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主张以宪法修正案强制要求联邦政府保持预算平衡，主要出发点是他们相信政治对经济的控制本身就应该受到限制。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然而，即使这项宪法修正案真能出台并获得批准，保持预算平衡仍会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读者应该注意，政府预算是一种预测，而不是一项命令。国会起草预算时预计政府未来将获得一定数目的收入，同时批准未来的一些具体项目。但是，没有人能完全准确地预测未来，有时实际结果甚至与预期相去甚远。因此，如果法律要求联邦政府必须每年都保持收支平衡，政府有时便不得不突然对税率和支出进行大幅调整，此种行为很可能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而且，就算有了必须保持预算平衡的法律限制，国会和总统仍然可以操纵转移支付、政府采购和税法变化的时机与分配方式。他们会选择有利于自己连任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会加大全国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宪法修正案强制要求美国政府保持预算平衡面临重重困难。

我们不应该指望凡人像天使一样无私，但我们同样不应该指望某个包治百病的药方为我们创造奇迹。据说，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给我一个稳定的支点，我就可以撬起地球。对于那些操心经济问题的人来说，这种阿基米德式的古典观念很有吸引力。“所有问题都必须有一个解决方案。如果经济不能正常运行，我们就得强迫政府把它修好。如果政府不能正常运行，我们就得修订宪法。如果不能修订宪法，我们就必须启动一项宏大的教育运动。如果教育也不管用，我们就得让政府把整个学校系统彻底改革一番。”如果能找到一个稳定的支点，阿基米德就能撬起整个社会，将其移动到合适的位置上，然而这样的支点是不存在的。

经济的运转、政府的运转以及其他所有社会制度的运转最终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达成协作。早在第1章的第1页上，我们就已经指出，大部分人甚至无法认识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多少伟大的方式成功协作。社会就像汽车引擎一样，只有在坏了的时候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汽车引擎运转良好时，我们根本不会去关注它，我们会把注意力都放在窗外的风景和前面的道路上。同样的原因，在社会运行良好时，我们也不会去关注社会协作达成的机制，因此我们常常认识不到社会协作究竟如何达成，也没发现我们有多么依赖平稳、持续的社会协作过程。正因如此，我们才常常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通过某种简单的修补就能让社会运行得更好。

生产和就业都会发生周期性的波动，自从富裕的工业化经济系统诞生以来，这种现象就一直存在。在自由商业系统中，决策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人能够准确地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或将要做什么，大部分交易是通过金钱这种媒介完成的。一定程度的不稳定似乎是这种系统的内在属性。一些人支持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这种属性证明“自由商业系统”（他们通常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系统”）必须被废除。另一些人支持凯恩斯的观点，认为适当的政府干预措施可以降低自由商业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保住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与任何其他制度相比都具有可观的优越性，是一种值得保护的制度。还有一些人认为，只要政府建立一套合理的规则系统来控制政府和银行系统的行为，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就会比过去大大降低，不管从政治角度看还是从社会角度看，改进后的不稳定程度都是可以接受的。

对这些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当供求关系变化时，物价能够多快、多平稳地调整？当物价变化释放出新的信息时，资源能够多快、多平稳地流动？实证和理论研究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但就算抱着这样的希望，我们也必须承认：为此类宏大问题找到人人满意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探求这些答案的过程中，事实和想象混在一起，逻辑和愿望搅作一团。哪些东西是理想的？哪些东西是可能的？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微妙地影响着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判断。如果能就“我们希望经济如何运转”达成共识，也许在“经济究竟如何运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就会变得容易一些。然而我们没有办法就前一个问题达成共识，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已经找到最佳解答，我们只能继续讨论下去。