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关于如何使用资源的决策最终都基于决策者的预期。个人和家庭先判断各种选择能给他们带来的预期收益的相对价值，然后决定把手头的收入用于消费还是投资。如果决定投资，他们又要在不同的投资机会中做选择，此时他们不仅考虑预期回报率，还考虑预期回报出现的概率高低。担心投资被强征或没收的人会选择强征或没收风险较低的投资，即使这些投资的回报率低于容易被强征或没收的项目。怀疑自己的政权岌岌可危的独裁者会把资产转进瑞士的银行账户。在国内被歧视的少数人群会投资珠宝或其他容易携带的财物。最容易携带的财富是人力资本，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少数族裔常常教育水平远超本地人。当然，即使人力资本也可能被强征或没收，有时政府禁止某些人从事某种职业，此举事实上剥夺了这些人通过学习训练获得的人力资本。

人们做投资决策时要考虑回报，这里的回报是未来的回报。只要认清这一点，便会认识到人们的时间偏好率也会影响他们的消费和投资决策。有些人会给未来的事件打很大的折扣，这种人属于“活在当下”型，与投资相比他们更偏爱消费，因此他们事实上选择未来接受较低的收入以换取现在的消费。另一种人给未来的事件打的折扣较小，他们更愿意放弃现在的消费以便未来获得更高的消费能力，这种人会在年轻时大量投资，以保证自己在中老年时有较高的预期收入。以上情况说明一个有趣的结论：人们会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自己的终身收入曲线。

另一个有趣的结论是：有时我们无法仅根据两个人的当前收入判断谁的收入更高。一个前途大好、今年就要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可能年收入是一个很大的负数。另一位与他同龄的半熟练工人每年赚20000美元。学生真的比工人更穷吗？要谈谁的收入高，应该比较的是终身收入。医学院的学生选择学医时比较过不同职业的收入，当时他考虑的正是终身收入。当政策制定者评估某种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平等时，他也应该以终身收入为考量。当然，我们能一眼看到当前收入对人的影响，却不那么容易看清终身收入对人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总是同时犯两个错误：一是高估学生的贫困程度，二是高估已经工作了的人的财富水平。但这两个错误并不一定会互相抵消。如果公共政策制定者继续犯这两个错误，就会把财富从中老年人向年轻人转移。这样做会拉低预期回报率，降低人们青年时代的投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