国家能够生产，富裕国家又恰好想要的？许多人想到的第一个答案恐怕是“原材料”。然而，贫困国家必须拥有充分数量的矿产或其他原材料，这些原材料还必须在国外有充分的需求，才能为贫困国家带来足够的进口收入用于购买外国的新资本商品。事实上满足上述条件的贫困国家很少。即便拥有自然资源，许多贫困国家也因缺乏知识和设备而无法以较低的成本开采这些资源；因为开采成本过高，这些国家无法将原材料销往国外获利。

外国投资因此有了用武之地。·外国投资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借钱给贫困国家，贫困国家用这笔资金购买它们想要的资本设备。这件事情办得成吗？如果这种投资项目的预期回报率（根据风险调整后）超过其他投资项目的预期回报率，这事就办得成。试图追赶富裕国家的贫困国家有可能以极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因此这些贫困国家的投资项目可以有很高的回报率。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项目的风险也很高。投资经济欠发达地区本来就伴随很高的常规风险。能否找到其他配套资源又是一重额外的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还得考虑政治不稳定带来的风险。

许多人自发地对外国投资者（尤其是对贫困国家进行投资的外国投资者）抱有敌意，这是上述政治风险的来源之一。人们常常认为，投资者之所以能获得回报是因为他们“抽干”了贫困国家的资源，若是投资者来自富裕国家，这种敌意会更加强烈。此种民意很容易让政府改变游戏规则，靠政策没收外国投资者的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因为知晓这种政治风险的存在，个人和企业投资者更加不愿意将资本投入贫困国家，除非他们可以与当地政府达成一些降低风险的额外协议！独裁政府或寡头政府常常愿意帮助外国投资者打压民众的不满，甚至愿意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特权，前提是外国投资者得把投资回报拿出来与合适的政府官员分享。有时贫困国家确实能够创造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往往流入少数特权阶级的口袋，而不能给大部分民众带来显著的实惠，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说到的这条。

贫穷国家没有能力从内部产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如果没有很高的预期回报，外国投资者也不愿意提供这种资本；外国投资者和贫穷国家的政府之间有时还会形成腐败关系。这三重理由促使许多人呼吁富裕国家的政府（而不是私人和私营企业）对贫穷国家进行投资。·外国援助但是，这样做同样会产生问题。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的政府有什么理由对贫困国家进行投资？政府以慈善冲动为理由出台政策合理吗？政府是否真的有慈善冲动？如果政府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慈善目的，这种说法背后的实质动机究竟是什么？贫穷国家实际上要付出的交换条件是什么？一个国家提供援助，另一个国家接受援助，前者的政府官员想从后者的政府官员那里获得什么东西？如果提供援助以后隐性或显性的交换条件未被满足，提供援助的富裕国家（通常也是较强大的国家）会怎么做？如果一国政府对另一国政府提供援助，援助国最终难道不会干涉被援助国的内政吗？

有些人认为，上述问题都可以解决：解决方案是让国际代理机构负责对贫困国家发放外国援助。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必要认真检视一下这类国际代理机构（比如世界银行）过去的表现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国际代理机构并不能完全绕过政府对政府提供援助时面临的困难和困境。除了以上问题外，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政府是控制投资去向的最佳机构吗？收到外国援助的资源或借到外国提供的低息贷款以后，贫困国家的政府如何分配这些资源或资金？受援助国的政府能把资本分配给资本利用效率最高的机构吗？政府如何知道哪些机构能最高效地利用资本？如何保证这个分配过程中不出现腐败现象？此类项目常常有浪费和腐败现象，这让富裕国家的公民对外国援助项目十分戒备。而在民主国家中，民众的疑虑本身就足以令此类项目缩水了。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球化今天，有些人坚持国际化只会让富裕国家变得更富裕，贫困国家变得更贫困。但他们必须解释一个问题：过去（甚至不久前的过去）的情况明明不是这样，为什么他们认为未来的情况会是这样？不管是主动选择隔离还是被动接受隔离，与世界经济系统隔离的国家并未出现显著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如果还有人不相信国际分工能为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创造财富，那么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地区的例子应该足以打消这方面的疑虑。两地面积都极小，周围环境也不友好，而且几乎完全没有人们通常称为自然资源的东西；然而两地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这正是因为它们全身心地投入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洪流。

此前我们提出过这样一种担忧：如果一国政府对另一国政府提供援助，那么前者可能会干涉后者的内政。其实我们应该把这种担忧与另一种担忧放在一起权衡：援助国会不会完全不干预被援助国的事务？事实上，许多被援助国并不能利用外国援助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有时外国援助甚至可能降低被援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外国资本援助怎么会降低被援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呢？你可能会想：最多也就是钱打了水漂，什么效果都没有吧。但是来自外国的资本援助几乎一定会和国内的资源混在一起使用，这些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和国内的资本；如果没有外国援助，这些资源本来可能会被用在其他地方。因此，如果把来自外国的援助资金用在无用的项目上，援助反而会对该国的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外国援助如何损害贫穷国家？这里所说的“无用的项目”是指不能为经济增长做贡献的项目，比如：修建一条通往统治者的乡村别墅的四车道高速公路；修建一个全国性的机场，主要用途是运送政客和官员去阿尔卑斯山度假；或者修建一个看起来很雄伟，却既不能发电也不能提供灌溉用水的水坝。利用外国援助资金的机会成本并不是零。

外国援助有时会支持坏的政府，这类政府的施政目标是令一小群特权阶级致富或保住统治阶级的权力，这种政策可能反而会拖累全国的经济增长。只要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你就会意识到事实上政府对政府的援助就是援助国在干涉被援助国的内政。假如你还想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不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想推翻独裁政府的人会如何看待外国对独裁统治者的援助？想通这一点以后，问题就不再是“提供援助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是否应该干涉贫穷国家的内政”，而是“提供援助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该如何干涉贫穷国家的内政”。如果援助的目标是帮助被援助国的民众脱贫，那么国际援助应该流向贫困人口多、经济政策良好的国家[2]。在特定的情况下，怎样的经济政策才是最优的经济政策？对于这个问题肯定还存在争论的空间，但对哪些做法有效、哪些做法无效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最本质的问题并不是无知，而是在掌权者明确知道应该怎么做时如何以合适的政治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做正确的事。

与来自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官员的援助相比，私营投资往往能更好地促进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原因有如下几点。·私人投资首先，私营投资往往与知道如何使用这些资金的人同时进入贫困国家。更重要的是，私营投资者迫切希望促成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投资才能产生利润（至少在私营投资者不与当地官员结成腐败关系的时候是这样的）。有些项目看上去很厉害，但实际创造的价值还不如其消耗的资源多。私营投资者不会对这类项目感兴趣。他们会努力监督，确保借出去的资本能被高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